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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以来广东的生态农业类型吴建新赵艳芝（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摘要]明清时期广东出现了基塘农业、稻田养鱼、稻田养鸭、黄麖蚁防治柑橘害虫、植物农药等生态农业，还延伸到近现代。本文还初步探讨了它们的现代价值。[关键词]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文化[中图分类号]S-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459（2005）04-00-TheGerminationandModernInheritanceofGuangdongecologicalagricultureintheMingandQingDynastyWUJian-xinZHAOYan-zhi（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CollegeofSouthChinaAgricultureUniversity）Abstract:IntheMngandQingDynasty,Somekindsofecologicalagriculture,suchasland-poolstructure,fishraisinginricepaddy,duckfeedinginricepaddy,thekillingoforange-pestswithAnts,botanicalpesticide,hadexistedinGuangdongProvince.Asatypeoftechno-culturethatlaststonow,ecologicalagriculturemeansagreatdealthesedays.Itaccordswiththewaysof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odernagriculture.Itcanmakegreateconomicalprofitstolinktraditionallegacywithmoderntechnology.Ithasaestheticalandinstructivevaluesasatypeofhistoricalculturetobeexploited.Keywords:ecologicalagriculture；ecologicalagricultureculture明清时期是广东农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这一时期农业技术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生态农业的萌芽。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桑基鱼塘。1但较全面地论述这一时期的生态农业的萌芽，以及将它作为农业文化的延伸形态来探讨的文章尚未见。本文试对此作一探讨。一、基塘农业基塘农业分布很广，在珠三角的农业经济中占有的地位最为重要。它起源于珠三角的低洼平原，它的形成必须具有二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必须具有排、灌、防潦兼备的水利系统，田地必须是围田类型，二是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的结合。这两个条件在明清时期都已经具备，并且逐步完善。明清以来珠江口的漏斗湾随着围垦的加快而逐渐被填满，形成了河道纵横交错的河网区，随着水灾的日益加剧，人们必须将鱼塘挖深，将塘四周填高以防水患。明代万历年间南海、顺德已经有密集的堤围，清代水利形势恶化，珠三角腹部的堤围更为密集。明清两代的堤围还有不同特点。明代堤围还比较低矮，而且多为土堤，抵御洪水的能力不强，而且堤围多不相统属，多为只有单一防洪功能的水利工程。清代堤围的建造标准比明1相关研究见谢天祯：《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经济与农业生态》（载《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杨晓棠：《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态系统分析》（载《农史研究》第7辑，农业出版社，1988年）、赖作莲：《试论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兴起的原因》（载《古今农业》2000年第4期）、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载《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2代要高，长度、高度、堤围底座的标准都远远超过明代。清代后期珠三角小围连成大围，一村一堡也形成独立的具有排、灌、防潦航运功能兼备的水利系统。在明代中叶基塘主要集中在南海的九江、顺德的龙江、龙山等水利设施完备、淡水养殖业和种植业都比较发达的个别地区。清代连片基塘区出现于南海顺德的桑园围等大围，并且向香山、新会等县的新开发的沙田区扩展，发展的盛期在清代中后期。最早出现的基塘类型有果基鱼塘、桑基鱼塘、菜基鱼塘、葵基鱼塘等。万历《顺德县志》卷30《杂志》第九记载：“负郭之田为圃……圃中凿池畜鱼……”，这是果基、花基、菜基鱼塘的类型。葵基鱼塘则在新会占优势。《广东新语》卷22《麟语》记载：“九江之地如棋枰，周回三十余里，其黑脉者堤也，方罫者池塘也。……地狭小而鱼占其半，池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男贩鱼花，女喂饲爱蚕”，这是桑基鱼塘的类型。清代乾隆至咸丰、同治年间，南海、顺德连片基塘区的出现，往往与一村一堡的独立水利系统相联系。同时期随着国际市场对蚕丝需求的加大，蚕桑业在南海顺德的连片基塘区迅速发展起来，并向香山、新会、高明等沙围田区扩展。基塘在扩展的过程中与水利建设有一定的矛盾，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协调。[1]桑基鱼塘迅速成为在地理分布上占优势，而且在技术上也逐步发展为成熟的基塘类型。如在基与塘的比例方面，明末清初基塘比例为5：5，如《广东新语》卷22《麟语》记载：“九江……地狭小而鱼占其半”。到清末南海顺德的农民认为基塘比例为6：4最合适,如清末卢中燮《粤中桑刍言》记载：“其法将四成为塘，六成为基”。其次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上探索出“鱼，猪、蚕、桑四者齐养”[2]的合理搭配，养鱼、种桑、饲蚕、养猪的种群结构与食物链更趋合理，标志着明清基塘工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粤中桑刍言》还总结了“培泥之法”、“鑲勘之法”、“盘基之法”的基塘技术措施，是基塘系统运行中的重要环节，基与塘保持适当结构和比例，起到调节水、土、肥的作用，使基塘保持稳产高产，发挥水利功能。基塘的另一种重要类型蔗基鱼塘是在民国时期才发展起来的。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由于国际市场的影响，广东的蚕桑业一度衰落。而在30年代初，广东机器糖业促进了甘蔗种植业向没有蔗糖业传统的顺德基塘区扩展，桑基鱼塘便向蔗基鱼塘转化。蔗基鱼塘成为占优势的类型。但蔗基鱼塘在顺德不是完全排挤了桑基鱼塘，而是二者并存，农民根据市场需要和产品的市场价格决定基面的作物栽培从而改变基塘的类型。蔗基鱼塘的应用促进了基塘技术的创新。如种植桑树的基面，采用上泥往桑树壅土的施肥方法，使土壤趋向紧密，而改种甘蔗的时候有利于改良基面的土壤。[3]（P6-8）在实践中，顺德农民很好地解决了蔗基鱼塘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流与循环的问题：一是将蔗叶用作喂鱼的饲料，使基面甘蔗完全加入基塘生态系统的循环，二是加大对蔗基鱼塘生态系统外的物质投入。如1950年顺德县龙清乡的农民郭炎在每亩鱼塘加入蔗叶以及用上泥的方法给蔗田施肥之外，往鱼塘投入的还有猪粪、蚕蛹、嫩草、水草（是长在水里的一种野草）、花生麸、蚕粪、米糠，总投入量为9620斤，每亩鱼塘鱼的产量为470斤，而当时的一般鱼塘产量只有150斤。基面的甘蔗也获得了高产。有的农民还用蟚蜞沤水给甘蔗施肥，用野生的凤眼莲给蔗地作绿肥。[4]从20世纪的30－50年代蔗基鱼塘在技术上才成熟。从上世纪的50年代－70年代末期，蔗基鱼塘与桑基鱼塘基本保持并存的局面，根据蚕桑业和蔗糖业的市场情况互有消长。但在80年代开始，桑基鱼塘在基塘区已经衰落，蚕茧生产与其它作物生产相比，比较效益低，农民纷纷将桑基改种其它作物，各级政府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蚕茧派购任务，给予每亩桑基一定的补贴，而1985年以后蚕桑生产下降幅度更大。[5]到了90年代，蚕桑业已经完全退出，现在基塘区已经没有桑基鱼塘的芳踪。而在珠三角桑基鱼塘衰落的同时，这一古老的生态农业模式却受到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高度重视。该组织在80年代资助华南农业大学建立了研究机构。其实自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广东的学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桑基鱼塘的研究，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资助更推动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世纪之交，基塘农业一直是生态农业研究中的热门3话题。基塘农业经过现代科学的改造，新的面貌出现。据华南农业大学学者于2001年在顺德、南海、番禺等市(区)的实地调查，目前珠三角存在6种典型的基塘系统模式：精养家鱼—草(Ａ)、鸽—家鱼—草(Ｂ)、鸭—家鱼(Ｃ)、猪—家鱼—草(Ｄ)、猪—家鱼—特种鱼—作物(Ｅ)、异地鸡—饲料鱼—特种鱼(Ｆ)，这些基塘农业模式具有以下特点：资金投入大、经济效益高，市场风险也高。其中以综合养鱼模式的经济效益最高，也值得推广。但在基塘的生产过程中畜禽粪便和饲料不同程度存在污染水环境的问题，以及由于传统基塘技术如挖泥上基面的方法弃置不用，以致鱼塘淤浅，基与塘之间缺少物质交流的环节，等等。[6]这是基塘农业在从传统农业时代向现代农业时代转型过程中的现象，有必要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用各种方法与途径加以解决。二、稻田养鱼稻田养鱼在唐代已有记载。《岭表录异》记载的新、泷州相当于今罗定县，直到明代以前是壮瑶族聚居地。人类学家张寿祺教授认为岭南的壮峒瑶族是较有可能最早使用稻田养鱼技术的少数民族。这一技术起源于山间低地塱田或者河口地区的低洼田中稻鱼共生的生态环境中。珠三角基塘区的稻田养鱼与基塘农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明清南、顺的基塘区中，在蚕桑业未完全占绝对优势的时期，基塘系统中的鱼塘一直有稻鱼轮作的方式，如万历《顺德县志》卷30，《杂志》第九：“负郭之田为圃……圃中凿池畜鱼，春则涸之插秧，大者至数十亩，若筑海为池者，则以顷计。”《广东新语》卷22《鳞语》：“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支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龙眼多树宅旁，亦树于基。基下为池以畜鱼，岁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大者至数十亩，其筑海为池者，辄以顷计。”说明不论在桑基鱼塘或者果基鱼塘中都有稻鱼轮作，在鱼塘中稻的栽培方式可能是插秧，也可能是播秧，或仅仅是作为秧塘。因为鱼塘泥土较肥，利于秧苗的生长，如顺德的龙山：“塘于春则播种取秧，于夏秋则养鱼，塘基上则种桑，下则栽芋。计其所入，鱼桑为重，鱼利之兴也”（嘉庆《龙山乡志》卷4《物产》）。道光陈炬墀所撰新会《龙溪志略》卷下，记载在新会外海乡的一口池塘：“秋冬为菇塘，春为秧塘，夏为鱼塘，其利甚溥”，这也是用作秧塘的鱼塘。不过在南海、顺德基塘区，清代后期随着稻米种植业的衰落以及鱼塘需要挖深以适合水利建设的需要，池塘里的稻鱼轮作基本消失，专门用于养鱼。值得注意的是，在盛产四大家鱼鱼种的西江边上的高要县，稻鱼轮作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清末《高要县志》卷11《实业》记载：“邑人佃塘畜鱼，比比皆是。城北郊外之波海、黄塘大榄俱鱼禾两利。碌步朗之南塘，广利之大框亦然”。但当地稻鱼轮作的历史会更早。乾隆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上记载：“高要又有西水塘。塘居低洼，江涨必遭淹没。四围为土堤，留窦出纳。涨至，大江之鱼入焉；涨退，以竹篱遮窦，使不得出而鱼乃留。此天地自然之利也”。虽然没有说明高要的西水塘（西水指雨季时节西江的洪水）有否种植水稻，但可以从民国时期记载说明这些鱼塘是实行稻鱼共作的。民国《高要县志稿》记载：高要县的渔业养殖分为人工养殖和天然养殖，前者为鱼花塘和大鱼塘，天然养殖是塱塘和装荒塱塘，“塱塘面积至大广至百余亩，小至十余亩。水深至寻丈，四面有基，基有窦穴以备放水出外，穴口常以竹簰断绝塘鱼潜出。收益多半为鱼禾两利”，在种植水稻收获以后，就放鱼池中，“不必饲料，全赖浮生物及塘底自然物质。然必赖天雨平匀，乃成丰岁”。[7]塱塘就是《粤东闻见录》上所记载的“西水塘”。由于西江上的水流进入，塘水常满，塘中种植的是“能随波争高，不受淹没，秆长盈丈”的耐浸稻品种“深水莲”（《高要县志》卷11《实业》）。除了稻鱼共作，还有鱼与其它作物的共养。《广东新语》卷27《草语》记载：“广州西郊，为南汉芳华苑地，故名西园。土沃美宜蔬，多池塘之利，每池塘十区，种鱼三之，种菱、莲、茨菰三之，其四为蕹田。蕹无田，以蔑为之。随水上下，是曰浮田。予诗：‘上有浮田下有鱼，浮田片片似空虚。撑舟直上浮田去，为采仙人绿玉蔬’。”民国十二年郭华秀《高要县调查录》（载岭南农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