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华教授家庭教育演讲稿

刘良华教授家庭教育演讲稿前言各位，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新父母学校”。这里谈论的“新父母”包括三种人：（1）年轻的没有家庭教育经验的父母；（2）年长的、已有家庭教育经验但需要更新观念的父母；（3）准备做父母的所有人。[i]家庭教育之所以成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因为家庭教育是人的成长的根部和根本。家庭教育是“培根”的教育，如果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孩子在学校就可能会过得比较辛苦，孩子很可能会成为学校的“问题儿童”。家长总是满怀期望又忐忑不安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学校一直在努力“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可是，事实上，学校每天都在让很多孩子掉队，学校每年都在制造大量的“差生”。从来没有哪个校长和教师故意为难孩子，校长和教师接受了家长和社会的委托，他对孩子的成长负有责任。可是，总有一些学生无法适应学校生活。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孩子为什么不适应学校生活？究竟有哪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因素影响孩子的学业成就？第一讲孩子为什么不适应学校生活一、“科尔曼报告”：影响孩子成绩的主要因素不是学校，而是家庭将近一百年以前（1914年），美国的斯特娜夫人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她说：“中国是最早开设学校的国家，尽管如此，他们的文明落后了。这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妇女教育的必要。过去，中国人认为妇女不应受教育，因此，中国大多数妇女是文盲，也不进行家庭教育。受不到母亲教育的国民决不能成为伟大的国民。”[ii]现在看来，这个美国人的猜想并不周全，因为中国妇女受教育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不过，这个猜想有一点是有符合事实的：中国家长普遍愿意把孩子成长的责任推卸给学校。如果孩子的成长出现了问题，家长愿意批评学校的教师，一般不愿意承认那是家长自己的失误。事实上，也并非只有中国家长才犯这样的错误。1966年，美国人科尔曼博士发表一份教育调查报告，这个研究的主题原本是学校教育问题，但它促使美国政府和美国家长开始关注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响。1966年，美国人科尔曼向国会递交了“机会均等调查研究”报告。这就是教育史上著名的“科尔曼报告”。这个调查研究的结果令美国人大吃一惊：在此以前，人们只知道，黑人学生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而且越往后差距越大。科尔曼和大多数人一样，都以为这种差距主要是学校的办学条件而造成的。调查结果却发现，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校舍设施、教师工资等有形条件上的差距，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大。而造成黑人学生学习水平低的原因，主要不是学校的条件，而是学生的家庭背景。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习成绩有很强的相关性。“科尔曼报告”发表后，人们开始从两个方面调整自己对教育的看法：一是重视学校教育质量评估；二是重视孩子在学校教育背后的家庭教育。与“科尔曼报告”的结果类似，2007年，日本人三浦展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阶层是会遗传的：不要让你的孩子跌入“下流社会”。三浦展的调查报告显示了“家长与孩子成绩”的一些微妙关系：孩子的成绩与父亲的阅读量成正比。[iv]成绩好的孩子，母亲比较有条理又有趣。……有条理却也有趣的母亲，比较能养育出成绩好的孩子来。[v]成绩好的孩子，妈妈通常是有计划且动作利落的人。……父亲越认真、越有条理、越有礼貌，孩子成绩就越好。[vi]成绩不理想的孩子，饮食状况也比较混乱。……成绩越差的孩子，越依赖便利店的食物。[vii]三浦展的建议是：“父母能做的就是改善孩子的生活习惯。……要父母突然之间大量增加收入或许不太可能，更不用说突然提高自己的学历。既然如此，身为父母唯一能努力的，就是设法改善孩子的生活习惯。”[viii]孩子的生活习惯将影响孩子的成绩：“成绩越好的孩子，个性越主动，同时比较会运动，朋友也比较多，但成绩越差的孩子，不仅个性较被动，也很不擅长运动，同时朋友也比较少，基本上很爱打电玩。”[ix]孩子的学习习惯其实是孩子的生活习惯的一个部分。孩子如果形成了好的生活习惯，他就比较容易建立好的学习习惯。孩子如果形成了坏的生活习惯，这个坏的生活习惯将影响孩子的学习习惯，影响孩子的学业成绩。谁能够培养孩子的生活习惯？校长能够培养孩子的生活习惯吗？如果校长很难培养所有孩子的生活习惯，教室里的老师能够培养孩子的生活习惯吗？是的，校长和老师的教育方式都会影响孩子的习惯。可是，生活习惯只能在日常生活的生活中才能建立起来。能够对孩子的生活习惯发生深刻的影响的，不是校长，而是家长。如果家长还没有让孩子形成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就把孩子的成长完全交给学校，就会把孩子推向跌跌撞撞的“成长的危险”之中。学校教育多少会影响孩子的性格、智力和身体，但是，对孩子的性格、智力和身体状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学校，而是孩子从父母那里所接受的遗传因子和家庭教育。孩子所接受的遗传因子和家庭教育一直在幕后操纵孩子的学校生活，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永远的背景和永远的底色。表面看来，自从孩子进入幼儿园、小学以后，孩子的大部分“学习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x]其实，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根部，家庭教育是“培根教育”，成功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学校教育的基本前提。[xi]如果家长愿意承认家庭教育的重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家庭教育中，谁来负责孩子的教育？如果父母太忙，能否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托付给孩子的祖父母或保姆？二、成长之痛：把孩子托付给祖父母或保姆的后果2006年，湖南卫视制作了一系列有关孩子成长问题的节目：《变形计》。家长从中可以体察孩子的“成长之痛”以及父母把孩子的教育责任转交给孩子的祖父母或保姆的后果：他就是“变形”的另一位主角，胡耿。这是我们第一次到胡耿家时看到的一幕。看似粗犷的爸爸，在这一刻选择了沉默。他明白，自己这几年来为教育儿子花费的心血都白费了。但他始终想不通，自己把所有的爱给了儿子，可儿子却跟他越走越远。胡耿已经两个月没去学校了。在王老师的眼里，胡耿似乎有着难以说清楚的复杂性格。他经常在上课时大吵大闹，让人忍无可忍。老师只能把他安排在离讲台最近的地方就座。他故意捣乱纪律，引起同学和老师的关注。他也可以带领全班同学赢得全校的广播操和艺术节的一等奖。他可以在上英语课时突然起身就走，也可以在他喜欢的美术课上追着老师问个不停。他的学习成绩并不是最差的，尽管每年他都要在学校失踪一段时间。去年年初，尊重胡耿的意愿，老胡给他办了休学手续，送他去了衡山一家武术学校。结果，一个月后，儿子受不了学校的苦，逃回来了。他在学校学到的几手三脚猫功夫成了对抗父亲的砝码。胡耿说：“反正，你打我，我会还手。你不要讲别的，怕你这么多年了我还怕啊？”老胡一再退让，一再宽容，一再尊重，胡耿却倍加反感，毫不领情。他开始了和老胡的“冷战”。不正眼看老胡，不和老胡说话，不和老胡一个桌子吃饭。老胡在客厅，他就进卧室。最后发展到不愿意回家。胡耿说：“我对我爸特别恨。我就是恨他。我就是恨我爸爸。”胡耿妈妈说：“我现在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他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是什么原因。我现在这里也正在寻找。”[xii]这个录像的片断提出了两个问题：孩子为什么拒绝学校？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和父母在一起？让我们接着察看这份录像后面的信息：远离长沙45公里的乡下外婆家是胡耿逃离父母快乐嬉戏的天堂。在山后的老屋，胡耿和外公外婆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五年。老屋墙角的蚂蚁和后院的桔子是他最好的玩伴。他的另一个乐趣，就是折腾那台可怜的电视机。对外孙的不务正业，耿直的外公经常火冒三丈：“他说要到社会上去当混混。当混混就要受法律制裁。别人一脚能把你踢一丈远。”外公的苦心劝告根本无济于事。利用从小外婆对自己的有求必应，胡耿常会从外婆那里蹭来两块钱，在小镇上唯一的网吧里，疯狂地执迷于卡丁车游戏和QQ聊天。[xiii]这样看来，孩子不适应学校生活并逃离学校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孩子的外公外婆的教育方式有关。孩子的父母太忙，他们把孩子移交给孩子的祖父母。他们的设想是：孩子太小，只要长身体就行，还没有到学习的年龄。等孩子长大一些，长到了要上学的年龄，再把孩子接回来。他们不知道，孩子从0岁开始，就已经进入“非正式学习”的年龄。孩子在入学之前，家长必须为他们提供相关的训练，让他们为入学做足够的准备。如果孩子在入学之前没有建立相关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那么，从孩子进入学校的那一天开始，他就随时处于成长的危险之中。遗憾的是，孩子的父母太忙。父母们似乎并不认为需要为孩子提供入学之前的训练和准备。他们不承认在孩子入学之前需要为孩子的成长付出艰难的家庭教育，他们以为把孩子移交给孩子的祖父母就可以“万事大吉”。中国的父母太忙，这是一个事实。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的绝大部分父母都处于各种形式的奔波之中。父母们要么在为谋生而奔波，要么在为更多的金钱或更高的权力、更宏大的事业而奔波。还有少数父母在为婚外恋或离婚而奔波。这些父母很少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些父母愿意为了孩子的成长回到家庭，但全职妈妈或全职爸爸只是一些特例，没有普遍意义。目前看来，主要有三类父母：第一类是“谋生型父母”，特指那些为了谋生而外出打工的“候鸟族”。他们外出打工或求学、经商，只在特大的节日如春节期间回家。这是中国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中国农村绝大部分父母都外出打工，按照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的比例来看，中国一半以上的父母常年不在孩子的身边（只有少数父母外出打工时把孩子一同带到了城市）。第二类是“工作型父母”。“工作型父母”像“谋生型父母”一样，也处于谋生状态，但这里的“工作型父母”特指那些“早出晚归”的“上班族”。他们白天上班，晚上（或周末、节假日）与孩子在一起。这类父母的生活方式还算是正常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普遍的意义。第三类是“事业型父母”。他们属于追求更高的名誉，更大的权力，更宽阔的利益的“高大宽族”。他们已经脱离了谋生状态，但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谋划”、“应酬”或“外交”。他们的作息时间是不确定的，他们不得不见机行事，随时“应酬”。他们可能随时出门，也可能随时回家。他们出门时，孩子可能还没有起床。他们回家时，孩子可能刚刚上床。这些“事业型父母”即使经常回家，他们与“谋生型父母”一样，也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事业型父母”父母往往是商人或行政管理人员，也可能是文艺工作者，还有一种特别的“事业型父母”：他们曾经为谋生而心酸地打工，后来脱离谋生状态，成为“高级打工仔”。“工作型父母”尚可以在晚上陪伴自己的孩子并对孩子的成长问题做出及时的回应和调整。“谋生型父母”和“事业型父母”则完全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的成长，他们往往将教育孩子的责任转交给孩子的祖父母或保姆。“谋生型父母”或“事业型父母”把孩子交给祖父母或保姆是一个可取的办法，但交给祖父母或保姆之后，必须有配套的教育支持。对于“谋生型父母”来说，他们在外出打工之前，最好巧妙地安排一次或几次非正式的“告别仪式”。通过非正式的“告别仪式”，让孩子感受到做父母的心酸和痛苦，让孩子一起分担家庭的责任，让孩子在心里暗自发誓：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遭受更多的痛苦，自己必须尽早“当家”，拯救家庭。对于“谋生型父母”来说，教育孩子并不复杂，父母所要做的只是让孩子体验并分担父母的生活负担，贫穷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它会让孩子较早地建立“责任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过，孩子的理性并不成熟，他们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视野，一旦没有了父母的严格的监控，他们容易受同伴的影响而染上种种坏习惯。这需要“谋生型父母”在远方对孩子有基本的“遥控”，一旦发现孩子破了规则，孩子必须接受惩戒。孩子的成长需要赏识，也需要有严格的惩戒。相对而言，“事业型父母”比“谋生型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显得更加艰难、更加复杂。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贫穷的孩子往往容易可以适应学校生活，而富裕家庭的孩子反倒容易成为厌学者、逃学者或辍学者。富裕家庭的孩子很容易被中国的古训不幸而言中：“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找伟男。”“事业型父母”面对的新问题是：虽然贫穷本身就一种教育资源，但富裕家庭不可能为了教育孩子而故意过贫穷的生活，也少有人为了教育孩子而在孩子面前故意“装穷”。[xiv]从来没有单一的家庭教育模式，不同的家庭需要为孩子提供不同类型的家庭教育。对于“谋生型父母”来说，谋生是第一位的。他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