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孵化器

公益孵化器“半瘫痪”现象研究——以南京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为例【摘要】公益孵化器旨在为初创和中小型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关键性支持。南京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以下简称培育中心）是南京市的首家公益孵化器组织，在组织形式上采取了中小NGO集中入驻的模式。据笔者观察，该中心成立之初经历过暂时性的“半瘫痪”的境地。本文对南京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这一个案进行了剖析，描述了个案孵化器的运营现状，并对这一现状形成的原因做出了分析。【关键词】NGO公益孵化器南京模式官民联合一.引言国际公认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简称NGO）概念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组织性：实现一定程度的制度化。2、私有性：组织与政府在制度上相分离。3、非营利性：组织不向其经营者或所有者提供利润。4、自治性：基本上独立处理各自事务。5、志愿性：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志愿参与。可见，这个定义涵盖了相当广泛的组织范围。包括职业性协会和工会、传统慈善组织、宗教组织、所谓的NGOs、草根组织、高等教育机构、医院和一些社会活动组织中国学者方面，出于国情考虑，国内法律上，NGO可大致界定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同。以法律标准衡量，2008年，仅南京一地在民政局有备案的NGO就达到了三千余家。本文所讨论的个案：南京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在判断申请入驻组织是否NGO的过程中，采用的标准与法律相一致，即：“在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市场部门）之外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唐斌，2005），也相本文中的NGO一词应地采用这一定义。国内外研究NGO的文献在培育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几家公益孵化类组织功能比较接近于“NGO的再组织”——“具有组织联盟、领域联合、区域合作、部门联席、网络纽带、伞状代言组织等多元结构，以及基金会、专业律师、专业募款组织、专业管理者联合等NGO的支持性组织，从而将多元的NGO，以及本土的社会资源、社会需求联接起来”。或者是活跃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为基层组织引入国际基金，帮助社区发展的GRSO（GrassrootssupportOrganization，基层支持组织）。目前国内一般理解的公益孵化器概念是从“企业孵化器”中衍生而来的：“公益组织孵化器与企业孵化器的最大不同就是孵化目标，即企业孵化器的孵化目标是营利性的企业，而公益组织孵化器的孵化目标是非营利组织”。国内公益孵化器的先驱是2007年的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Non-ProfitIncubator，即非营利孵化器）“NPI是在政府主管部门和国内外资助型机构的支持下于上海浦东正式注册的民间非营利组织。NPI运用‘民间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政府政策支持、接受公众监督、民间公益组织受益’的模式，对被孵化机构提供包括场地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和小额补贴等公益组织创业期最亟需的支持，扶助这些初创的公益组织逐渐成长。包括南京爱德在内，后起的公益孵化器从建立到运行基本上都以NPI作为参照。二.研究缘起笔者曾于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底在南京允德乐龄社区服务中心充当义工，作为允德乐龄入驻公益孵化器后的常驻人员，与爱德基金会方面派驻培育中心的四位培育师以及其他三家组织的负责人共同工作了一个多月，参与了社区访问，与高校社团沟通，来访接待，年末总结报告、计划撰写等工作，另外，在工作期间，笔者全程参与了培育中心的各种培训课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参与式观察，笔者观察到，在公益孵化器成立的初期，尽管各方都付出了一定努力，但孵化器的工作陷入了一种停滞的境地，这一点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另外，在工作间隙，笔者也与各家入驻组织负责人、义工与志愿者以及培育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多次交流，通过这种非正式访谈的研究方法，笔者对各家组织的背景、历史、现状、参与孵化器的目的、未来的规划等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也因此对于孵化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笔者以“半瘫痪”一词来形容这种发展中的僵局：在“半瘫痪”状态下，孵化器的作为教育与支持者的角色仍然是活跃的，但是被孵化的社会组织并没有相应地活跃起来，各种旨在帮助被孵化组织立足的活动无法开展，如果长期保持“半瘫痪”状态，孵化的目标势必不能完成。通过对实习过程中田野笔记与访谈记录的整理，笔者系统回答了“公益孵化器的‘半瘫痪’表现在哪些方面？”、“‘半瘫痪’何以出现”等问题。三.“南京模式”：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简介南京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成立于2009年10月15日，是由南京市民政局、建邺区政府以及NGO爱德基金会联合共同筹建的，在孵化的格局和流程上与上海NPI以及深圳实验基地大同小异。爱德基金会向南京市民政部门提交的培育计划中关于组织目标是这样阐述的：“以培育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公益社会组织为目标，为我市社会组织提供筹建指导、人才培训、资金帮助、规范化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和支持，解决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探索推进我市社会组织特别是公益性社会组织建设的新途径，提升我市社会组织的整体素质，促进我市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加快‘和谐南京’构建进程”；培育中心的运作模式为“政府支持、社会力量兴办、专业团队协作、定向培养为主、合作管理保障、绩效评估定优、政府和公众立体监督、社会公益组织和社会受益”。根据建邺区民政部门和建邺区南苑街道的安排，培育中心办公地点设在位于南苑街道的社区服务中心办公大楼（街道办事处所在地）5楼。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给入驻组织提供的硬件设施主要有：一个共享工作空间、全套免费办公设备（占地约100m²的大办公室，包括十六张办公桌，四台可免费上网的电脑），另外，入驻组织一年办公场地房租全免，并享受每月每家200元餐费补贴。第一期入驻的四家组织分别为：1、南京萤火虫助残社：一个专门为社区残疾人提供帮助的公益社会组织，以精神援助为主，物质帮扶为辅。（注：该组织已经在民政部门注册，主管单位为残联）2、南京允德乐龄老年管理服务中心：一个专门为社区老人、特别是困难老人提供帮助的公益社会组织，主要在社区开展老年人的居家养老、亲情维护、权益维护、个性护理、心理疏导、持续照顾等服务工作。3、南京莫愁湖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是一个由街道、社区干部、居民、退休环保专家、学生、环保志愿者共同倡议发起成立的，旨在保护名湖生态，保护社区环境，推动社区居民环保意识，加强社区居民和青少年环保教育与宣传，共建绿色和谐家园的社区社会组织。（注：该组织已备案但未注册）4、南京昆歌昆艺发展中心：是一个旨在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的诗歌及昆曲艺术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主要活动有教唱昆歌、排练昆歌昆舞和昆戏。2009年年底南京市各区县民政工作务虚会上传出，玄武、白下、雨花、浦口等几个区明确2010年也要开始做孵化器；2010年3月29日，深圳市社会组织孵化实验基地正式启动，“首批6家初创时期的社会组织正式入驻孵化，他们将得到场地、资金、能力建设等关键性支持”（李舒瑜，2010）。按照南京市民政部门一名负责人的说法，南京与深圳走得都是行政化与职业化的道路。可以说，“南京模式”是目前国内比较主流的一种公益孵化器组织模式。选择“南京模式”的典型个案进行探讨，对于公益孵化器这一新课题领域来说，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四.“半瘫痪”的公益孵化器1.“水土不服”:NGO的入场僵局在实际操作层面，培育中心的具体规划目标为：签约后用一年时间，从项目规划、内部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对入驻项目进行培育，使之能够在建邺区南苑街道（培育中心所在地）“落地生根”，最终目的就是让草根组织通过孵化成为独立法人的民间组织。南苑街道下辖的十个社区中，除了鹭鸣苑和庐山两个社区中住宅小区比较晚近，居民总数也比较少外，其余几个社区，尤其是吉庆、兴达、怡康三个居民最为集中的社区都是八九十年代就成型的老社区，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活秩序。而这些老年人、弱势人群相对比较集中的老社区也正是入驻组织规划中的“重点发展对象”。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NGO“落地生根”的前提就是要能够顺利进入“入场”，但对于初次进入、并计划在社区站稳脚跟的社会组织来说，如何在“入场”，在结构功能已经比较完善的社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获得当地管理部门与广大居民的认同，从而建立社会网络，获取支撑未来的独立生存所必要的社会资本是头号难题。几乎所有的入驻组织都在“入场”问题上遇到了瓶颈，陷入了停滞，这一僵局是孵化器“半瘫痪”的外在表现。在笔者跟随志愿者进行的几次下社区走访中，发现南苑街道所辖十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大多表示“知道爱德来了”（培育中心挂牌当天各个社区负责人全部受邀出席），但很少有工作人员知道社会组织培育中心的工作内容、旗下机构，更谈不上向社区居民进行宣传普及；走访中遇到的居民大多数都不知道培育中心的存在，并且其中约有七成的居民表示，对入驻的NGO“不感兴趣”，并不认为它们能够给生活带来改变，对已经入驻并很有可能长期落户的NGO的总体态度并不积极。入驻数月以来，与培育中心方面有条不紊的日常工作相反，几乎所有的NGO都处于赋闲状态。四家入驻组织中，萤火虫助残社是唯一一家在培育中心有全日制工作人员的机构，该社在频繁流动的志愿者之外，只有两名专职工作人员。据该社负责人韩女士介绍，由于已经完成了在民政部门的注册，助残社在培育中心一年的首要目标是拿下建邺区的残疾人居家托管项目，以南苑街道为起点，实现组织的独立生存。但是入驻培育中心两个多月以来，助残社的主要工作以网站维护和文件资料整理为主。据负责人介绍，尽管已经入驻两个多月，在建邺区的残疾人中间，助残社的知名度依然不高（助残社原来的办公地点在鼓楼区），虽然获得了培育中心在技术上的支持，但由于资金和人手问题，规划中的南苑街道残疾人普查、联谊等活动都迟迟开展不起来。南京昆歌昆艺发展中心原本规划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义务的昆曲训练班，但一方面曲社在南苑街道尚未打开知名度，手中并不多，另一方面由于排练场地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目前也处于空白状态。再加上长期从事居家养老服务和政府买单项目的经验，按常理推断，允德的“落地生根”应该是最没有悬念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作为服务对象的老年人中间打开知名度是服务组织落地生根的第一步，按照以往经验，允德采取了通过为社区老年文体社团提供活动场地以进入服务受众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方法。但在南苑街道的“入场”中，除了通常作为外来者所受到的冷遇之外，允德还遇到了相当棘手的“内外交攻”问题，在几次协商都没有得出良好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当地的工作被完全搁置。在入驻培育中心的两个半月中，允德仅完成了一次南苑街道十社区空巢老人统计（数据资料直接来自社区历史统计资料，没有实现入户调查），制订了一份社区服务中心发展计划（这些计划的实施必须建立在成功进入各个社区的基础之上）。莫愁湖环保协会的情况非常特殊，协会的七名正副会长、十九名理事大多在政府及社区管理部门有多种兼职（例如理事长李教授同时兼任滨湖街道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和玉兰里社区副主任等多种职务），除了定期参加政府环保工作会议之外，以协会名义在街道开展的活动基本为零，对于这个挂靠环保局的备案组织来说，其实并不存在在社区求得独立与生存的迫切需要，因而也几乎没有表现出主动“入场”的积极性。“入场”是NGO在社区“落地生根”的前提。试图进入新环境的NGO作为“陌生人”往往会遭遇到“水土不服”的局面，会与并不积极接纳新事物的原有社会秩序出现冲突，有些时候，新的组织入场还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再加上部分NGO本来就是“挂名组织”，没有强烈的在社区中独立生存的主观意愿。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矛盾，“入场僵局”就将一直存在并且不断恶化下去。2．脱节与角色冲突——孵化器内部组织碰撞的可能性在笔者进入培育中心工作时，培育中心与四家组织均已入驻街道大楼两个半月。一方面，在融入社区原生环境方面，基本上所有的组织都陷入了胶着局面，进展十分缓慢；另一方面，培育中心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