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贽的童心说

1文学创作要保持一颗纯真之心——浅析李贽的《童心说》李贽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而死。《童心说》是他著名的一篇散文，是《焚书》卷三里的一篇杂论，他在文中提出了“童心”的文学观念，主要揭露道学及其教育的反动性和虚伪性，阐明了李贽的读书作文教育观，洋溢着自由主义教育反对封建教育的桎梏，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精神。关于《童心说》，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说说我的拙见。一、童心即真心——反对假道学我们知道，《童心说》是李贽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在《童心说》的开头，他说道：“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认为，童心，实质上是真心，如果认为不该有童心，就是以为不该有真心。所谓童心，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如果失掉童心，便是失掉真心；失去真心，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人的资格。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就永远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完整的人格。而所谓“假道学”则是指满口仁义道德，而言行不一的人。这种人与李贽提出的“童心说”相违背，他认为写文章要遵循真实性，根基于现实生活，不能“失却真心”。他的文学理论影响到现当代的文学家——巴金。“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这是“人民作家”巴金的心灵感言。其实“说真话”既简单又复杂，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巨人精神，在当下求真意识淡薄的氛围下，更彰显出“说真话”的价值和意义，巴金正是以“说真话”而被大家所赞赏的。他在《随想录》里提出说真话的倡议，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话题，也是我们平时经常挂在嘴边的。然而具体到文学上，落在文本上，则又产生另一种效果和困惑。这里面有说与不说的难堪，真假之辨的尴尬，还有话语的矛盾与陷阱。虽然有那么多的疑问与指责，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氛围在慢慢形成，巴金勇敢地选择了言说，自己带头“说真话”。他的《随想录》也被誉为“一部说真话的大书”，在里面他反复地提出要“说真2话，并把“说真话”与文革，与现实生活的存在相联系，有真意浓情，有严厉批判，有殷切期望，更有良心的解剖。他的这种文论无不受到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文学作品的内容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而情感的真实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情感的真实是通过内容表现出来的。台湾作家三毛的作品不以描写大众人生、揭露社会问题为己任，而是把自我人生的抒写作为创作的中心。三毛一再强调“我的文章就是我的生活。”“我写的其实是一个女人的自传。”“迄今，我的作品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就我而言，我比较喜欢写真实的事物，如果让我写假想的事物，自己就会觉得很假，很做作。”三毛没有走虚构小说的创作之路，她从生活本身受到启发，不去编故事，只去写生活，而她自身奇特、浪漫、新鲜的人生经历，恰恰构成生活中最真实不过的故事，以至于读者往往无法区分它是文学作品，还是生活本身。她的这种写作正是体现了李贽提出的“童心说”文学理论，她也认为童心是写真诚文章的根本。巴金和三毛都是从这种“童心”出发去写作，写出了人间的杰作。将自然而不矫饰的个性表现视为最佳作品，将个性之真与人生之趣作为最高审美追求。李贽文学的创作理论很注重真实性，这与他个人的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他一生主要兴趣在于追求自我生命之自由与解脱，故而他保持一颗真心是必不可少的，他自认为不能被世俗风气污染，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去创作。正是因为他的真才被黑暗的社会逼迫自刎。二、纯真自然人性——反儒学污染李贽所处的时代是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传统价值观念遭到前所末有的怀疑的时代，新思想的萌芽正在顶破历史的坚冰，伸展出稚嫩的绿叶。在这种环境下，李贽仍然秉持童心，要求创作作品表现童心要“由乎自然”，不能有丝毫的“牵合矫强”。他说：“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有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从中可见，他的“童心说”即是“自然人性说”。他从自然人性论出发，把人进行思维的本能、本性都看作是天生的人寒了要加衣，饥了要吃饭，同样人见了美好的事物就喜悦，见了丑恶的事物就憎恶，与这种童心相联系，李贽提出了识、才、胆的意义和审美价值，识由知来，知之愈多，识见愈广，才和胆均由识而发，一个人如果童心常存，识、才、胆就会正常发挥作用。他要求识、才、胆应三者3俱备，他以此衡量自己，觉得自己在为人处世上，“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快”就是审美感情上的满足和快活，由此他要求文学家要敢于发表自己的作品，“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也不能把作品“藏于名山，投之水火”。李贽的这种自然人性论的“童心说”，在思想上和美学上，有着反对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巨大的进步意义。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和三纲五常，这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人的自然天性的发展。而李贽为人“笃爱佛禅，时常以谈禅证性为务，在生活方式和态度上亦模仿禅僧”，他的“思想深受禅宗的影响”。从儒学与佛禅的对比中可见，李贽认为儒学的发展会让人失去“童心”，失去人的自然本性。李贽的“童心说”不仅强调审美情感的真实,且钟情于文学的自然表现。真实就是自然，而童心是人最初的本心,童心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的本质，不应该受到世俗观念的污染。三、至文观——小说戏曲李贽从人的真心真情谈起,谈到写文章形式上的自然状态。在李贽看来,“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天下的经典文章,没有不是发自童心的。如果童心常在,那些伪道学家所宣讲的道理,在社会中形成的贪婪之心,就会失去立足之地。这样，任何时代，任何人，任何体裁文体风格都可以出现极好的作品。只要是从真情出发的自然的流露,就会写出好文章。好文章的标准是自然，是一触即发,并不是在于单独字句的雕琢与结构、体裁、风格等形式上的故意安排与矫揉造作。作品的形式是情感抒发的自然而然。这就是说，天下最好的文章没有不出自童心，可见在作品创作中，童心是不可丧失的。李贽在“童心说”中，把具有一定反叛精神的《水浒传》与儒家的“六经”以及《论语》、《孟子》等破天荒的相提并论，认为《水浒传》是出于“童心”的“天下之至文”，他把《水浒传》看成是圣贤的发奋之作，其价值远在该书之上。李贽在提出“童心说”的同时，还提出了文学创作要“顺其性而作”、要“有为而作”，反对无病呻吟，强调创作要有真挚而强烈的感情，要“蓄极积久、势不能遏”，这些进步的文学主张，都是难能可贵的。另外，李贽的散文是以议论性散文为主，很生动地表明了他要自由地发挥个4人见解的创作心态，虽讲道理却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其关键就在于议论中常伴有生动鲜明的形象性，这不仅对当时伪道学家这群类型形象的刻画颇有特色，而且对文章的创作也有着积极的影响，对他自己乃至后人写出好的文章有指导作用。李贽提出“童心说”意在鼓励作者真情创作，自然抒发,选取某种情感最适合表达的手法、文体和风格,创作出“内含于章美”、“笃实生辉光”的好文章。这是对于文学整体由内及外、由质及文的恰当描述,也是对文学创作提出的一个理想的标准——保持一颗纯真之心。创作上的自然,不是随意为文,而是在表现真实情感的基础上，真诚地创作，而这种文体、篇章结构、字句的安排不是刻意为之,是感情充而自溢的自然而然“风行水上”。能成为天下公认的“至文”,当属纯真自然之作，是主体情感的自由抒发与人格价值的自我彰显。所以,李贽认为《西厢记》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化工”之作“,，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正所谓“造化无工”是情感的自然挥发，无工而文。《童心说》是李贽公开讨伐假道学、假文学的一首檄文，有着很大的震撼力。首先，他以“童心说”反对假道学，指出写文章要讲究真实，要保持一颗纯真之心，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去创作。其次，他以“童心说”反对把文学作为阐发孔孟之道的工具，甚至把矛头指向孔孟及儒家经典，指出他们的说教非“万世之至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再次，他以“童心说”反对复古主义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理论。他认为文学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出好作品，而作品的优劣不是愈古愈好。最后，他以“童心说”改变历来轻视通俗文学的偏见。肯定传奇、院本、杂剧的价值，进而把《西厢记》、《水浒传》列为“古今之至文”。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5参考文献：1、《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左东岭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焚书》卷三3、《读律肤说》焚书卷三4、《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徐中玉郭豫适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5、《中国古代文论教程》李壮鹰李春青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