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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产党员的义务和权利一、义务和权利的定义义务指根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应当从事和不能从事的一定行为的责任。是在特定的社会规范形式下，根据社会的要求，在行为上，应该做的和不能做的，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表现出在此社会规范内的一般责任。在一定的组织范畴上，指成员对其组织应尽的责任。权利一般指人们的正当要求，应当享有的权益及实现这种权益的权限。应当明确，正当要求要符合特定的社会规范，在此特定的社会规范内应当享有的权益和为实现这种权益的权限。它与义务相对应。在一定的组织中，指成员所享有组织赋予的组织内的权力和利益，一般在组织的章程中体现。二、共产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共产党员的义务指党员对党和人民应尽的责任，是党组织对党员的思想、言论、行为的具体规范。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个组织，必须对其成员进行规范，这是党组织的要求。党员的思想、言论、行为受到约束，哪些是党组织要求统一的思想，哪能些是该说的话，哪能是应该做的事，哪些又不能做。从责任上讲，体现的是党员对党和人民应尽的责任，因为中国共产党员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对人民来说就要尽到责任，党员作为组织的一员，要体现党的作用，就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同时对人民负有责任。共产党员的权利指党员根据党章的规定，在党内应当享有的权益和实现这种权益的权限。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其党员的规定，是党章赋予的，是党员在党内应当享有的权益和实现权益的权限。这些是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党员基本条件的具体化，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衡量党员合格与否的尺度。规定党员义务和权利，一方面表明，作为组织中的一名成员，在党内受到组织的约束，拥有组织赋予的权力；另一方面表明，党章的规定的义务和权利只2对其党员具有约束力，而对于未成为党员的人或其他党派成员没有约束力。三、规定共产党的义务和权利的意义首先，规定党员的义务和权利是保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一个具有6600万党员的处于执政地位的大党。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就是规定了共产党员的具体标准。全党同志按照党章提出的标准去做，全党就会思想统一、纪律严明、步调一致，就能胜利完成我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当前的历史任务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否则，对党员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或党员不履行自己作为组织中成员的义务，那么我们的党就会是一盘散沙，就会失去先进性，就无法提高党的战斗力，更不能正确领导全国人民。同样，规定了党员的权利，有利于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完成党的历史使命。更好地把握好执政的地位和执政的能力。因为党的领导体现在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三个方面。具体体现在统一全党乃至全国人民的思想，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信群众、动员和发动群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执行政策，都有赖于党员权利的充分行使和党员义务的认真履行。其次，规定党员的义务和权利，是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保证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的需要。党员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群众不仅通过党的组织和路线方针政策等来认识党，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党员的言行来认识一个党组织，并由此来决定群众对党的态度。我们党历来重视同群众的关系，长期以来形成了良好的作风，取得了群众的信赖，是一种“鱼水关系”。这种关系的取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党员的作用，体现在党对群众的领导作用和群众对党的监督作用之中。有了群众的监督，特别是自下而上的这种监督，防止一部分党员借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而以权谋私。防止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党员在党和群众的关系中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就3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一中间环节。把群众的呼声带到党组织中来，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之中去，密切党同群众的关系。再次，规定党员的义务和权利，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需要。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的政治目标。党员行使民主权利是党内民主的基础，只有赋予党员充分的民主权利，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了解和参与的机会，才能增强党员的政治责任感，激发党员为实现党的目标勤于思考、敢于直言、勇于探索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从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民主集中制是我党民主建设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简而言之就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集中就是党员和党组织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这些目标要靠对党员的思想、言论、行为的要求和规范来实现，既给予民主——赋予权利，又要实现集中——实现义务。不能只讲民主，只讲民主意味着削弱党的领导，也不能讲集中，只讲集中会导致独断专行。因此说民主集中制就要求既讲民主又讲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讲统一意志又讲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些都要靠党对党员义务和权利的规定作为实现的保证。总之，党员是否正确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是关系到能否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能否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能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在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党的战斗力的大问题，因而具有重大意义。四、党员的八项义务第一项：学习表述：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4把学习放在党员义务的第一项，是因为学习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要使自己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必须不断地学习新东西，纳新吐陈、新陈代谢。第一项义务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体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以上是我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努力掌握其基本观点、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里还涉及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也就是学以致用的问题。例：王明其人：简介：陈绍禹（1904--1974），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此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毛主席谈王明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是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5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是用嘴上课。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从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９３５年１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领导地位长达４年。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给党带来的危害也最大，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１９３０年９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这次会议，没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对它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１０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王明等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他们认为，立三路线是在“左”的词句下掩盖着右的实质，宣称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由于得到米夫支持，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他们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国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一切斗争，整个地反对；他们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毛泽东的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上述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１９３５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毛6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比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气焰更盛，更多理论的装饰，所以造成的危害也更大。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经过长期会谈，最终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便开始出现，如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实行无原则的迁就，主张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以及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等等。党的各级组织为克服这种倾向并防止其蔓延进行了必要而有效的斗争。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由过去的“左”倾冒险主义转为右倾投降主义。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集中了抗战初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倾向，反对党的洛川会议和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反对党的正确路线。１２月９日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１２月２７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及１９３８年３月作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的报告，提出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抹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阶级斗争和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的领导权；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轻视人民群众、人民军队、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王明的右倾投7降主义路线，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在王明负责的长江局和项英负责的东南局工作中，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丧失了在长江流域发展新四军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