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的思考

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的思考杨玉良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并留校工作。1986年，留学联邦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1988年回到复旦大学工作。1999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6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年1月任现职。□杨玉良●不要过分固定地看待一个学科，不要以为存在一个院系就一定代表了一个学科。一个学科的内涵可以分属于不同的院系，许多院系的存在往往是历史原因所致。学科的划分除按照教学规律的要求外，同时还有很多判断标准。●学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展。我们要保证一批优势学科能首先达到“世界一流”，就要防止资源的过度“稀释”，就要突出重点和特色，就必须有所舍弃。●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派生新学科是大学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近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表明，几乎所有的“软学科”均诞生于“硬学科”，因此，大学必须加强和重视基础学科（硬学科）的持久建设。基础学科不强，就没有能力去组建其他新学科。●在考虑大学院系的组织结构的过程中，当我们看到学科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时，组织结构往往分歧不大，但在考虑到不同学科内容相互连通的一面时，特别是在考虑到人才培养的整体性后，对于组织结构的设置就会有很大的争议。在高等学校的发展中，学科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首先，在高校发展中，几乎都提出将学科建设为作为学校发展的主线。高校对学科的认识和对学科建设内涵正逐步深入。但就学科建设这个主题，仍还存有很大的争论。有人批评学校只重视重点学科，对一般的学科关注不够，甚至把学科建设简单地看成重点学科的申报或者博士点硕士点的申报，学科建设就是围绕着冲击或者保住各级重点学科做文章；也有人认为学校只重视“平台”和“基地”建设，对一般的基础学科重视不够；也有不少的院校不断地提出建设一些新的平台和院系。这种冲动在高校表现得比较强烈。其次，当前国家要求北大、清华、复旦等一批高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显然，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最根本的基础，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因此，建设一流大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在这两项认识的基础上，什么是学科，如何进行学科建设，以及在学科建设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作认真思考。学科发展要遵循其自然规律学科首先是一种范式，主要为方便教学而不得已为之。事实上，人们对“学科”已有许多研究。把人类知识划分为学科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出于教学上的考虑。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为了便于教学，人们不得不将人类所积累的知识进行分类，由此就产生了学科的概念。“学科”的主要含义是指“按教学和训练所定义的知识的分类”，即把知识条理化。从教学的角度看，学生学习某门学科知识，就是在所谓的“学科”框架里来学习其“范式”。学科的划分具有共同的基础知识和工作范式，同时又常常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时代特征和社会因素。因此，不要过分固定地看待一个学科，不要以为存在一个院系就一定代表了一个学科。一个学科的内涵可以分属于不同的院系，许多院系的存在往往是历史原因所致。学科的划分除按照教学规律的要求外，同时还有很多判断标准。尽管世界上存在着多个体系来讨论怎么划分学科，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学科是具有层次结构的。在这个层次结构里，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有着本质的差别，基础学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学科间的关系通常有学科间（Inter-disciplinary）、交叉学科（Multi-disciplinary）和多学科（Cross-disciplinary）。同时，学科有其诞生和发展的规律。学科是一种范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范式是会改变的。社会的重大需求致使知识被不断重新条理化，一些新的学科产生了，而一些学科则走向消亡。原有的学科范式和架构不适应新的形势，就要发生嬗变。除一些类似数学、物理等硬科学外，学科都会经历一个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用“消亡”而不用“死亡”，是因为“消亡”的学科将以另一种形式得以重生、嬗变（trans—mutation），或者原属于不同学科的知识的组合形成新的学科。因此，一所大学的某个重点优势学科从种种迹象看已经接近消亡，如果还不思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尽管在短期内这个学科通过进一步投入仍可能显示出优势地位，但从长远看反而会阻碍学校学术的发展。科学发展的前沿不断拓展，催生了新兴学科的诞生。某些“软学科”因社会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例子不胜枚举。科学研究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一种是为了保持原有学科的完整性。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需求往往孕育着新学科的诞生。大学和研究如果仅仅是以保住原有学科为目的，或者因为个别学者为了保持自己的“学术领地”欲望而形成“学科”，那么我们对知识进行合理分类和学术研究的目的就被异化了。芝加哥大学前校长金伯顿曾说过：“任何形式的学术结构都不可能长久地满足我校的梦想与期望。”一所学校的学科要随时代的发展及时进行一定的调整，调整一方面是整个学术前沿的拓宽，另一方面是适应社会的重大需求。对此，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新学科诞生是学者们对自然、社会和科学规律的新的探索和认识的结晶，一个新学科形成的标志在于围绕核心问题形成的基本范式。一流的学科往往就是围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果，开创的新的学科领域。除此之外，学科划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学科的划分除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规范外，还具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恰如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俞吾金教授所指出的，在很多情况下，“学科的概念是一种人为嵌入的结构”。因此，学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学科的划分对教学技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教育而言也存在负面作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学科的划分让更多的人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学习专门的思维范式，从而获得探索未知世界的基本能力。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知识在大学被院系、学科分割后，使一个个本来相互连通性很好的模块被打破，使原本完整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被割裂，现在我们提倡通识教育的内涵，就是为了降低这种负面效应。国外曾经有人提出两条教育诫律：第一，不要设置过多的学科，尤其是不能盲目地设立过多的学科“空壳”。在我国高校也存在这样问题，一些学校的学科是空壳子，里面实质性内容并不多，为了增加教学工作量，有的教师就组合了许多荒唐的课程。第二，凡是所教授的东西，一定要教得透彻，使得这些概念变成学生自己的概念，且学生懂得如何运用这些概念，使他能够理解生活中的事件，作出判断，从中体验到发现的愉快。我们尤其要认识到，如果把研究领域圈得越来越窄，把学科分得越来越细，这种学科“分家”、单科独进的局面，对一所研究型大学、一所旨在培养领袖人才的大学来说，都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培养某一方面的专才并不是教育的全部目的。我们所遭遇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基本上都是综合性、多学科的。而学科的划分对学术研究的负面作用容易导致领地观念，不利于不同学科的人员联合起来针对一些多学科问题进行研究。学科的划分使其中人员的学术态度和思维方式形成定式，即所谓的学科文化。学科文化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古代的部落之间常常会发生战争，不同学科间的争执也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情况难免存在，因为彼此的术语系统（学科文化的要素之一）还没有贯通。这是每一位从事跨学科研究者都会碰到的麻烦，而这显然对学术的发展是不利的。马克思早就特别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化具有受历史制约的暂时性，并且预言：“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同样，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学科分类方案都带有一定的荒谬成分。上世纪50年代末，英国分子物理学家C.P.斯诺在剑桥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革命》的著名演讲，引起强烈的反响。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实际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知识所代表的人文文化；另一种是科学家所代表的科学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很深的鸿沟，很难沟通。这种分裂和对立，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他呼吁让两种文化沟通，但是这很难。我认为，不要过分看重学科划分的结果。学科的划分似乎充其量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起目录性的作用，规定了教学和研究探索的范围和领域；二是规范性的作用，指导着人们认识和学术研究、教学和管理实践。学科建设重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社会在进步，大学在发展，学科结构会不断地调整。这也是大学对于新学科的设立一直具有较强的“冲动”动因之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来发展新学科。新学科会不断产生，也总有学科在消亡。通常，在一所研究型大学里，学科建设要认真谋划，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学校的原有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是否符合科学前沿的发展态势？是否满足社会的现实或潜在的需求？是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匹配、相适应？拟建的新学科的起点是否高？是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一流的水平？这些问题都要得到重视。首先，在学科建设中要重在“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中，重点和难点在“有所不为”。学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展。我们要保证一批优势学科能首先达到“世界一流”，就要防止资源的过度“稀释”，就要突出重点和特色，就必须有所舍弃。这就是“有所不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州立大学由于投入的增加而迅速崛起，高等教育竞争激烈。芝加哥大学在考虑如何保持一流大学地位的问题上，当时的校长金伯顿特别强调：“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芝加哥大学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一个小型机构。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当地的需要，就增添一个工学院；也不会因为临近圣劳伦斯航道，就开设港口管理学课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目前所做的事情进行长远考虑，以确定是否值得去做这些事，以及我们做得是不是够好。我们绝对无法容忍平庸，如果我们还想作为一个一流大学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必须拒绝它。一旦发现平庸，就必须及时清理。”当时，芝加哥大学非常坚决地拒绝了这些诱惑。一流大学对社会的服务不应该是提供“社会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简单的服务站式的服务，而是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而提供的服务。原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应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也强调了类似的观点：“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突破。一个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世界一流，一定要有先后，研究型大学一定要想办法扶持最最优异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道理很简单。大学发展要聚焦到某些学科上，让它尽快变成世界一流。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就承受住了建立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巨大压力。耶鲁大学认为，人类知识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变化如此之丰富，即使一所伟大的大学也不能期望覆盖值得学习的每一个学科……与其广泛覆盖所有学科，可能更明智的是建立少数几个出众的教师组，使它们能够在专门领域争取科研经费和研究生，与世界一流大学相竞争。基于这样的认识，时至今日，耶鲁仍没有工学院。耶鲁在大学的发展战略上坚持质量优先和规模控制的原则，它始终如一地反对盲目的平庸化，并坚持把学校所要设置的一切学科都办成美国乃至世界一流的，达不到这一目标的就要坚决关掉。再比如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很强，它们设立学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你要办新的院系吗？可以，你能不能达到跟数理化一样的水平？如果能你就办”。所以加州理工学院虽然保持了很小的规模，但是基本上每一个学科都在第一方阵里面。中国研究型大学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大学到底是要大还是要强？或者又大又强，或者小而强，或者是大而弱？迫于资源的有限性，大学的选择往往是痛苦的，但大学必须选择。“有所为”重要的是解决如何“为”。如果“为”得不好，则肯定会导致平庸。复旦大学老校长杨福家曾谈到，如果不是追求卓越，就会产生平庸。大学在考虑自己的学科布局时，不应该追求齐全，追求热门，而应该追求特色、优势和高起点。热点很多，看热点就想追，就想做，学校难免会逐步走向平庸。复旦需要新设一个学科，我们就必须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充分理由做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条件来做好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在可见的未来办到一流？要设置的学科和我们自身基础的关联度如何？和我们学校发展的总体目标，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是否一致？大学和学者在策划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方向时，要有科学的预见性。对一流大学来说，办一批三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