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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thesissubmittedtoXXXinpartialfulfillmentoftherequirementforthedegreeofMasterofEngineering关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中的利益均衡：土地发展权配置关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中的利益均衡：土地发展权配置作者李长健伍文辉摘要：土地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权利源泉，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土地的制度演变是一个有关利益主体的社会搏弈过程。实行土地资源整理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解决社会发展中土地供求矛盾的有效途径，选择利益均衡的土地整理策略能优化土地资源的社会经济效用，其中土地发展权的创设与合理配置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关键词：供求持续均衡；土地整理；利益均衡；土地发展权；策略选择土地利用，一个永恒不断的话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土地利用要求在不断地增强。土地利用主要包括：土地利用的物质空间形态和效果，以及达成上述形态和效果的机制与手段。在现实中，土地利用矛盾正愈发剧烈的显现出来。土地整理[1]正是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而实施的各项土地建设工程及其对土地产权的调整活动。[2]可见，土地整理会对利益关系产生变化和利益冲突，需要对各土地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进行重新的配置，打破原有的均衡，实现新的动态均衡，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经济学在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时，寻求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土地资源整理中我们也应注重资源的优化和利益关系重新配置，实现土地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因此，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土地资源整理的利益均衡是必要和有效的。笔2者正是以土地资源整理活动为内容，以法经济学的建构思路寻求土地资源整理的最优策略，达到土地资源社会与经济效用的优化，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一、供求持续均衡：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实要求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3]马克思认为土地是社会财富的原始形成要素之一，可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需要对资源进行不断索取，这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土地等元资源的天然稀缺性，决定其发展瓶颈存在的必然性。可持续发展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可持续，也包括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既包括代内公平，也包括代际公平。在生态方面，既包括人类之间，也包括人与其他生命物种之间的共生，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型的、公平的、科学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1987年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著名的布朗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CommonFuture）中首次提出的，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4]表现在土地利用方面，既包括代内的利用均衡，又包括代际之间的利用均衡，还包括农用地与非农用地的利用均衡，总之需要达到一种供给与需求的持续均衡。具体表现在：土地利用在保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的同时，必须不会减少后代的福利；不超越环境系统更新能力的发展，保护和加强土地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在土地利用中转向生态技术；土地与人类利用协调性发展等。与此同时，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也应注重向生命物种之间的共生转变，以保护生态整体环境的健康与安全。据统计，20世纪末我国人均耕地只有0.106公顷（1.59亩）（1996年），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实际上是我国以约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更为严重的是人口每年以1%的速度增长，耕地则每年以2%的速度在减少。[5]随着我国人口不断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发展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将逐渐显现。预计到2030年，全国有16亿人口，耕地可能不足1.26亿公顷（19亿亩），人均不足0.08公顷（1.2亩）。[6]因此，实现土地资源的供求持续均衡，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实要求，土地整理作为一种土地利用活动，3在我国现阶段土地利用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均衡概念是经济学中最难以掌握的概念之一，最初引自于物理学，其本意是相反力量的均衡，均衡指因为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均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均衡即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把个别经济行为主体的最大化与市场普遍的供求均衡结合起来。瓦尔拉斯认为，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不能单独由其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它必然受到其他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只有将所有市场联系在一起来共同考虑它们的价格决定因素，才能建立较完整的价格理论。均衡按时间因素变化可分为暂时均衡、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土地作为人类财富的基本来源之一，具有特殊性，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达到土地资源的长期动态均衡，即追求社会的整体均衡。[7]而单个决策者的个人理性，决定了要实现社会均衡首先使社会成员具有同一的社会目标，不在同一社会追求目标下的社会成员无法达到均衡的，因此为了达到土地资源的供求均衡，必须以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为社会统一目标。一、理性假设：土地资源整理中的利益搏弈理论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理论假设为基础，1987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经济人假设仍是现代经济学中不可动摇的“公设”。土地整理是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而从事的一系列活动，一方面对土地资源进行综合整治，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一方面对土地关系进行调整。既对原有土地效益的扩大，又形成土地利益增量。在对土地存量利益的分配和增量利益的瓜分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经济人理性决定了以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从而形成了一种利益搏弈。下面笔者注重对各土地利益主体权利及其关系厘清，利用搏弈论进行分析，以达到土地资源整理中的合作均衡，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一）土地整理中的搏弈参与人及假设前提：政府、土地所有者、企业或其他组织、土地使用者。[8]四方都有各自的经济目标：政府要收回土地整理资金，享受土地整理所获的收益；土地所有者以所有者身份，欲在土地整理收益分配中占据主动；企业或其他组织欲在土地整理后获得收益或将土地转为非农用途，从而取得更大的收益；[9]土地使用者在保持原有收益的基础上，也欲取得更多的利益份额。在土地资源整理中，各参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二）策略组合。就目前来说，进行土地整理的设计范围较大，土地使用者个人无法单独承担所需资金和技术，4需要由政府或是企业或其他组织来提供。在以后的发展中，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者也有可能成为土地整理的资金技术提供者。因此，策略组合可主要考虑有以下四种形式。组合一：政府投入资金进行整理，政府、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共享收益；组合二：政府投入资金整理，企业或其他组织购买，进行相应开发；组合三：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进行土地整理，整理收益归二者共同享有；组合四：企业或其他组织进行整理，然后进行相应的开发。（三）每种可能策略组合下参与人的收益。每种可能的策略组合，在不同的收益结构下，搏弈参与人的行为状态也不尽相同。组合一，政府主要获得间接收益，包括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景观效益等，直接收益主要由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共同享用，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者通常在土地整理后享有大部分的收益。组合二，主要适用在城乡结合部，具有一定的开发价值，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政府可以很快的收回土地整理成本，并获得收益，这种策略地方政府通常出于地方暂时利益的考虑会选择。组合三，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进行土地整理，目前融资较为困难，而且缺少相应的技术等支持，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但按照民法中相关财产权利的规定，具有合理性。组合四，企业或其他组织直接投资进行整理，地方政府可能获得一定收益，但绝大部分利益由企业或其他组织直接享用。二、土地发展权配置：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中利益均衡的关键土地整理是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而进行的一系列综合整治活动，土地整理的每一项活动都伴随着投入与产出的变化，土地及地上附着物价值的变化，土地权利主体利益分配的变化。土地整理的利益是土地整理最终创造和形成的收益，包括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参与利益分配与调整的主体涉及众多，如原土地所有者、使用者、投资开发者、国家及行政管理者、整理成果受让者、土地整理外部效果的成本分担者及利益分享，等等。在众多利益主体中，若要保证利益分配高效而又公平，就必须有一种产权安排，确定各主体的行为边界，明确各利益的归属。正如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所述：“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任何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但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的安排，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权利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的权利安排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产值也许永远也不会实现。”[10]我们认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土地整理的成本，实现土地整理中的利益均衡，必须有一种新的财产权利配置，这种产权就是土地发展权。[11]5美国著名经济分析法学家R·A·波斯纳从产权的功能与形态出发，提出了判断财产权制度是否有效率的三条标准，也被称为产权三大特性：一是普遍性（universality）；二是排他性（exclusivety）；三是可转让性（transferability）。[12]物权是权利主体支配物的绝对权，目前我国的《物权法》（修改稿）把土地权利亦作为用益物权来规定的。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广泛的用途和很旺盛的需求，通过法律实现其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的要求很高，由此形成的物权形态和行为规则也很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地权利构成了物权制度的主干。[13]土地发展权作为一种土地财产权利，是一种可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单独处分的财产权利，该制度的建立始于1947年英国的《城乡规划法》，美国在分区（zoning）制度基础上，创立了可转让的发展权（TransferofDevelopmentRight，简称：TDR），我国尚无土地发展权相应的制度规定，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92年编制的《各国土地制度研究》中对土地发展权的概念，即土地变更为不同性质使用之权，如农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或对土地原有的使用的集约度升高。[14]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对土地的合理有效利用日益重要，在土地资源整理中引入土地发展权分析，实现利益均衡，关键是对土地发展权的合理配置。目前，我国对于土地发展权配置主要有两种观点，有学者认为，土地发展权应归属于土地所有者，[15]也有学者认为，土地发展权的创设应归属国家所有。[16]权利义务关系如何配置，权利主体利益如何分配，其中利益分配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分配，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率呢？我们有必要对土地发展权的配置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加以分析。首先，土地发展权权利主体归属国家（政府）。这种形式下，政府既获得了收益，又有利于国家对土地的用途进行必要的管制，土地使用者想要获得土地发展权，只有向政府购买，土地收益的增值部分由政府享有。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农村土地属农村集体所有，农民对土地有天然的依赖性，土地使用者购买了土地发展权之后，就获得了该块土地的使用权和发展权。对于可能被征用了土地的农民而言，一方面失去了土地使用权，另一方面自己原有土地上产生的收益由使用者和政府分享，而自己得到的只是相对较少的所谓补偿费，农村自然对土地发展权的实施不会有兴趣，甚至采取各种行为阻挠政府对土地的各种发展行为。这样就出现了利益分配的问题，无疑会增加政府的管理成本及交易成本。其次，土地发展权归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使用人要想得到土地发展权，向原土地所有者购买。这样，土地收益的涨价部分归农民所得，农民有利可得，自然会配合土地资源整理等有关活动。6但这相对政府而言，一方面没有分享到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另一方面，人们受利益驱使难免出现土地使用混乱现象，个体目标和国家目标难以一致，无疑会增加政府的管理成本，从政府角度来说，没有达到效率最优。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不仅独自对经济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又构成了市场制度以及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土地发展权是土地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