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集体化和1959-1961的农业危机

1林毅夫：集体化和1959-1961的农业危机摘要集体化运动最初虽然获得成功，紧随其后的却是1959-61年农业危机导致的3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我试图运用博弈论来理解灾难的主要原因。由于对农业活动监督的困难，农业集体化运动取决于自我实施的合约，在这样的合约中，每个人承诺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的合约，只能在重复博弈中保持平衡。1958年秋，农业集体化运动由自愿变为强制，也即，集体化从重复博弈变成一次博弈。结果，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维续，农村生产力土崩瓦解。实证分析支持我们的假设。1、介绍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当时中国经济的研究者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始于52年的集体化的成功让人印象深刻：农业产出在52-58年持续增长。运动没有遭遇农民的积极抵抗，得到比较平稳的实施。其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避免了与苏联1929年集体化运动1相伴随的破坏性结果，为欠发达高人口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Robinson1964）。结果，学习中国经验的观点在许多国家盛行（Eckstein1966,p.35;p259）2。不过，这种观点很快烟消云散。1959年起连续三年，农业产出突然大幅下降。1959年，谷物产量下降了15%，到1960、1961年，只有1958年水平的70%。对新近解密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仔细研究可以发现，1958-1961年，危机导致3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同时大约有3千3百万人推迟出生（Ashtonetal1984）3。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史上最惨重的灾难。集体化运动的最初成功之后农业生产却突然崩溃，这由于中国统计数据的缺失4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解。普遍承认的假设是：1）连续三年的恶劣气候；2）运动中的错误政策和不当管理；以及3）规模过度的集体化带来的激励问题（PerkinsandYusuf1984,p.79;Marshall,p.66;Eckstein1966,p.37,1977,p.59;Wu1966,p.151;2Chinn1980;Astonetal1984）。5在这篇论文中，我将表明，以上假设与经验研究并不一致，并提出新的假设，即59-61年的崩溃主要是由于1958年秋集体化运动由自愿转为强制。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组织形式的此种转变使集体化运动的性质由重复博弈变为一次博弈。生产崩溃，是因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成功取决于自我实施的合约（成员承诺约束自己）而自我实施的合约在一次博弈中不能持久。论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简要回顾了中国的集体化运动和相关的农业发展战略。其他假设以及检验这些假设的相对有效性的讨论放在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将这些假设和经验证据进行比较。第五部分是结论。2、集体化运动和农业发展的回顾1949年，中国政府取得政权时，中国经济被战争破坏地满目疮痍。89.4%的人生活在农村，工业产值只占国民收入的12.6%（国家统计局1987，p.50,89）。1952年，经济刚从战争的破坏里喘过气来，政府就本着迅速重塑国家力量的意图，采取了斯大林主义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6这导致了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迅速增长的需求。7由于短缺的外汇储备主要用来进口资本品，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只能由国内生产来满足。因为农业停滞和歉收对工业扩张具有迅速直接的影响，8集体化运动便作为实现工农业协同发展的战略而提出。农业发展战略的两个核心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劳动密集型的投资项目，譬如灌溉、洪涝控制和土地开垦；以及通过像密集种植、除草和施加更多有机肥等的传统方法和投入来实现单位产出的增长。9独立的家庭农场是1949年共产党掌权以前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传统组织形式。农田不仅少而且分散。革命时期，农村大约一半的土地属于地主，然后出租给农民种植。租金通常高达主要作物的产出的50%。四十年代开始，土地改革计划在解放区实施。根据这项计划，地主的土地被无偿没收，分给佃农。革命成功以后，土地改革计划继续实施，到1952年完成。表一表明，即便土地改革计划完成前，就开始实验多样的合作化形式。1955年3以前，三种主要的合作化形式中，最普遍的是互助组。农忙时，4或5家邻里暂时或者永久地共享劳动力、农具和挽畜。这样资源所有权并没有发生变化，种植决策依然是每个家庭的责任。第二种形式是初级合作社。20到30户家庭根据统一的计划联合资产。合作社的净收入通过两种形式共享：土地、挽畜和农具的红利分配，和劳动报酬。土地、牲口（挽畜）和农具依然属于个人。第三种形式是集体农场，即高级合作社。生产的一切方面都被集体化。报酬只基于劳动贡献——通过拿工分。家庭收入依赖于其成员获得的工分以及工分单位收益，而工分单位收益反过来取决于集体农场的净收入。起先，高计合作社规模约30户，后来发展到囊括村庄的所有家庭——150到200户不等。官方本来谨慎而渐进地进行集体化，鼓励甚至积极诱导农民自愿参加多种集体化形式。然而，1955年夏集体化运动的支持者赢得了党内辩论。1955年末，只有500家高级合作社，而到了1957年冬，包括1亿1千9百万户家庭的753000家高级合作社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表1）。起先，集体化运动出奇的成功。它没有遇到农民的积极抵抗，执行相对平稳（Eckstein1975，p.251）.虽然人口在1952至58年间增长了14.8%，同一时期，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7.8%（以52年为基准年），谷物产出增加了21.9%（表2）。这极大振奋了共产党内的领导们，致使他们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集体化基于如下理念：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动员能增加农村的资本构成，从而增加产出。然而，150户家庭的集体农庄虽然能够为集体内工作计划提供劳动力动员的基础，但还是无力为大型工程——灌溉渠、水坝等——动员足够的劳动力。大型工程一般来说需要几十个农庄的协同参与。更大规模的劳动动员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把20到30个150户规模的农庄合并成更具规模的单位。10因此，1958年，新的作为工业大跃进的一部分的政策出台。1958年8月底到11月初，在仅仅3个月时间里，753000个集体农庄合并成24000个公社，覆盖一亿两千万户家庭，高于其时中国农村总户数的99%。公社的平均规模为5000户家庭，1万劳动力以及1万英亩土地。11报酬主要基于生存需要，部分考虑到劳动4表现。经营自留地或在集市上交易——存在于其他合作形式中——是被禁止的。不出所料，几十亿人工作日被动员起来。然而，公社化运动导致1959-61年出现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业总产出在1959年下降了14%，1960年下降了12%，1961年下降了2.5%。更致命的是，1959年谷物产出缩水了15%，1960年继续减少16%，到61年仍保持低水平（表2）。和森（1981）所谓“食物权”（entitlementtofood）导致的许多其他的严重饥荒不同，大约有3千万人在这场危机中死于非命，食物短缺是直接原因（Ashtonetal1984）。危机过后，公社体制并未被废止。不过，它的功能被限于管理和协调。1962年开始，资源所有权，生产管理以及基于工分的收入分配转移到约20-30户家庭组成的更小的生产组织。新的组织形式，本质上，是50年代初级和高级合作社的混合体。基于所得工分的报酬，类似于高级合作社的补偿机制；规模和生产管理则和初级合作社一样。1962年后，开展过一些完善工分评价的实验，然而生产队系统作为基本农业制度直到1979年家庭承包制度改革12（household-basedfarmingsystemreform）——到1983年末，94.4%的家庭采纳这种新的制度，现在又被称为家庭责任制——才被废止。（中国农业年鉴1984，p.69）。危机过后，更加现实的农业发展路子被接受。农村集市在1959年秋重新开放，1960年夏，自留地也得到恢复（Perkins1966,p.91）。1961年，国家粮食收购价平均提高了28%（国家统计局1988，p.777）。同时，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变成农业优先发展战略。13工业现在定位于支持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技术和投入的引进不断加快。譬如，1962年以后化肥的使用大幅上升，14与化肥消费上升伴随而来的是适合施肥的现代高产作物的传播：新的短株稻和小麦。它们由60年代早期引进，到70年代晚期基本取代了所有传统品种。15类似的，新品种的玉米、棉花和其他谷物在六七十年代引进并推广16。灌溉面积在62年后也逐步上升。而且新的灌溉区大部分是机械灌溉而不是利用传统的重力系统。17与此同时，1962年后尤其是70年代，机械化进程不断加快。50年代，机械化被认为是集体化运动的依据，危机过后观点并没有改变。（译注：集体化才能机械5化。没有改变的是对于机械化的醉心）70年代末，农田耕种的完全机械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再次提出，政策制定者希望在1985年实现这一目标。虽然在农村，常常只能用拖拉机作为卡车的替代品（perkinsandyusuf1984,p.60），机械化确实使得多熟作物的推广成为可能，18机械化解放出来的部分劳动力可以用来加强农田管理的强度。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机械化对过去20年的农业增长有所贡献。总之，1979年家庭承包制改革开始前，农业发展战略可以归结如下：集体化一开始是自愿性的运动，但到1958年秋开始强制执行。1959-61年农业危机前，集体化首先是作为动员劳动力进行劳动密集型工程和加大传统要素投入的手段。危机过后，人们更加强调现代技术和现代要素投入。3、假设在集体化运动最初的成功之后，农业突然崩溃，通常人们认为有以下原因：连续三年的恶劣天气，错误政策和不当管理，以及和公社规模过大相关的激励问题。恶劣气候起先是官方用来解释大饥荒的借口（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会，1981）。虽然在像中国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每处地方都出现连续三年的恶劣气候不太可能，但考虑到农业对于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这种解释并非毫无道理。然而，如果气候确实是农业崩溃的主要原因，那么当气候恢复正常时，农业生产力应当迅速恢复到恶劣气候前的水平。19表面来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社化运动中政策错误并在公社内管理不善的假设似乎可信。事实上，地方干部完全没有准备好去处理公社如此巨大的农场中的复杂的行政事务。严重但出于好意的，生产的错误计划，资源的错误配置以及集体产权的错误对待，都将导致生产的巨大破坏。20雪上加霜的是，公共食堂计划为社员提供免费的伙食，导致运动初期的过量消费。更重要的是，虽然1959年谷物产出下降了15%，强制的国家粮食收购定额那年却增长了14.7%。21由于这些6问题，农村的可用食物在危机中显著下降。不过，大部分问题很快便被意识到。中央政府提出一些应急方案来修正这些问题（中国的农业合作化，1987b）。到1961年末，大部分错误政策得到修正：为灌溉工程而进行的劳动力动员被废止了，生产决策分散化到平均规模为20-30户的生产队，收入分配基本回到高级合作社时期主要采用的方法，公共食堂被取消，最后，强制的国家粮食收入定额降低到危机前的水平。总体来说，错误政策和不当管理确实加深了这场灾难。但是，如果这些是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1962年政策转变后，正如在恶劣气候的假设中所说的那样，农业生产力应该迅速恢复到公社化运动前的水平。传统的几个假设中，公社内的激励问题看起来是农业突然崩溃的最令人信服的原因。PerkinsandYusuf(1984,p.79)发展了这种观点，他们论证到：激励问题是……至少在两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大型组织中，个人努力和单位工分价值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虽然取得的工分数依然和个人努力相关，但单位工分的价值则取决于4000至5000户家庭组成的总体的净产出。即使你的努力毫无效率，工分价值也只下降万分之一。因为基于物质收益的内部激励不足以约束人们磨洋工的行为，能有效防止这种行为的监督就需要花费额外的费用。同样地，社员之间不互相积极监督，因为他们发现其他社员的工作同样和工分价值不太相关。降低核算单位规模在两方面能显著改善状况。至少既有能力也有动力去确保每个人各司其职。然而，PerkinsandYusuf的论证，只有在公社内确实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