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一八”我们需要知道的真相

T1关于“九一八”我们需要知道的真相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4周年纪念日。“九一八”，中国近代史上无数个国耻日中最难忘的一天。就在84年前的这一天，来自沈阳北郊的一声巨响，拉开了长达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我们用这期名为“真相”的特刊，纪念这难忘的一天。我们所要说的真相，首先是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在中国的中学课本里，这样写道：“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侵略军有预谋地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却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这是每一个中国学生都知道的“九一八”事变的真相，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真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在日本学生的课本里，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却不是这样。84年前，日本侵略者费尽心机掩盖侵略的真相，84年后，仍有人在这样做。在9月9日《参考消息》所发表的日本国际大学校长北冈伸一的文章中写道：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说过，“日本当然实施了侵略，希望总理大臣能够亲口说出侵略一词”，当时遭到了痛骂，有那么多的人不希望使用“侵略”这个词。所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真相，今天仍然有必要重新回顾。其次，是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和国际舆论的真相。事变发生后，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全境在数月内沦陷。中国政府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和西方大国的调停，于是有了国联派出的被称为“李顿调查团”的出现，从1932年2月起，该调查团在中国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调查。那么，这个当时被称为“和平使者”的调查团，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与正义吗？答案是否定的：其一，虽然最终出台并经国联大会一致通过的《国联调查报告书》认定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制造溥仪傀儡政府的事实，导致日本极为不满并退出国联，但却无法使日本停止侵略。其二，国联调查和调停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所谓国际公理，只是不愿日本一国独享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其开出的药方“东北自治”、“门户开放”，不过是为了各个大国的“利益均沾”罢了。正如鲁迅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所讽刺的一样，“信地信物信国联，中国人正在发展着‘自欺力’，一个不能靠自己来捍卫主权的国家，所得到只能是这样一种耻辱。”第三，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真相”，一个绣着英文“TRUTH”（真相）的蓝布小包，里面是九位沈阳爱国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收集的，证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的证据。这个蓝布小包只是中国民众提交给国联调查团的上千份证据中的代表。民众向国联提交证据的行为值得敬重并大书特书。它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气节，是民众挺身反抗侵略者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是抗日义勇军的遍地烽烟和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正如鲁迅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所写：“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历史众说纷纭，真相只有一个。□本报特别报道组T2国联调查团调查时间表■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举行会议通过派遣调查团决议。■1932年1月14日国联正式签署调查团成员任命书。该团由英、法、美、德、意各出一名代表组成。■1932年1月29日调查团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英国代表李顿为团长。■1932年2月2日调查团从欧洲出发，于29日抵达日本东京。会见日本天皇、日本首相等政府高官及工商界人士。■1932年3月14日调查团抵达中国上海，考察了日军占领的闸北、江湾和吴淞等战区。■1932年3月22日曾任黑龙江省都督的朱庆澜与李顿调查团会晤。东北数十个社会团体纷纷致电上海转国联调查团，揭露日本暴行。■1932年3月27日调查团抵达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1932年4月1日上午，南京新闻界将《敬告和平使者国联调查团》一文以及日军在东北与上海的暴行“实地写真”，当面交给李顿。下午，顾维钧将《南京国民政府意见书》交给李顿。晚上，李顿与蒋介石单独会谈。■1932年4月10日调查团抵北平（今北京），会见张学良。■1932年4月12日－15日调查团与原任东北军政高级官员张作相、万福麟、米春霖以及事变发生时驻防北大营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等举行数次详谈。■1932年4月14日马占山从黑河给调查团发出一封近3万字的长电，揭露日本侵略的真实情况。■1932年4月15日流亡北平的东北大学教授代表及东北难民代表陈述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1932年4月21日调查团抵达沈阳，完全被日本特务包围，几乎接触不到真实情况。■1932年4月22日调查团在日军带领下视察所谓中国东北军队在“九一八”当晚炸毁柳条湖段铁路现场。■1932年4月24日调查团访问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1932年5月2日调查团抵达长春。先后访问了伪满洲国外交总长谢介石和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1932年5月5日调查团会见溥仪。■1932年5月6日调查团访问伪满洲国总务长官驹井，询问“满洲国”是否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等问题，驹井给予肯定回答。■1932年5月9日调查团抵达哈尔滨，与马占山派出的代表姜松年密谈4小时。■1932年6月1日李顿派英国记者海米斯、瑞士记者林特前往海伦会晤马占山。日本特务机关将他们拘留，并没收了全部中文资料。■1932年6月5日调查团返回北平。■1932年6月28日调查团赴日本，与日本政府交换意见。■1932年8月20日、27日日本外相两次发表谈话，强调调查团的任务只是全面了解情况，没有提出解决方案的权力。■1932年9月4日400多页、十几万字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完成。■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1932年11月21日国联召开理事会讨论报告书。■1932年12月6日国联召开全体大会进行讨论。■1933年1月8日19国委员会起草有关报告书的决议案和说明书。■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率代表团提前退出会场。■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国联调查：不应忽略的历史□本报记者/高爽提示“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前夕，来自日本学界和政客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的言论仍不时出现。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在日本战败日前夕发表的谈话中仍然回避“侵略”一词，甚至宣称“日本今后无需继续道歉”。这不禁令人想起84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今天，我们来全面回顾1932年国际联盟调查团对“九一八”事变及日本制造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真相的调查，既是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更是为了警示今天——在国家危难之际，自救永远是第一位的，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捍卫。今天，我们对“联合国”这个名词耳熟能详，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个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当年的联合国，或者说作为联合国前身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却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执行不抵抗政策，而将收复东北的希望寄于国际调停。于是，有了中日两国在国联大会上的唇枪舌剑，有了国际舆论的纷纷谴责，也有了这段国联调查团为期4个月的调查。但是，国联能够救东北、能够救中国吗？国际舆论如何看待“九一八”“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媒体纷纷予以谴责。9月25日的《真理报》社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以枪炮利刃施之于并非其属地的满洲，并俨然以主人自居……此种行为原不合法，更非为自卫而出兵。”9月26日的《纽约晚报》认为：“日本突然以武力进攻沈阳，此种狡诈、不顾国际信义的行为，犹如日本古代的酋长。”10月9日的《曼彻斯特导报》揭露：“日军部的侵略满洲乃是一种经过了细心计划的行动。日代表谓‘地方事件’，真是荒谬之谈。现在沈阳的商业已经停顿，日军仍盘踞在满洲各重要地带。”10月15日世界新闻社评述：“眼下东三省所遭受的事变，其意为日本已经决定阴谋吞并东三省，日本的帝国主义计划，处心积虑，由来已久。”对比媒体的谴责，当时的各个大国却只是笼统地表示了“遗憾”或“忧虑”。事变之初，美国既不赞成日本出兵中国东北，也不公开谴责日本。英国一直视日本为东亚具有领导地位的强国，对日本表现出了更多的谅解和宽容，甚至在事变之初认为事态“处于善恶各半的状态”。而苏联首先考虑的是避免与日本的直接冲突，防止日本把战火烧向自己。直到日本侵略东北的脚步越来越快，各个大国意识到了自己的在华利益有可能受到损害，才开始采取了较为强硬的立场。中日两国在国联的较量国联是“一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维护和平和国际合作，遏止世界大战的爆发，总部设在日内瓦，会员国最多时有63个，中国和日本都是会员国。国联成立后，实际上处于英、法两国的操纵之下。美国虽然没有加入国联，但对国联存在着重要影响。因为在上世纪20年代妥善处理了数起国家和地区间的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正是国联威望最高、权力最大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联正在日内瓦召开例会。1931年9月19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请求国联主持公道。当天下午，国联听取了施肇基和日本代表芳泽谦吉的首次报告，中日问题由此成为国联这一时期的中心议题，也可以说这是国联成立以来遇到的最严重、最棘手的国际争端。施肇基急切地呼吁，“中国正遭遇空前的困难，世界各国亦同受挑战”，为澄清事实真相，最公平的办法就是国联速派员就地调查。日本代表则一口咬定“九一八”事变并非发生战争，而是一次“地方事件”，是出于保护日本自身利益的需要，并且强硬地反对国联及其他第三方出面干涉。几经争议后，1931年9月25日，日本代表向国联保证在一星期内“撤回满铁附属地”。同年9月3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关于日本撤兵的第一次决议案，但是该决议既没有谴责日本的侵略，也没有规定日本撤军日期，并没有约束力。这种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一视同仁”的态度，表面看是力避双方冲突扩大，实则是偏袒、姑息、纵容日本的侵略行为。这一决议令施肇基愤慨不已，发出了悲情的呼声：“我的国家则如轮船，藉此而下碇，深信凭国联条件可以从暴风雨中驶出。国联的条约是和平的大厦，如果折断，这个大厦就会崩溃。”果然，几天后，日本自食撤兵诺言，派出飞机轰炸锦州。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各个大国态度终于有所转变，再加上施肇基心急如焚的呼吁，国联于1931年10月23日再次召开会议。并先后三次做出决议加以谴责，但都流于空泛。1931年11月21日，日本代表正式提议由国联派调查团到中国调查。一反常态的行为之下，是想借调查团之名延误撤兵问题，缓和国际舆论压力，以争取时间迅速推进“满蒙经略”的实施。就这样，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了派遣调查团的决议。调查团的中国行1932年1月，由英国人李顿任团长的国联调查团正式组成。但延宕至3月14日，才终于抵华。这个被中国政府和民众寄予了巨大希望的“和平使者”，在中国先后到访上海、南京、武汉、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地，并最终到达东北。整个调查过程持续近4个月。调查团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高规格接待，遍历各地名胜，应各类团体之招待300余起，再加上国联各委员之房费、旅费、随员薪金、给养以及活动、宣传、交际等费用，还有调查团所经之处的装修装饰费用、各地为调查团成员准备的丰厚礼品，花费巨大。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待国联调查团时似乎有些舍本逐末，基本不提明确的要求，不显示中国对日抵制的决心和努力，这让调查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印象并不甚佳。在李顿眼中，中国官方常常貌似诚恳却闪烁其词的态度，与日本的坚定甚至蛮横截然不同。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中国人不切实际，迄今为止他们没为我们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建议。他们非常可怜，像孩子一样，总是故作姿态，憎恨强权和控制，但是离开它又不能做任何事。”不过，中国广大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却给调查团留下深刻印象。除了在上海、南京、武汉、平津等地接触到的各类民众团体一致声讨侵略者的态度外，东北民众更以各种方式竭尽全力向调查团说明日军在东北的种种罪行。调查团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