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解读

1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解读王小广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大家好，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些精神的解读，我是王小广，是国家行政学院决定咨询部研究员。下面我将分三个方面来介绍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介绍一下三中全会会议的背景和意义；第二个，介绍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的几大亮点，即大家期盼的，在经济领域有哪些重要的突破，特别是一些关键领域，像市场化、财税体制改革、城镇化方面的改革有哪些说法，其内涵是什么，这是第二个内容；第三个，根据我们的研究，改革既有一个总体部署，也有一个，特别是中央层面成立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小组之后，从明年开始会深化改革，会在一个整体设计的基础上局部地攻坚，到底这个攻坚按照一种什么方面来展开，或先做哪些，后做哪些，我们做一个分析，特别是第三部分，谈到更多的是我自己的一些理解。2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背景和意义（一）“三中全会”与“改革”成为近似同义词下面讲第一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背景和意义。中国的三中全会已经赋予了特别的含义，因为中国35年巨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那个决议开启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新篇章，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其主要内涵是解放思想，特别是提出了新的两大方面的突破，一个是体制的改革，改革开放的先源；第二部分，调整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发展战略跟体制是相关联的，高度集权的唯我独大这样的体制与当时的重工业优先战略相关联。革命开启之后是要改变两个，一个是改变体制，通过改革开放来改变体制，一个是通过战略的调整，现在35年来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做了两件事。现在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中央的判断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大家都期盼着改革的突破，而且历年来，重大的改革都与三中全会有关。现在“三中全会”成为改革的一个代名词、同义词，大家对这次的改革期盼更高，原因刚才已经讲到了。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没有改革的突破就没有发展的突破，特别是中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这么一个3重大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要破，我们不是简单地在发展上做一些微调，甚至我们的步子再迈得更大一点，不是这个层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只有我们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大家给她赋予一个非常良好，而且非常巨大的改革愿景。故这次三中全会的公告昨天公布以后，各个方面都在解读，这个愿景很明朗，也是很鼓舞人心的，这是第一个我要说的，三中全会历来成为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它突破的效应，有人说应该跟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匹配，或跟“南巡”之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一相媲美，我想这次三中全会的意义可达到这个层面，这是第一层意思。（二）新一轮大改革的背景分析第二层意思，新一轮大改革的具体背景我们来作一点分析。为什么中国要实施这一轮大的改革举措？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么一个会议来作这么一个重大的决策，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我们面临的外部的挑战和机遇。2008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周期性、阶段性的调整，同时又遇到了外部的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过去讲是“战略性的拐点”，4这个拐点包含了深刻的国际发展局势的变化。世界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一个大调整，但这个格局的变化相对而言有利于中国，因为中国这30多年的高速增长确实国家实力得到了增强，我们的产品、产业的竞争力得到了提高，这对它们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它们也在借着金融危机在调整自己，一方面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方面跟我们展开一种竞争，所以这是一个大格局变化的一种需要。具体来讲，我国在外部面临哪些挑战？最重担的是出口，现在受到了金融危机，受到了国际各种贸易保护等方式的影响，使过去我国出口过去高增长的局面再也没有了，过去我国GDP增长10%，那我们的出口增长20%、30%，现在我们的GDP增长7、8%，但我们的出口增长甚至比GDP高都不可能了，我国外部环境面临着非常大的变化。国际局势、国际经济的格局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新兴经济体，但许多方面，如金融的主导权、技术上的优势和军事上，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压力。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我们面临着南海问题、日本钓鱼岛问题等，周边对我们形成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明显对我们形成挤压和压制的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国际竞争、国际格局博弈的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你不调整你自己，那在这方面，我们有我们的体制5优势，他们有他们的体制优势，这两个优势是我们来做一个博弈，最后谁胜，谁就会得到更多的国际利益，这是这么一个格局的变化。讲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很有意思，我们强调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们对军队、政策、制度也提出来要做相应的改革调整，这是应对国际挑战变化、机遇的一个非常好的反应，这一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里不是想经济改革那样地突出出来，但它反映了一个我们对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作出一个非常有效的响应，包括未来的中国要更多地做经济外交这方面来争取更大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融入世界的一个大的发展格局一体化之中，这是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背景，所以，这方面一定会作出一些积极的反应。国际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仅是中国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需要，而且更重要的也体现了我们对国际的影响、对国际格局，我们怎么去保护自己的利益，怎么去争取更大的利益，这是我们的一个必须在新的阶段作出一个选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内部的挑战和机遇。我们的内部挑战也是空前的，我国经济发展确实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无可否认的，但现在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各种矛盾的显现，特别是6经济结构的矛盾、社会公平正义、老百姓对公平，机会均等的权利的祈求，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就我国的结构、体制，都要做相应的调整。而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潜在增长力下降，当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要素投入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之后，它已经出现效益递减。过去我们靠要素的低成本来支持高增长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在2008年那一次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经济调整都已经显现出来了，不仅仅是我们出口导向，我们靠出口来拉动经济不可能，国内靠投资、靠低成本扩张，靠要素扩张，这也已经不行了，资源的约束增强，环境污染问题都对我们影响很大的压力，而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就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放慢的特征，所以现在标准版的解释就是从高增长转变为中高增长的转换。中高增长水平是个什么水平？我们现在从这两年的情况看是7到8%的增长，过去我们是10%的增长，持续了30多年，34年我国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我们把这几年去掉以后，我们的增长几乎是10%，从10%的增长降到中高的增长（7%到8%），这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你怎么去努力地刺激经济，现在再也不可能回到9%、10%，甚至10%以上的区间，因为其发展环境，发展阶段的各种因素都变化了，这是我国的7增长放慢。而同时，我们的许多矛盾在显现，中国有很多的结构问题未解决，收入差距扩大、服务业发展滞后、城镇化滞后、区域差距长期扩大、城乡差距等问题，这是结构问题，同时也是潜力所在，我们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挖掘这个潜力，这一次改革的深意也还在发展上，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它要释放这样的潜力，释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这里边有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在金融危机之后，学者们讨论得也非常多，甚至领导人也经常在警告，在不断地强化这样的忧患意识，因为世界的很多国家经过发展，特别是制定一些很好的政策，通过改革，通过促进发展的政策，使经济从一个低水平到达一个中水平，这些国家还是很多的。过去一个世纪（20世纪）以来，有50、60个，甚至更多的国家都可以实现从低收入到中等，这个概率还是不小的。但一个统计，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换的概率就见得非常小，到现在为止，从大国来讲，100多年来，只有两个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即韩国、日本，主要还是东亚。东亚与其他地区也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集中在东亚，所以，目前从一个穷国变成发达国家的只有东亚国家出现过，其他都是与欧洲相关的一些国家。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你要是不努力，尽8管我没有潜力，你不努力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一次会议为什么这么重要，特别通过改革入手，目的是为了把我们的发展潜力发挥出来，使我们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这么一个战略决策。我们不能悲观，因为中国经济潜力确实非常巨大，现在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未来五年、十年至少能持续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时候，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保持在7%到8%之间。把以上不太容易，但还能够保持7%左右及以上的水平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要保持7%以上的增长，实际为翻一番，现在我国人均收入是六千美金，翻一番是一万二千美金，这还是不变价，要是按照实价的话肯定不止1.2万亿了，所以，从增长的水平来讲，这是一个坎，过了这一万多的美金，最后到了两万、三万的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基本上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我们的增长潜力我们要顾及到。特别是中国的城镇化，城镇化的空间非常大，现在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百分之五十二点多，除了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只有35%，2.6万亿的农民工打个半折，我国的城镇化率也不过是百分之四十刚出点头，最后我国的城镇化可达到百分之七十，甚至七十以上，这还有相近30个空间，所以工业化有一定的空间，但城镇化的空间更大，但城镇化对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一个9经济质量的效益的提高的作用非常大，因为它比工业还要强大的一个集聚效应，一种集合效应，这种集合效应对创新、对经济活动、对商业的繁荣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城镇化是我们最大的需求与潜力，这是我们能够保持增长，当然我们讲怎么去推进城镇化？三中全会关于城镇化有专门的一段关于推进城镇化方面的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这方面会成为一个重点，过去没有专门就这个领域为了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出台一个专门促进城镇化、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这么一个体制、制度的安排，将它提高到这么一个高度，这是过去没有过的，后面的内容我等一会儿要细讲一下城镇化。中国的制造业升级，中西部工业化的发展空间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包括过去在早先的东亚新兴国家，甚至包括后来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等晚一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发展有一个国际上的说法“梯度转移”，日本人称“雁型发展”的这么一个战略，其含义是：快成熟的国家把那些成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一个比它低一级的国家转移，形成一个雁的第二方针，依此类推，以形成一种雁型的发展。中国的国土面积特别大，人口多，各种地区之间的差距很大，这种情况绝对着我们的梯度转移是可以发生在国家的内部，所以我们称为国内的“雁型发展”，一个国家内10部的“雁型发展”，跟国际上是不一样的，这个发展比国家之间的阻力要小，所以它就更易推进。所以，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可跟相对落后的国家开展一些竞争，因为我国中西部地区也把这一些产业承接下来，所以我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潜力归潜力，如果按现在的这样一个格局发展，这个格局，刚才说了各种矛盾凸显，现在制约中国经济潜力发挥，特别使中国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因素有哪些？我们做一些研究，第一个，需求问题。所谓的“陷阱”是长期停滞增长，停滞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需求。那我们的需求限制，一方面，城镇化，假如你长期滞后，你没办法从五十几增长到六十、增加到七十，特别是人口城镇化率、户口城镇化率特别低的话，那就抑制了需求，需求问题是其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需求就不可能保持过去的高增长，而且可能出现一个低迷状况，这是第一个陷阱因素，是因为需求不足，而这个需求里边还包括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的消费倾向的下降，需求是我们的一个瓶颈问题。陷入陷阱风险的第二个问题，产业竞争力问题。产业在国际上是否有竞争力，能否创造高附加值，能否培育一批世界性的跨国公司，开展国际竞争，以得到更多11的增值效应，这是第二个层面，产业竞争力。第三个，社会稳定的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跟财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