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1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第一章绪论1.1农村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使中国农村和农民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劳动力流动,是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客观要求,它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批源源不断的流动大军成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农业制度变迁获得了不同经济当事人“同意的一致性”。几乎所有的事实和文献资料都表明，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的恢复，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无论是政府、社区还是农民都通过制度变迁获得了额外的收益，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农业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帕累托改进”。从经济发展角度观察，制度变迁促使了对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改造，宣告了人民公社组织制度解体，确定了新的农业经营体制，推动了农村经济组织的多样化发展。这种多样化不仅表现在社区正规的经济组织和非正规的组织类型区别上，同时也表现在经济组织的所有制形态、规模水平、组织结构、组织功能等诸多制度安排的不同上。农业制度变迁也引发了农业资源要素的流动，对农业结构调整、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制度扩张效应。家庭承包制基本制度的确立，使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产权主体和利益主体，由于拥有产品的剩余索取权和相应的处置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制度对农民的激励。同时，由于农户家庭拥有相对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充分调动了民的积极性，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右移动。作为理性的经济当事人，农户以预期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使得农业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提高了农村对国民经济的参与度。因此农业制度变迁通过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实现了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共同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npetty）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人口流动原因，他指出：比较利益差异的存在，会促使社会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唐纳德·博格（D·J·Bague）等人提出了著名的“推力—拉力”理论。他认为：人口流动是两种不同方向力的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流动2的力量，另一种则是阻碍人口流动的力量。必须指出，在流出地存在“推”人口流动的因素的同时，也存在“拉”人口的若干因素，只不过比较起来,“推”的力量比“拉”的力量要大，占有主导地位。同样在流入地亦如此。李(E·S·Lee)的《移民人口学之理论》在博格理论基础上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人口流动是以上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lewis)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两元经济模型”，并认为在自给农业部门中，普遍存在着劳动过剩；而资本主义部门在自身利润增大的情况下，仍可保持不变的工资率（当然要比农业工资高），我国学者在应用西方人口迁移理论研究中国人口流动时，注意了到特定历史背景、产生流动和迁移的观机制不同，以及决策理念上的区别。如杜鹰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人口迁移理论与中国人口流动进行比后认为：西方的迁移决策被认为是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及最少成本的个体决策过程，而受传统文化理念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则与家庭利益最大化联系在一起，同时以获取经济收入为最直接目的，并建起外出家庭决策模型。黄平则依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农村劳动力的外出作了新的阐释。他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障碍或推动的产物，也并非是简单地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结果，而是主体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同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不是盲目的，而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并且会根据形势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目标和行动。社会关系网络为外出流动民工带来许多政府、劳动中介机构和大众传媒所无法提供的有用的信息，还为外出找工作者提供支援体系及地位和资源获得的重要组织纽带。农村劳动力离开家乡后依循亲缘、血缘、地缘关系结成互助团体，可以对抗来自城市的歧视、排斥及诸多不平等待遇。家庭支持有助于解除外出劳动力的后顾之忧，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有些学者根据个案调查指出流动民工外出打工的信息主要是建立在关系信任基础上的，其求职的关键不是关系的强弱，而是信任关系的强弱，即获取信息和求得帮助的值得信赖度。他们在城市处于弱势地位，欺诈等现象使得他们与关系网络外部的成员之间的信任度较低，而与网络内部的成员之间存在较强的信任。流动民工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是在非常陌生的地方，用传统的信息方式寻找到传统乡土社会所没有的职业。家庭经营使剩余劳动力可以在只有生存工资水准的水平下由农业转入工业就业，引起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但由于家庭网络的作用，这种转移以就地转移为主。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1954年刘易斯3首先系统地建立起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其主要观点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较高。通过吸收落后的农业中无限供给弹性趋于无穷的剩余劳力，从而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新经济迁移理论也认为。农村劳动力外出有利于分散农业风险，通过寄钱回家后改善家庭的投资能力而补偿劳动力的流失应．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从经济学供求理论角度看，劳动力流人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供求规律的作用导致工资降低，厂商将利用这一机会，扩大生产规模，以求获得更高的利润，在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在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并且劳动力能够充分自由流动情况下，如果每一个劳动力都拥有关于个人和市场完全充分的信息，在市场和价格的自动调节作用下。劳动力会不断流动并最终达到均衡状态。1.2农村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一）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需求与现状据资料统计，我国现有农村劳动力总量约为9亿，占社会劳动力总量的70%左右。抽查显示，当前农村每个劳动力每年的劳动时间不超过200天，所以这其中约有36%的农民存在隐性失业的情况。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过高的比例和较快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超量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改革以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技术的进步、耕地的日益减少等都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中城市经济资本密集倾向继续存在和发展、城市改革推进不顺利、城市本身就业压力大等因素造成大中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力吸收不利。因此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以乡镇企业、新兴城镇城乡，第三产业为主体的渠道已吸收了近9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目前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二）流动的基本特点及趋势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呈现以下特色和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动规模不断扩大，人数众多，发展速度快。20世纪80年代农民已开始外出打工，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还不足877万人。进入21世纪以来，其外流规模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7个省（区、市）;10万多农户、20万多农村劳动力进行的抽样调查，2001年全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人数为9546.5万人，比1998年的8314.5万人上升了123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人数为1804万。（三）流向及流动方式国家统计局对全国10万多农户、20万多个农村劳动力抽样调查显示，2001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向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占83.1%，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9.3%和7.6%，流向的行业主要为工业、建筑业、商业、餐饮业和服务业，占转移总数的73.99%外流劳动力就业主要集中在“廉、粗、重、脏、4苦、险”等岗位。按照托达罗的解释，从农村流向城市是由预期收入驱动的。因此，寻找工作的成本和成功的可能性对个人迁移决策起重要作用。调查结果表明，亲戚朋友在寻找就业机会、传递就业信息和提供其他帮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宽泛地以有无政府或其他正式组织的直接参与来考察，那么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主要机制是农民在利用自身社区内外的人际关系系统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松散的外出就业支持体系，90%以上的外出农民利用这个体系所具有的各种资源实现流动就业。与劳动力的自发流动相联系，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可在农民流动就业群体中广泛存在自组织网络这一事实，以及他们在整个流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农业部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有外出意愿者主要是借助于广泛存在的“血地缘关系网”来实现外出，这种自组织网络在就业信息传递、带动流动就业扩张、降低流动成本和减少流动风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蔡昉也指出：当农民工有强烈的制度和组织需求，而政府还没有准备好提供这种服务，就意味着产生了一个制度和组织的空白点，就会生长出一种替代。于是，流动劳动力自己出来制定规则，形成组织。学者们认为：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不甚发育的情况下，这些普遍存在于农民流动群体中的自组织结构有助于提高流动的社会稳定性。（四）关于农民流动的制约因素不少学者敏锐地注意到新一轮农民进城热潮中所面对的困难与制约。这主要包括：（1）劳动力市场“分层性”的存在。曹阳指出：从实际情况看，农民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特殊保护的问题，而是还有很多制度性的歧视并未消除，农民还不能以平等的经济主体的身份去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能力的竞争，周其仁认为，“流动”意味着农民劳动者原来习以为常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他必须面对新技术、新知识和新环境。除了制度和政策环境外，累积的文化知识、专门技能和多半与经历有关的个性特征，对农民能否投入“流动”来对机会作出反应、以及这种反应的质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生存的现状，杜鹰认为，农民进城后，多集中在以手工操作为主、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部门，没有割断他们与土地的联系，移而不迁，不能彻底完成迁移。流动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流动不是目的，流动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可以从农民流动与流入地和流出地两方面的关系来把握这一问题。流入地：劳动力流动给输入地带来的影响总的来说是积极的，学者们对此的论述主要集中在：（a）填补了城镇地区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成为城镇建设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b）丰富了城市的行业构成和就业结构的多样化，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趋于合理。（c）促进了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开放。当然，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争论是体现在给城市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带来的巨大压力及民工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农民流动春节前后流量集中，加剧铁路交通运输紧张为客观事实，然交通运输多年就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5并不因为农民外出才开始紧张，上策为搞好交通建设；至于治安问题，从对北京、苏州、无锡等地的调查看，80%的外出农民工是守法的。王午鼎也通过研究指出：违纪犯法的民工毕竟只占进城务工经商者的极小比重。同时在城乡劳动者的就业竞争中，农村流动劳动力所产生的就业替代率仅为8%左右。总之，在对待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问题上,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问题暴露出原有体制对流动人口管理的不适应，只能采取加强管理和组织制度创新的办法来解决，而不能因噎废食。流出地：劳动力外出对农户家庭和农村社区的影响总的来看也是积极的，学者们对此大多持赞赏态度：给农民家庭和当地带来很高的经济效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劳动力和资金的双向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出去一个学生，回来一个先生”，给广大农村地区带来了社会效益。对其负面作用的研究则集中表现在农业人才的流失和农业生产的下降上，如有学者指出：目前大约有80%的流出劳动力年龄在40岁以下，而整个农村劳动力中40岁以下的仅占到40%，农业人才的流失加剧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妇女化的发展趋势，削弱了农业生产后劲；同时人才的流失使文化素质本来普遍偏低的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更为低下，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也有学者对农村劳动力外出产生的不良影响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