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哲学意蕴

探究我国军事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其哲学的基本内核，同时也是关于继承与创新的哲学。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既是继承，又是创新。辩证法的本质体现在它的创造性维度，亦即创造性的前进。因此，它也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哲学基础。首先，理论维度的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在创立哲学理论的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无产阶级军事理论，为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南。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创立的过程中，通过对军事历史、特别是对当时欧洲各国军队现状的研究，对既有的军事理论展开了分析与批判，创造了崭新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重要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充分体现在他们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理论研究上。当时的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都提出了积极防御的观点，但都是在战术层面，而非战略方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些观点有所继承，但更重要的是创新，使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有了创造性的发展。经典作家提出，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进程中采取的攻势行动;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就理论的意义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在军事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他们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既包括对以前错误的或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军事理论和观点的抛弃，也包括对不太完善和成熟的军事思想和学说的补充和修正。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通过辩证的继承与创新，都必将实现理论的与时俱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发展规律。其次，实践维度的继承与创新。我军自诞生之日起，一直都在军事实践中独立探索与创新，并发展出一套特有的战略战术，比如，长期奉行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是在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军事实践时提出，全部红军作战原则就是积极防御，它是根据当时中国军事实践中存在的敌强我弱的斗争特点和“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形式形成的。在创新的军事原则指导下，红军多次打败敌人的进攻，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强者。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践出发，遵循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造性地把积极防御由具体作战原则上升为战略指导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的战略原则，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指导理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政治学意蕴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充满着时代的精神，时代性是它的本质特征之一，而与时俱进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题中之意。把“时代”作为政治学概念来运用，并产生时代理论的第一人应该是列宁。列宁认为，时代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斗争中，首先解决建党的问题，即建设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由党来领导人民进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把军队建设问题放在首位。在建军的过程中，根据时代的新特点，列宁又提出，新建的红军必须由布尔什维克党来领导，党的领导是坚持建军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显而易见，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军事实践的时代性结合在一起，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从政治学的维度来观照，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就是在积极回应时代的挑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创新的着重点在于时代性。时代是一个客观实在的范畴，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人们只能认识它、运用它，而不能无视它、违背它。任何军事理论都必须与时代的发展保持一致。遵循这个政治逻辑，军队建设就会向前发展、向更高级阶段进化。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与时俱进地发现问题和正确地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代，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军事实践相结合，找到了解决时代课题的途径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革命战争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军事斗争模式;另一方面又独立地依据中国军事斗争的实践，创造性地走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解决了当时中国军事斗争的紧要课题。通过继承与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军事实践的科学结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即毛泽东军事思想。新时期以来，党在不同阶段相继产生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这些创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是在新的时代探索与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未来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的根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当代中国军事实践的科学结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亦即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军事学意蕴军事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中最为频繁的一个领域，各种创新的军事理论层出不穷。正是由于军事科学这种特性，导致军事指导理论从实践中来，又要返回到实践中去，才能科学地引领军队建设的发展。新时期以来，就党的军事指导理论而言，与时俱进鲜明地表现在军事科学的价值上—对军事实践活动予以引领。首先，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中国军事实践密切相联，具有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军事实践实施理论创新，旨在解决中国军事实践中的问题，形成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并服务于当代新的军事实践。这其中，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对当代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军队建设理论，揭示了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规律，实现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因此，它是新时期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开创之作。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主要针对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和信息技术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围绕打得赢不变质这一历史课题，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施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地推进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主要依据国防和军队建设时空环境的新变化，科学地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军队的历史使命，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它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新篇章。纵观新时期不同阶段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成果，它们既是一脉相承的理论篇章，又是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传承和创新。其次，与时俱进的军事指导理论具有引领和推动军事实践发展的军事学价值。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是否具有科学的价值，究其实质，就在于是否具有指导军事实践的功能，引领和推动军队建设迈上新的台阶。我军80多年来的光辉历程就是有力的科学实证：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引领和指导下，能够由反“围剿”作战模式发展到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再到大规模战略决战，军队建设理论适应了革命战争实践的需要;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军队能够从战争状态转变到保卫国家建设的需要上来。在新时期，我军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引领和指导下，实施转变，从着眼打大规模战争的临战状态，调整到和平年代建设的发展道路上来;当世界范围新军事变革兴起，军队建设的时空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军再次主动转变，把军队建设的基点放在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实施科技强军和质量建军，主动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着眼履行新的使命，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引领和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集中反映了当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军事实践的发展是不断向前的，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对军事实践的引领也是与时俱进的。再次，面对新的军事实践，注重运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成果不断开拓军队建设新局面。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军事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与日俱增，军事任务的多样性拓展深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需要创造新的融合机制，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面临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军事斗争准备任务异常艰巨，这就使得军队建设面临着尖锐矛盾和复杂困境。如何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快又好地科学发展，需要我们正确运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并在实践中坚决贯彻执行，才能保证国防和军队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军队的建设事业才能与时俱进地科学发展。(作者分别为重庆通信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教授、大校;后勤工程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教授、大校)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况。不同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军事思想。同一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军事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也有区别。军事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军事思想以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时代性、明显的继承性和广泛的通用性为特征，是各种军事理论、军事原则的理论基础，对军队建设、作战行动和国防建设起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其作用表现在：军事思想为认识军事问题提供基本观点；.军事思想为进行军事预测提供思想方法；军事思想为从事各项军事实践活动提供全局性指导。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其哲学的基本内核，同时也是关于继承与创新的哲学。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既是继承，又是创新。辩证法的本质体现在它的创造性维度，亦即创造性的前进。因此，它也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哲学基础。军事指导理论充满着时代的精神，时代性是它的本质特征之一，而与时俱进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题中之意。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泱泱大国的军事指导思想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从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到毛泽东军事思想，再到邓小平军事理论、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最后知道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无不体现了我国军事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品质。这种与时俱进既包括对以前错误的或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军事理论和观点的抛弃，也包括对不太完善和成熟的军事思想和学说的补充和修正。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通过辩证的继承与创新，都必将实现理论的与时俱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发展规律。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并由此确定了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从秦王朝的建立到前清期，军事理论依旧在发展。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直都在军事实践中独立探索与创新，并发展出一套特有的战略战术，比如，长期奉行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是在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军事实践时提出，全部红军作战原则就是积极防御，它是根据当时中国军事实践中存在的敌强我弱的斗争特点和“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形式形成的。在创新的军事原则指导下，红军多次打败敌人的进攻，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强者。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践出发，遵循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造性地把积极防御由具体作战原则上升为战略指导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的战略原则，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指导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