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试论汉文字书法之抽象美

何新：试论汉文字书法之抽象美中国书法艺术演化之鸟瞰（本文据何新1988年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讲稿整理。曾经收入《何新论美》，本博发表，作者有所修订。）①书法是汉文字独有的艺术。西文亦有美术体、艺术体，但不能成为一种独立之艺术门类。原因在于，表音文字、字母文字使孤立字母难以成为有意义及意境，而且可以抒情又能负载主体命意的独立艺术。我在早年著作《龙·神话与真相》一书中曾批评当时流行之汉字“象形文字说”，指出汉字不是原始之象形文字，而是兼具象形及标音功能之表意文字。“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文字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中国文字兼具象形、标音及表意三种功能，为西文所不具备，书写者借毛笔、宣纸的特殊生发效果，以汉字之布局而幻化抽象出无限神奇。正是汉字具有的综合表意功能，使得汉字之书法成为一种独特门类之艺术——书法艺术。书法艺术之美，其本质是超越象形之抽象美。汉字书法的最初艺术作品不是文字，而是一些刻划图形和符号，首先出现在文明原始期（新石器时代）之岩画及陶器上。古有“书画同源”之说。石涛云：“字与画者，其具两端，其功一体。”（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兼字章第十七》，第63页）。云南沧源岩画早期岩画及契刻图形（文字），具有作为天地人相沟通的符号工具之意义，既是“画”也是“书”。惟从技法看，这种早期契刻乃是先民性情之自然真实流露，尚无稳定成熟之技法可言。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论汉字之美云：“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什九以象形为本柢”，“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九卷，344页。）书法艺术与建筑艺术、纹饰（装饰）艺术和音乐艺术并为抽象艺术。书法之”美“书法之美本质是抽象之线条美与主观美（所谓写意性）。篆书之结构美，隶书之优雅美，楷书之庄重美，行草之动变美，通过书法语言——线条、造型、构图（势）以及笔、墨、纸结合后发生的自然洇渗浸润效果——通过这些效果之结合，书者赋之以“意”（意图）。意者，文意也。书法乃是有机命意（意图）与无机命意——感情、意志之奇妙结合。书法之美感有如无声之音乐：线划之起伏、重轻、方圆、走停、急缓、浓淡、交叉、重叠、离合，墨韵之晕、涩、湿、干等，有如旋律、音调之抑扬变奏。一幅书法作品静中寓动，随着视赏之移转，透露出作者感情之流动——点、推、抵、挑、滚、转、翻、畅、滞、拖、滴、摆、划、刷、晃、抖、颤、留、回、扫、擦、跳等不仅“历历在目”，而且徐徐若音律。线条的中侧、藏露、快慢、重轻、粗细、方圆、曲直、正斜、颤滑、顺拗的性情、心情、动作，莫不随其情欲，变以为姿：“质直者则径侹不遒；刚狠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淬于俗吏。”“书如其人”。书法不但表现作者的性格，亦彰显人品。虽然善书未必皆好人（如蔡京、康生），但是人之品格不高，则书法亦多“点画狼藉“。一、汉文字书法艺术的起源远古之甲骨文已有高妙之技法。甲骨文，主要是刻划而成的，从书法角度欣赏，已经完全具备了章法、结体、用笔等主要构成因素。有些甲骨并非契刻文字，而是用朱书或墨书所写，已使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许多甲骨契刻文字，其刀法灵秀，变幻莫测而妙趣横生，其微细处之细腻，笔触之成熟，体现了刻写甲骨文之史吏巫卜已经掌握书写技法——即“书法”。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自序》中赞甲骨书法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足知存世契文，实为一代法书。”（郭沫若：《殷契粹编》“自序”，北京，科学出版社。）所谓“法书”者，即后世之模本也。甲骨文、金文、小篆时期，其书法美还是原生态的，非自为形态，当时还没有书法理论，也没有著名的书法家传世。其书写工具、材料也还是原始的，所谓文房四宝也都没有产生，那时毛笔仅仅是在木棍前端系上一缕动物毛，其含墨与水的份量，都十分有限，不具备后世毛笔的尖、齐、圆、健的四大功能。书法美还仅仅表现在文字的象形与结构对称圆融的书写上。［甲骨文还有许多技术性的未解之谜，譬如如此坚硬的牛肩胛骨与龟甲是如何刻上那些细如蚕丝的文字的？甲骨经过酸性溶液浸泡过吗？刀刃为何如此锋利？有合金钢材料吗？有专职的刻工吗？当时究竟多少人能够识读甲骨文？甲骨文仅仅是作为卜筮文字在社会上流传吗?商代有学校吗？如果有，课本的文字也是契刻在甲骨上吗?凡此种种，目前均无答案。］康有为的书法作品被称为“康体”康有为云：“中国书法约500年一变。”就书体来说，其艺术演变经历了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章草、草书）——碑、帖——行、楷诸阶段。金文，亦称钟鼎文。（金文多名，历代又称籀篆、籀书、古籀、史书、大篆等。）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作为礼器的鼎为其代表，乐器则以钟为代表，所以“钟鼎”即青铜器的代名词，而钟鼎等器物上铸刻的款识文字（或阴或阳），即“金文”。金文的内容多为记录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事件。金文字体古朴厚重，布局严整，艺术感极强。金文体划多异，诸体合称“大篆”，异国不同文，形态殊奇异，在以鸟为图腾之东夷族国，且出现兼具宗教涵义既具象（若鸟纹），而又兼具审美涵义之鸟虫篆体（所谓蝌蚪文）。二、秦代小篆的通行李斯书写琅琊台刻石拓本，小篆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命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书同文”。书同文打破了异国异族间方言的间隔，使得国内各民族各地域具有统一之行政沟通工具。篆书本有古文、奇字、大篆、小篆、缪篆、叠篆等很多种，大致归类为大篆和小篆两种（其中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等先秦文字）。秦代之新体文字则称为秦篆，又名“小篆”，小篆是李斯的工作班子对先秦列国文字删繁就简，择优而创成。李斯主持编订了小篆之范本。许慎《说文解字》叙论云：“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叙论》。）秦代政治大一统，为统一广地域的行政，必然要求车同轨，书同文。或者说，书同文必以车同轨为条件。交通的便利，带来文化交流的便利。而文化交流的便利，最主要的是书写、认读的统一。小（秦）篆之书体章法行列整齐，规矩和谐；结体匀称，上紧下松、亭亭玉立，线条则圆润中不失劲健，被评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因小篆笔画线条直匀圆润，故又有“玉箸书”之称。今传世秦篆有《绎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石门刻石》，皆传为丞相李斯作书。相传李斯作字，笔画刚韧如铁石，体势则曲折若飞动，为一代书家之宗法。秦体篆裁整齐，形体增长，成为正体。而《琅琊刻石》茂密苍深，书史引为极则。而秦权、秦量、秦诏版即变方匾，刀刻痕迹灿然。汉人篆体承之秦篆笔意而加少变，体势已在篆隶之间。青川木牍侯马盟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秦代墨迹之真体，今可见者并有青川木牍、侯马盟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秦之小篆体文字高度抽象，其文字结体亦追求结构平正之形式美。但小篆篆法苛刻，字形复杂，结体曲折，书写不便，于是适合俗用之隶书出现了。三、汉代隶书及草书的发展“隶书，篆之捷也”。隶书者，起源于皂隶“急就”之书——其创生就是为了书写方便。（隶书的产生，有传说为秦吏程邈所创。程邈是秦朝的一个徒隶，因罪下狱，在狱中创出一种新书体。秦始皇看后很欣赏，赦免其罪，任为御史。这种新书体起初专供隶役使用，而程邈又是徒隶，所以被称之为隶书，或谓佐书、佐隶。）隶书的产生缘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第一需要。近年来秦汉简帛书出土蔚为奇观，因此而成就一门考古学、艺术史新学科——“简帛学”，然而作为书法史的研究对象还没有引起书法界的足够重视。出土资料显示，战国至秦代的简牍墨迹，简化的和草化的篆书已多，笔画减少，字形有长圆变为扁方，很多字的收笔开始出现捺脚波磔，接近隶体，故被称为“秦隶”（以“秦隶”之名，区别于耒之汉隶，汉隶又有所谓“古隶”及“八分”等称谓）。马王堆帛书若以经学流布考之，“古文尚书”，当是隶书杂以籀书写之，其体势由长而短圆，转折处用笔使转，尚无方折笔。而“今文尚书”是用今体隶书写定。汉初之写本马王堆帛书如《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当即古文隶书，字体应属“秦隶”一系。云梦睡虎地秦简比银雀山竹简、汉初帛书保留了更多的篆意，是由篆转隶的书迹，而居延汉简圆笔几乎脱略殆尽，与汉碑的方笔如出一辙，仔细玩味秦汉时期的简帛书，更可以了解中国书法由篆书向隶书的清晰的演变轨迹。说者或云，隶书者，吏书也。秦末、西汉初篆书因实用之需要而向隶书蜕变，隶书是书吏“草率”地书写而形成的，结体由纵势变成横势，字型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隶书的出现，结束了以前古文字的具象特征，促进汉文字作为表意表言书写符号化之抽象化。隶书之用笔，突破了篆书单一的中锋运笔的束缚，点划分明，方圆相济，轻重有致，代表性的主笔捺脚成“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即后世所谓“隶书八法”。“隶字卽今眞书八法者，点为侧平，横为勒直，为努钩，为趯仰，横为策长，撇为掠短，撇为啄捺、为磔也。以永字八画而备八势，故用为式。”（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国书店版，1985，第42页。）古体演为今体，婉转变为直接，隶书是汉字书写的一大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也为以后各种书体流变奠定了基础。隶体书法至东汉也完全成熟。东汉之桓帝(147—167年)、灵帝(168-189年)间，时期，乃社会大动乱之前夜，但于书法史上，则为隶书之全盛时期。《石门颂》拓片汉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为传世之汉碑体。“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汉代是中国书法史上一大辉煌时期。汉碑之名品传世有《石门颂》、《史晨》、《孔宙》、《乙瑛》、《张迁》、《礼器》、《衡方》、《封龙山》、《曹全》、《熹平石经》诸碑，多为桓灵时代之作品。东汉后期在隶书基础上又发展出草书，称“草隶”。史游《急就章》草隶由隶书快笔连体写成，“凡草书分波磔者，名曰章草。”（关于章草的名称由来，有诸种说法，各有其根据和道理，兹列之：一，史游作草书《急就章》（本名《急就篇》），后来省略“急就”二字，但呼作“章”；二，因汉章帝喜好这种书体，并命杜度等奏事用之，故得名，唐韦续云“章草书，汉齐相杜伯度援藁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三，此种书体，专用以上事章奏，因以得名；四，取“章程书”词意，指此书体草法规范化、法则化、程序化。唐张怀瓘《书断》：“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草书者，“草捷之书”也。草书之最初形态即是“章草”。章草字间独立，接近于楷体之行草，为了书写简便，难写之字常有连笔之简化。传世之章草代表作有史游《急就章》和张芝《八月帖》、《秋凉平善帖》等。汉末政治动乱，书家却辈出，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黄金时代之一，一时蔚为大观。其时不仅有章草之发明，而且后世的所有书体，如今草、楷书、行书等，亦全部孕育于这一时期。揆诸世界上诉多民族，其文化繁荣昌盛有时未必发生在经济全盛时代，而是在忧患频仍的时期，这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四、南北书法的分化“北碑南帖”代表《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拓片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化为南北两流，形成近世所谓“北碑南帖”之异体。所谓“南北”在地理上，大体以淮河为分界限。书法风格之不同，反映了南北文化形态之迥异。北派书体，以真楷正书为主，但仍存汉隶的遗范，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多用于刻碑，这就是后世所说的“魏碑体”。魏碑体是汉隶以后出现的又一重大书体，其笔意凝聚在隶、楷二体之间，具有独特方正严谨之美。魏碑兴起于北魏。直至清季之末，于书法界影响不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动乱，南北分裂，战乱频仍，生民涂炭。但北方之经学仍于汉族贵族旧家所世传。其书法艺术，亦恪守古法师从汉碑笔意，而更求方正，形成独特的碑体书风。隶书较之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