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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流动人口的分析和管理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已经摆上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流动人口是我国城市尤其是流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面临的一个难题。以北京市和武汉市为例，在北京尽管政府采取了证件管理等方式，但收效甚微，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仍处在管理的真空地带。在武汉政府应该在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关键字：城市，流动人口，住房，管理。1.城市流动人口的介绍关于城市流动人口的确定不同学者略有不同。在中国一般认为在城市中未持有城市户口的非常住户人口。可分为一、在城市中从事短期、季节性工作的外地人口。二、到城市旅游、出差、探亲、借读就学人口，其中前者是主要对人口城市化进程起到推动作用的人口。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与城市的性质和规模有关，一般大城市、经济中心、交通枢纽和风景旅游城市等数量较大，可在百万以上，并且各大城市中流动人口居住时间较长。城市流动人口与城市的可持续稳定发展相关密切。城市流动人口可造成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例如由于城市经济变化、建设规模压缩，造成一部分流动人口没有工作，从而产生社会问题。大量的流动人口造成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加剧城市能源、水资源和副食品供应短缺，环境恶化，甚至犯罪率增加，传染病流行等城市社会环境问题。但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繁华、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劳动力等有积极作用。因此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性质和来源，对城市是否能沿着生态的道路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2.城市流动人口的分析2.1人口流向城市的原因——以北京市为例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流动人口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首要目的是赚取更多的收入(见表1)，挣钱困难是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困难，收入因素将是决定流动人口去留的主要因素。尽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住房、就业和医疗需求，但比起赚钱的目的，他们更愿意在其他方面“委曲求全”。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调查中68％的来京流动人口只有初中及以下的教育水平)，城市资源占有能力处于弱势，就业领域也相对狭窄(调查中60％以上的来京流动人口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大部分流动人口就业的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与户籍人口相比，流动人口获得的工资要低的多，但因为“与老家比起来要强多了”，所以他们还是愿意在环境不好甚至是恶劣的地方工作。他们对于住房以及生活设施的要求也非常简单，简陋的民居甚至白天工作的店铺都可以成为夜晚栖身的场所[2]。表1流动人口从老家出来和来北京的原因（%）2.2城市流动人口居住情况——以北京和武汉为例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户籍制度的日益“松动”,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墙”障碍日益减少,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镇之间的流动日益频繁。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公报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人数达到14735万人,与此同时,截至2004年底,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已达到458万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居住状况关系着他们未来的发展。北京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长期吸纳大量的流动人口,了解流动人口在北京的居住状态如何,是什么样的因素影响和决定其在北京的居住状态,不仅对北京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全国的流动人口管理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吴维平、王汉生(2002)通过对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进行分析,指出流动人口基本上被置于主流的住房分配体制之外,对于那些没有当地户口的流动人口而言,获得房管局公房或单位公房的使用权或所有权都是不可能的,商品房的价格超出了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承受能力,租房成为这些流动人口的最佳住房选择。同当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在涉及住房条件的两个指数———包括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和住房质量上都表现得更低。较之上海,北京的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要更差一些[3]。蒋耒文、庞丽华、张志明(2005)运用2000年0.95‰抽样数据研究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研究表明,城镇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在住房方面需要付出比当地居民更高的代价,其住房面积小,而且集体户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很差,农业户口性质对贫民窟居住发生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该研究否定了“乡城迁移人口多数首先选择居住在贫民窟”的假设[4]。张子珩(2005)通过分析流动人口住房供给和住房需求两方面的因素,提出受住房供给条件和需求能力的限制,流动人口比起城市户籍人口在住房的可获得性、住房条件和居住的社区环境等方面都相对较差,因此,他们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们未来的发展也因之受到影响[5]。段成荣、王莹(2006)利用北京市1997年外来人口普查数据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构造了流动人口居住隔离指数,指出城市流动人口与市民在居住地分布上的确存在着比较高程度的隔离情况,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明显较差,他们在居住地、居住形式和居住质量方面都面临不少问题[6]。雷敏、张子珩、杨莉(2007)以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区研究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流动人口的居住特点进行分析并从社会学角度对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的居住差异与居住隔离状况进行解读,指出这种差异和隔离是造成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困难的重要原因,需采取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将流动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实现混合居住等措施解决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促进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7]。林李月、朱宇(2008)利用一项在福建省6个城市所做的问卷调查,探讨了两栖状态下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状况及其制约机制这一重要问题,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两栖状态即循环流动的特性和过客心理比户籍制度和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在城镇居住状态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这种影响使得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个人因素对流动人口居住状态的影响出现了“反常”现象[8]。对流动人口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不见得住房就越好,只有当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到达大专及其以上时,才能对其居住条件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影响。此外,收入对居住的影响也不显著,即收入越高者并不意味着住房条件越好。上述这些研究都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由于这些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距今较远,且专门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研究的文章又几乎没有。北京作为每年吸纳流动人口最重要的地区之一,研究在京流动人口居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不仅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利于促使社会稳定有序地实现进步和发展,而且对于其他城市解决好流动人口居住问题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一、这次调查的在京流动人口中,以20—39岁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人口为主。初中水平的流动人口最多,占到一半以上,其次是高中和小学,大专及以上的比例仅为7.77%。这些人中80%以上都是农村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人不到二成。近七成的在京流动人口为已婚人士,未婚的比例不足30%,同居、离婚、丧偶的比例极低。二、在京流动人口居住情况(一)在京流动人口以租房居住为主,农民原建房的居住比例最高从表2中可以看到,近八成的北京市流动人口都是租房居住,其中,第一次来京的流动人口中,有74.8%都选择租房居住;77.68%的人在时间最长的一次住房中选择租房;81.29%的流动人口现在居住在租住的房屋中。将近二成的流动人口由单位提供住房,其比例分别是21.15%、18.41%、15.44%。仅这两种住房性质就占到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96%左右,其他类型的住房比例极低。由此可以看出,在京流动人口租房居住的比例越来越高,从第一次74.8%上升到现在的81.4%,增长了6.49%,而单位提供住房的比例则下降了6个百分点。(二)房屋使用面积小,居住空间拥挤,房屋费用缓慢增长表2显示,在京流动人口的住房平均可供使用面积为20平米,最小的仅为2平米,现在四成在京流动人口居住在10平米以下的房屋中,71%的人居住面积低于平均面积,只有将近五分之一的流动人口房屋的可供使用面积超过20平米,差别很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居住面积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在较小的住房空间内,平均居住人数约为4人,其中,超过三成的人都选择2人合住;其次是3人合住及1人独居,比例分别为25%和19%左右。我们发现,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3人合住的比例不断上升,增长了两个百分点,4人及以上合住的人比例则由第一次的23.89%下降到21.69%,下降幅度较为明显。此外,在京流动人口每月花在房屋上的费用逐年上升。第一次来京时有近三成的人每月的房屋费用在100元以下,而现在每月的房屋费用在100元以下的比例已经降到20%,与此同时,100—500元的比例明显,超过了60%,500~1000元的比例也超过了十分之一,1000元以上的比例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三)房屋内设施简陋,居住质量不容乐观在此次调查中,我们调查了流动人口的居住质量。从图1中可以看到,30%以上的北京市流动人口居住的房屋内有自来水,比例最高,其次是厨房,其比例为15%,再次是厕所,其比例为12%,最后为洗澡间,仅为10%。通过对比流动人口现在住房和来京后第一次住房,不难看到,厕所及洗澡间的占有比例缓慢下降,均下降了4%,而自来水和厨房的比例波动不大。三.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留京意愿、收入、就业身份均与人均居住面积呈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尤其是具有高中及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居住面积有显著影响。户口状况显著影响在京流动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农业户口的在京流动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比非农业户口的在京流动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少1.31平米,由于农业户口的在京流动人口在收入、住房条件等方面都比非农业户口的在京流动人口略逊一筹,因此,非农业户口的人均居住面积大于农业户口的在京流动人口。有留京意愿的与没有打算留在北京的流动人口相比,居住状况较好。收入对于北京市流动人口人均居住面积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当个人月收入小于2000元时,对于人均居住面积的影响并不显著,只有月收入超过2000元时,收入对于居住的影响才体现出来,即收入越高,居住面积越大。其次,从反映家庭因素的解释变量婚姻状况来看,只有在婚、同居会对在京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发生显著影响,离婚、丧偶的影响均不显著。与未婚的流动人口相比,在婚、同居的流动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反而减少了,这说明对于在京流动人口来说,住房压力很大,居住状况不尽如人意,即使结婚或者居住在一起,居住状况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最后,在社会融入的解释因素中,有无来往密切的人、与政府打交道状况和受到的服务待遇状况并没有对在京流动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产生影响。看来社会融入作为一个影响居住状况的因素并不显著。四、结论和讨论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京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不容乐观,租房是大多数在京流动人口住房的首要选择,农民原建房的租住比例最高,他们的居住空间狭小,不足10平米的房屋中常常居住着3—4人,而其每月花在房屋上的费用却逐渐增加,1000元以上的比例接近十分之一。他们的房屋中,设施简陋,国际上衡量住房质量和指标中,如自来水、厨房、厕所、洗澡间的比例都较低,在北京这样一个冬季干燥寒冷的城市,取暖设施的使用情况也不尽如人意。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发现,北京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以及家庭状况是影响其在京居住状况的主要因素,其中,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留京意愿、个人收入、就业身份、婚姻状况均对居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社会因素诸如社会融入状况以及服务与待遇对于流动人口的居住没有产生影响。尽管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对于流动人口的居住面积有影响,但是影响并不像预想中的那么大,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将流动人口居住状况差归结为他们本身的原因,流动人口居住条件的改善需要政府部门做出努力,因为比城市弱势群体还要不利的流动人口无力解决自身的住房问题。自古“衣食住行”就是人们关心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居住状况是反映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尺,而这些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住状况却与他们对于城市发展所作出的努力不相适应。在城镇化建设中,对流动人口不仅要关注“流”的影响,也要关注“留”的方面,城市的发展需要吸引一批优秀的流动人口定居在流入地,为流入地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居住状况关系着他们未来的发展,改善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将有助于这个群体向上层社会流动,从而不断地、稳定有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