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政思想变化新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参政思想浅析

1公民参政思想变化新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参政思想浅析朱孝远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探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政治思想的变化，折射出不同时期公民参政的目标和要求。通过对但丁、彼特拉克、布鲁尼、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解读，本文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参政是以建立自由的、充分反映民意的公民国家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对近代政治学的诞生具有重要影响。公民参政要求建立新型的政府，既能为社会提供良好的秩序、又能为民众提供良好的生活。这表明：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参政已经突破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模式和中世纪公民参政的传统，发展成为以建立近代政府为目标的、人民的政治运动。关键词公民参政但丁彼特拉克布鲁尼马基雅维里TheCivilParticipationofCitizenElites:ViewsonthePoliticalIdeasofItalianHumanistsintheRenaissancePeriodZhuXiaoyuanAbstract:ThispaperexploresthepoliticalideasoftheItalianhumanistsandseekstorelatethemtovaluesandattitudesof,andthetensionswithin,thesocialgroupsthatwerecalledthecitizenelites.BasedprimarilyoncarefulreadingonthewritingsofDanteAlighieri,FrancescoPetrarch,LeonardoBruniandNiccoloMachiavelli,thispaperdiscussesthepopularpoliticsthatprovedsoeffectiveintheItalianRenaissance.ItprovidedCommonManwiththeideasofbettergovernment,thatis,ofhowtobringbetterordertosocietyandbetterlifetothecommonpeople.Thischangemarkedasignificantsteptowardamuchhigherlevelofpolitics,astoryofhowandwhythecivilparticipationshiftedfromtheirmedievaltomoremodernjustificationsforpoliticalstruggle.Keywords:civilparticipation;DanteAlighieri;FrancescoPetrarch;LeonardoBruni;NiccoloMachiavelli在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中，市民与王权结盟是建立近代国家的通常途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是工商业繁荣和市民阶级强大；二是缺乏能够统一整个意大利的王权；三是在城邦中掌权的不是封建贵族而是大商人、大金融家等新兴显贵，因此市民参政的作用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市民中产生出了一个由知识精英组成的公民阶层，其成员非常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政治，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所2言：“公民比任何社会人物都更有活力1。”意大利的公民参政思想是很有特点的：首先，它是代表民意的，因为公民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其思想彰显出人民自下而上推动政治发展的意图。其次，它是近代的，因为与公民结盟的不是封建君主，而是像美第奇家族那样的城市显贵。第三，它是变化的，常常根据时局的发展，按照城市显贵与民众结盟关系的状况而变化。公民参政的思想，同知识精英想把传统的权力社会转变为反映民意的近代国家的意图，是完全一致的。对文艺复兴时期公民参政思想的研究，一般来说，是在两种解释体系的框架中进行的。第一个解释体系注重文艺复兴的“复兴”二字，强调公民参政思想与古希腊、古罗马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例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Held）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精英对于罗马共和体制的推崇要高过希腊雅典的体制，因为“古希腊的民主制常常是不稳定的”，而“古罗马与之不同，它形成的统治模式不仅把自由与美德结合到一起，而且把自由与市民的荣誉和军事力量结合到了一起。古罗马提供了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它把政治参与、荣誉与征服联系到一起，因而可以摧毁君主政体中形成的如下看法，即国王享有对其服从者的个人权威，只有国王才能保证法律、安全和权力的有效实施。在这种背景下，对于许多共和国来说，‘自由意味着摆脱暴君的专制权力，意味着公民通过参与政府管理其公共事务的权利2。’”第二种解释体系强调的是公民参政的内容，例如：戴维·赫尔德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传统明确区分为两个共和主义流派，一个是“发展式”共和主义，另一个是“保护式”共和主义。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发展型共和主义理论家强调的是政治参与对于作为人的公民的发展的内在价值，而保护型共和主义理论家强调的则是它对于保护公民的目的和目标即他们的人身自由的工具意义。发展型共和主义关心的是，它把政治参与和城邦的内在价值用作自我实现的手段，因为政治参与是美好生活的必要组成内容。与此相反，保护型共和主义强调的是，如果仅仅依靠什么主要集团的政治参与，无论这个集团是人民，是贵族，还是君主，公民的美德面对腐败都是相当软弱无力的。因此，保护型共和主义理论家们强调认为，要想使全体公民的人身自由得到保障，公民参与集体决策对于全体公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3与此类似的还有在学术界广泛流传的美国学者J.G.A.波考克(J.G.A.Pocock)和汉斯·巴伦(HansBaron)提出的“马基雅维里式”的公民概念与英国学者斯金纳（QuentinSkinner）所发现的“西塞罗式”公民概念之争论，前者要求建立在法与正义之下的公民共同体，后者却以为公民德性能够在某一公正的君主之下付诸实现4。尽管上述的研究经受了检验并在古典主义与文艺复兴的框架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很清楚的是，它的许多方面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具体来说，公民参政的目标，与其说是要复兴古代的一种或两种的政治模式，毋宁说是要建立一种符合民意的近代国家，因此必须放到政治近代化的理论框架中来进行探索5。其次，我们得知，文艺复兴时期公民参政的特点可以从对某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分析中得到解释。与政治学家不同，历史工作者更注重从不同时期的特殊背景中去分析公民参政思想的变化。这样，公民参政思想的演变就被看成是人们对于危机的一种反应，或者更为确切地说，通过对这些参政思想变化的历史研究，寻找出一1转引自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绪论第3页。2[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页。3[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56页。4J.G.A.波考克：《从佛罗伦萨到费城――一部共和国与替代方案之间的辩证史》，载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3页。5例如，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在分析马基雅维里时，就曾正确地强调：马基雅维里注重的是从政治实践中得来的现实经验，古代的例子的作用只是为其理论增加权威性而已。参见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和圭洽迪尼：16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学和历史学》（FelixGilbert,MachiavelliandGuicciardini:PoliticsandHistoryinSixteenth-CenturyFlorenc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英文版，第153－202页。3种全新的、诠释欧洲近代政治发展潜在因素的分析方法。这种公民参政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出现过三种不同的形式：从1300年到1370年为第一时期，特点是提倡美德和德治，提出建立德治社会的要求；从1370年到1450年为第二期，特点是提倡公共利益，要求建立自由的公民共和国；从1450年到1550年为第三时期，其时君主制已在欧洲取得支配位置，出现了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那样的著作。这里所说的道德论、自由公民论和君主论三种形式，虽然各有不同特点，但是，都是属于公民参政思想的范畴。这三种形式的出现，恰恰符合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期、发展期和转向期的特点。本文拟就这三个时期的顺序，分别说明公民参政思想的变化，以便了解当时民众的政治意识、政治要求和对政治秩序的设计。一、公民参政的历史背景在14世纪的意大利，市民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这要归功于城邦已经获得的两项胜利：第一，解除了外部的封建贵族对城邦的控制，实现了城邦的独立；第二，击败了封建贵族对城邦内部的控制，实现了城邦的自治。按照昆廷·斯金纳的解释，自由这个词，在文艺复兴时期作者那里，指的是“独立”和“共和自治”6。这种理解是从传统意义上说的，指意大利的城邦通过斗争，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约束，成为独立、自治的自由城邦。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劳罗·马丁尼（LaoroMartines）的说法，地理位置、两万五千至十万以上的城市人口、强大的资产阶级、一个被击败的贵族，已经成为工商业城邦主要特征和建立共和制城邦的基础7。因为城邦中绝大多数的市民都是自由民，而其时的资产阶级，也属于“民”这个范畴。从这种情况看，意大利的城邦可以说是人民的城邦，意大利的公民，也因此具有了比欧洲其他地区更加优越的参政条件。市民的强大，是以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的。市民的人身是自由的，以银行家、资本家、商人、手工业者的身份从事着各种与商业、手工业有关的工作。据历史记载，在佛罗伦萨及其近郊，共有一百一十个个教堂、修道院和宗教组织，包括五十七个教区、五个男女合修的大修道院（每个有男女僧侣各八十名）、二十四个女修道院共有女修士五百人人、十个僧侣会，三十个教会医院，共有一千张病床，还有二百五十至三百个主牧师。在佛罗伦萨呢绒商会管理下的工厂多达三百多个，在１３４６年时下降为二百个，即使这样，这二百个工厂共生产七千至八千匹呢绒，总价值达一百二十万弗罗林金币。大约有三万人依靠呢绒业维持生计。该城的进出口其他布匹的商会有二十多个，每年直接经手的布匹达一万匹，价值三十万弗罗林。这些布匹都在佛罗伦萨销售，还不包括那些在佛罗伦萨转销的布匹。在佛罗伦萨有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八十多家。每年的营业额在三十五至四十万弗罗林之间。佛罗伦萨人口中有八十个注册律师，有六百个公证人。另外还有六十个医生、外科医生和几百个香料商人。其他的各种商人不计其数，大约有三百个佛罗伦萨商人是在外邦经商。佛罗伦萨共有一百四十六个面包房8。更为重要的是，意大利的公民力量也很强。并非所有市民都具有公民身份，因为公民身份只给予对城邦中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男性）。以14世纪的佛罗伦萨为例：在九万人口中，6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6页。7拉罗·马丁尼：《权力和想象：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国家》（LauroMartines,PowerandImagination,City-StatesinRenaissanceItaly）,朗顿出版社1980年纽约版，第139页。8基奥凡尼·维拉尼：《一位公民是如何看待他的城市的》，载迪沃多·K.拉布主编：《现代西方的起源：关于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欧洲历史的论文和史料》（GiovanniVillani,“HowOneCitizenRegardHisCity,”inThwodoreK.Rabb,Ed.,OriginsoftheModernWestEssaysandSourcesinRenaissance&EarlyModernEuropeanHistory）,麦克格劳－希尔出版社1993年纽约版，第179－181页。4有两万五千名男性被赋予了公民资格，可以佩戴武器。其中有1500个贵族和担任公职的权贵，还包括75名骑士。在建立民众政府之前，一共有250名骑士，民众政府建立后，政府官员就不再授予骑士称号，导致骑士人数锐减9。公民是指被授予了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