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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世界气候大会提出的节能减排能否能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我认为全球世界气候大会提出的节能减排能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198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在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997年12月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之后,207年12月巧日,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印尼巴厘岛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209年12月7一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有119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出席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以达成2012年后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共识。由于各自立场不同,该会议在争吵中落幕,仅形成了一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3。尽管各国早就坐在同一个谈判桌上进行应对气候变暖的谈判,也达成了很有成效的决议,制约发达国家积极减排,减缓了目前全球变暖的进程。下面我主要从我国和欧美国家的的态度进行说明。首先我介绍一下我国对于全球世界气候大会的态度。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行动。（1）2006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出台和2007年底的巴厘气候大会。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在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个出台《国家方案》。《国家方案》明确了“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统筹国家核心发展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取向。（2）2007年年底的巴厘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有条件承诺国内减缓气候变化措施。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这次会议确立的所谓双轨谈判，这是以往的气候谈判中从未有过的，因为发展中国家一向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只谈发达国家如何率先承担减排责任，拒绝承诺发展中国家减排责任。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气候外交更趋积极进取。（3）2007年底中共17大报告提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气候外交的内在动力进一步加强。(4)2009年，中国自主提出了大幅度减少碳排放强度计划，显示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诚意。同一年，中国着手在立法领域系统应对气候变化。此后，中国更加主动、积极、自信地塑造国际气候治理制度，在谋求自身最大发展利益和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之间寻找平衡。前段时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出了建设生态经济的规划。这两天习近平主席赴法国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这表明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也是对法国办好巴黎大会的有力支持，将为推动巴黎大会如期达成协议作出中国贡献。习近平主席将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阐述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看法和主张。所以我国对全球变暖的应对整体是积极地，对遏制全球变暖有很大作用。通过这些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效。（1）碳足迹减少。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2004年中国的人均碳足迹显著地低于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英国和法国8。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凸显了低碳城市的宣传,在世博园中到处体现出减少碳足迹的方式,从实践上给世界展现了中国低碳之路。（2）森林碳汇增加。近年来,中国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先后实施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一系列重大工程。2003-2008年,全国森林面积净增2050万hmZ,森林蓄积量净增23亿m3.目前人工造林面积达620万hm2,居世界第一位,森林覆盖率达到20.36%,提前实现了“十一五”的规划目标。一方面制定节能减排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落实节能减排,重点实施对重污染行业的治理。特别是在钢铁、金属、电力、煤炭等重点领域实行循环经济发展,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推动传统能源节约利用的同时,还大力开发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水电、核电、风能、太阳能等,优化了我国的能源结构。欧盟和美国都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源,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角色。两者出于内外部原因的复杂权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气候政策。美国的气候政策经历了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四个时期。整体来看,美国的气候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继承性,气候政策随着政权的交替而变化。老布什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气候政策比较保守和消极,而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则比较积极。欧盟的气候政策经历了萌芽、发展、成型和后京都展望四个阶段。较之美国,欧盟的气候政策更具有连贯性、系统性和具体性。在理清二者气候演变的过程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比较了美国与欧盟气候政策的差异。美国的减排目标比较模糊,减排力度小,美国不愿意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而欧盟,减排力度大,减排效果好,但立场也偏激进。二者在气候适应政策和气候减缓政策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差异。美国气候减缓和适应的愿望较弱,而欧盟则很强烈。本文进一步比较了二者在碳税、排放交易系统、能源政策方面的差异。欧美气候政策差异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整体来看,欧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文化以及党派因素、公众意识、国际因素等多重原因,共同决定了二者气候政策相悖。欧盟一直试图用高减排目标和“有效多边主义”策略制衡美国的领导权。美国则力图重新夺得气候领域的领导权。二者关于气候领导权的博弈仍在继续,但新气候协议的达成刻不容缓。美国都积极建议重新建立新的减排议程。而欧盟则走在减排承诺和行动的前列,并呼吁将201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00年减少30%,这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美、日等国。美国没有具体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集体行动,但美国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暖趋势的自愿行动。论文第六章分析研究了美国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所采取的能源法律政策。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政策主要包括：国内行动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公／私伙伴关系、促进气候变化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清洁发展伙伴关系、美国全球气候变化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政策。其中美国排放权交易机制成为其他国家发展排污交易机制的典范。经济持续增长与人口激增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尤其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加剧引起全球生态系统的紊乱。通过中国及欧美国家的应对政策及态度，可以看出全球世界气候大会提出的节能减排能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