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建设

1第三讲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长期执政的党。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不断夯实和拓展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在英文中称为legitimacy。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所谓合法性，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的自觉认同和支持。任何执政者都要对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做出种种论证和说明。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系统地论述过合法性理论，他把合法性基础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实际上，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纯粹的传统型、超凡魅力型或法理型合法性基础，多数政权的合法性多是三种类型的混合，但三种合法性配置的比重各有不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在于：（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关于建设理想社会的总体观念和信仰系统，它是维系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的不可缺少的资源，它所具有的价值引导性功能、教育性功能、社会整合性功能以及规范功能，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情感，使社会成员产生坚持关于合法性的信仰和信念，从而赢得社会成员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它的人民性、革命性、真理性和先进性决定了它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感召力和魅力，必然会赢得大量的信仰者和广泛的认同。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必要性、必然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论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建立了新中国而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继续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提供支撑。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宣传机器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和灌输，使社会公众逐步形成、强化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信仰、价值观、道德准则和社会心理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与价值诉求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主流意识形态。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源泉。（2）革命成功的遗产。（3）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1949年至1952年，党领导恢复国民经济取得巨大成就。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国家财政收支平衡，金融物价稳定。从21953年开始全面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到1957年底，计划的各项指标超额完成。“一五”期间基本建设成就显著。工业化建设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以重工业建设为突出重点，建立起一批国民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基础工业，从而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时，这类项目许多是在内地兴办的，这就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矿山设备、重型机械、精密仪表制造和国防军工企业等纷纷建立起来，填补了我国重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快。工业总产值达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21%，比1952年增长128.6%，平均每年增长18%。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1957年的45%。农业生产也有相当增长。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25%，平均增长4.5%。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全国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一五”计划的完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开始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当时访问过中国的一位西方学者评价：“这个国家正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向前迈进，在这方面，这个国家作出的成就，超过了任何其他地方所能做到的一切。”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这种巨大成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有力地维护了党的执政地位。（4）毛泽东的个人魅力。马克斯·韦伯指出，超凡魅力型人物指有创新精神任务具有某种非凡品质，“具有特殊的品质使他超出一般人之上，并被认为是超自然的超人，或者至少具有非凡的特殊才能”。“超凡魅力型”领袖合法性依据有二：一是在社会出现危机和动荡时，他有足够的能力在外部造成影响，从而改变动荡境况，排除危机局面，表现出“扭转乾坤”的智力和勇气；同时也使人们对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发生动摇，转而接受自己创立的信仰体系；二是处于社会和信仰双重危机中的群众本身也有对“圣人临世”的需要，人们出于对摆脱困境的渴望和对美好前景的向往，而对某些具有非凡能力的领袖表现出盲目崇拜和迷信态度。（5）通过一系列卫国战争所培养的民族主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原有合法性基础遭到损害的情况下，开始构建新的合法性基础。三个方面：（1）政绩合法性的确立。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但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的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1990年，他又说：“人民现在为什么还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1992年，在南巡讲话中，他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改革开放29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7%，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20万亿元的大台阶，3扣除价格因素，是1978年的13.3倍，财政收入接近4万亿元。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2006年，我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2006年进出口总额达17607亿美元，比1978年增加84倍。从1978年到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1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3587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6.7%。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稳定的最坚实的基础。（2）意识形态的重构和创新。在修复传统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同时，共产党人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用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为党和政府提供合法性支持；（3）培育法理型权威，并使其成为执政合法性的主导。民主、法治。把具体的绩效、执政者、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分开，使得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更加广泛，党的执政地位更加稳固。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执政党不重视执政能力建设，是丢掉了根本。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新命题，并把它放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六大任务的第二位，这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执政能力建设，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执政党能力建设的内涵、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做了科学的概括。十七大报告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主线，并提出了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的具体任务。（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六项工作中的第二项）1、执政、执政能力、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概念执政，就是执掌政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未使用“执政”一词。《邓小平文选》三卷使用了27次。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出现了150次以上。能力，是指能胜任某项工作的主观条件。党的执政能力，简单地说就是党执掌政权的本领。“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4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执政以后，始终面临和不断探索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它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我们应当从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对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从当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等方面，来充分认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对执政理论认识深化的新成果。我们党半个多世纪的执政经验表明，执政党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保证我们党自身的廉洁而不腐败。执政党如果自身腐败了就会失信于民，不管过去多么强大，有多大功绩，最终是站不住的。再一个是党要有水平、有能力领导国家和社会。执政党如果不能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领导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就不能取信于民，同样也是站不住的。正是基于对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提出了执政党要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并要求党的各方面建设都要落实到实现这两个历史性的课题上来，落实到提高执政能力上来。因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都要通过执政能力体现出来，把实现两大历史性课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执政党建设只有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才能完成两大历史性的课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是我们党对执政理论的新认识、新成果。第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提出的新要求。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世界并不太平，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和平和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使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冷战结束后，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加大了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打压、遏制的力度。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强弱，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一批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了执政地位，其中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内。苏东国家的执政党丧失政权的原因尽管十分复杂，情况各不相同，但很重要的一条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体制僵化，执政能力衰退；执政党不能正确应5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不能有效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脱离群众，失去民心。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东国家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和执政意识，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第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国内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的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肩负的历史任务。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生产力、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不高的基本国情短时期内不会改变。当前，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根据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个阶段,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又是一个社会矛盾凸显时期。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种是正确把握这一时期的特点，适时进行政策调整，经济社会就会继续快速发展：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就会导致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现在我国正进入这个阶段。能否真正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实现三大历史任务，一个极为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能否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能否进一步提高。第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加强我们党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两大转变：一是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二是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