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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卅”运动“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而且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上海一部分学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上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和支援受难工人的宣传、募捐活动，又被租界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罪逮捕数人。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会议，决定加强对罢工的领导，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定于30日举行反帝示威游行。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2000余人前往南京路公共租界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又被英帝国主义拘捕100余人，进一步激起学生、工人和市民的义愤。于是，近万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要求释放学生，遭英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当场死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时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反帝斗争扩大到各个阶层中去。“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2、瓦窑堡会议瓦窑堡会议是指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秦邦宪、邓发、何克全、李维汉、张浩(林育英)、杨尚昆、王稼祥、彭德怀、郭洪涛等十余人。这次会议，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而召开的。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形势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该怎么办的问题。因此，党的策略任务就在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党内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与工农联合抗日的观点是错误的，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并相应地改变了党的若干政策。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科学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3、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会由陈毅主持。出席会议的代表100多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在于克服由于红四军的组织成分和长期处于艰苦的战斗环境而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原则。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其中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案的核心部分。决议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阶级性质、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政治工作路线；阐明了必须在军内外建立正确的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的政策。古田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全国红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4、北伐战争北伐战争是指1926年到1927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由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形成了统一战线。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明确指出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广东革命势力向北发展。共产党人叶挺领导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第四军独立团是北伐先锋。在各界民众的支持下，北伐军高歌猛进。在战斗中，叶挺独立团战功卓著，所在的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叶挺更是被誉为北伐名将。就在全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北伐胜利进军之时，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面目暴露出来。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窃取。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以及发动工农群众反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为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5、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犯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判，逐一批驳了博古在总结报告中的错误观点，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随后由政治局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从而对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争论作了明确的结论。决议要求红军指战员必须灵活运用这些原则，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会议鉴于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地认识，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问题没有更多的涉及，从而保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共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6、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指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汉口举行的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目的是为了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战略任务。会议由李维汉主持，罗明纳兹首先就会议的意义和《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强调指出：在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党要以革命的方法争取民权，要用军队发展土地革命。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会议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工会运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党和国民党的关系等方面的错误，指出中国革命尚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其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封建主义的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必须用“平民式”的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决定发动群众，举行秋收起义。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了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7、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及时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结束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毛泽东1956年《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宏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强调从调动8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指导思想出发，讨论了加快农业发展的问题。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会议对民主与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的方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主义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会议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进行了科学的评价和论述。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历史的伟大转折载入党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