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

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胡姗姗13011407余华所强力推崇的一种叙事倾向，便是对暴力和死亡的沉醉式表达。毫无疑问，暴力和死亡一直是被人类的文明理念所极力规避的两个概念，也是受人类的理性秩序所不断钳制的两种生命状态。它们相辅相成，彼此交叠，像一颗定时炸弹，从各种偶然性的角度瓦解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现实秩序。余华对它们的执迷，从创作主体的原始动机来看，可能是他觉得这种人性状态更容易传达他对现实文明的不信任和反感，也更能够直接地展示他对现实世界秩序的颠覆力量。但是，随着叙事话语的自然流淌，以及故事情节的自然发展，余华又不自觉地进入到某种细节化的场景呈现之中，使他的很多小说充满了某种令人惊悸的暴力美学的审美趣味。前言余华小说具有哟中颠覆性，阅读余华的小说犹如身不由己地加入一场暴乱，你所熟悉和习惯的种种东西都被七颠八倒，乱成一团，连你自己也心意迷乱，举止乖张。一、暴力与死亡（一）暴力从动物的本能上说，暴力无疑使人的一种攻击性本能。攻击性或者说暴力作为人性本能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从社会伦理上说，暴力或者攻击性有事一种潜力意志的体现，它渗透在政治，文化等等诸多领域。暴力只要诉诸一个更大的叙事，诸如真理，现代化，历史进步等等，它就可以获得合法性，因此，暴力在社会伦理的隐秘部位，一直存在着双重标准。因此余华的解释是，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让奴隶互相残杀，奴隶主坐在一旁观看的场景已被现代文明驱逐到历史中去了。可是那种形式总让我感到的是一出现代主义的悲剧。人类文明的更进，让我们明白了这种野蛮行为时如何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的。然而拳击取而代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文明对野蛮的悄悄让步，及时南方的斗蟋蟀，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的。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句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余华对暴力的强调，一方面是基于暴力是人性的本能体现，另一方面，它又是颠覆现代文明这一权利话语的有力手段，即：通过暴力的精心演绎，揭示现代理性秩序掩饰下的生命景观。当余华以反理性，反逻辑的手段赋予暴力合法性的同时，暴力本身也成为一种解构现实秩序的工具，而且这种解构始终披着“命运”的外衣，呈现出无法理喻的必然性特征，也使余华的叙事在广泛的欲望宣泄中成为某种话语的隐喻。譬如在《劫数难逃》中，余华就一反常态地将暴力引入婚姻，友情与隐秘的欲望冲动之中，他以命运的一次次暗示作为叙事前进的内在动力，不断地让人物进入各种预设的暴力场景中，成为各种人性欲望的欲望的牺牲品。像露珠对东山占有之后的冷静毁容，广佛对窥视自己与彩蝶偷情的孩子的杀戮，森林一看到女人漂亮的裤子便用刀片将之割破，沙子则对女人的辫子有着不可控制的占有欲......他们看起来是被命运推来搡去，而实质上却是欲望狂欢的结果。余华乐于充当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幸灾乐祸观看他的人物发出一个个暴力动作，东山对露珠大打出手，沙子玩弄剪刀，千佛的残暴直至彩蝶的坠楼......这一切大小暴力行径，全无凶狠的特征，而具有艺术性优雅，正是在描述这些反常怪诞的行为时，余华的叙述创造出了一种奇怪而又陌生的绝对真实。余华的小说打开了一个奇异的领域，在这里，人们走向自己的墓地就像兴高采烈去参加某个假面舞会，人们生活在阴谋和危险的边缘却心安理得，甚至从容不迫。《世事如烟》也是将叙事的内驱力建立在某种命运之中，其中算命先生作为一种权利意志的象征，不仅成功地操纵周围人群的命运，使自己的暴力意志不断地通过他人的死亡获得延伸，而且还直接以暴力手段，从一个个少女哪里获得所谓的生命精气。无论是汽车司机，灰衣女人，等等，他们看起来都没有遭受多少直接的暴力伤害，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身体暴力形式，在他们的生命中承受得并不多，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无处不遭受着暴力的无情折磨。《往事与刑罚》也同样如此。余华随便挑了几个时间记忆作为一种命运的符号，便将暴力性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人物对接起来。它们有刑罚专家这个权利意志的代表所设定，并明确地指向不同的暴力形式。余华的这些小说之所以充满了某种忧郁，残忍的血腥气息，甚至洋溢着某种隐约的狂欢气息。无论是出自于自虐，他虐，还是为了复仇，反抗，在具体的叙述方式，让施暴者，受难者，旁观者从多角度集体性地参与到叙事话语。（二）死亡叙述无论是显性暴力还是隐性暴力，它们对生命影响的终极结果都是一样——死亡。正是这种显性暴力和隐性暴力的多重渗透，使人物的死亡成为一种无法遏制的结局。所以，在余华的首次先锋出击中，死亡不仅大面积地出现在故事中，而且成为暴力发生，发展乃至自行终结的一种必然性状态。余华的人物早已蒙上宿命的阴影，他们面临危险，切近死亡却浑然不知，他们如此麻木地走向灾难确实另人惊异不已。由于余华的故事从来没有历史性，他笔下的死亡也很少负载着某种政治，文化，历史等宏大的社会内涵，而只是欲望的产物。呈现出大量的偶然性和随意性。院的作品中几乎所有人物的死亡都是非自然死亡。二、小说中的死亡意象（一）肉体的死亡在余华创作的小说中，对于个体正常死亡的叙述很典型，在“生在死后出现”、“没有生死间隔”这样的观念影响下，他对人生老病死的常态注入了自己的体会，加以夸张和戏谑，消解了由病到死亡的悲剧过程，在死亡过程中完成了对于生命存在的思考。在余华作品中，正常死亡常常表现为老死和病死两种形式。余华关注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其对老死的刻意描述，表现了死的必然。《现实一种》中老太太的死纯属自然死亡。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她“感到一种异样的兴奋，她甚至能够感到那种兴奋如何在她体内流动。而同时她又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局部地死去”，死从脚趾往上爬“就像潮水一样涌过了腰际”。在《活着》中，福贵的爹在卖掉家产替福贵还清赌债后，“像往常那样，双手背在身后慢悠悠地向村口的粪缸走去。”他从粪缸掉下了，“嘿嘿笑了几下，笑完后闭上了眼睛，脖子一歪，倒带顺着粪缸滑到了地上。”这个可怜的老人在失去了他的屋子即将死亡的时刻，选择了依旧属于自己的粪缸，笑着离开了人世。这笑中含着对不能死在自己屋子的遗憾。他就这样带着一点点欣慰又凄凉的感情，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余华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死的独特思考，在他平淡的叙述中，死亡是那么“胡作非为”，对诡异的死亡意象的营造，使得我们感到了一种外在无形的隐秘力量的作用。但在其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别样的东西，女儿难产的直接根源是“文革”医生被批斗，吃馒头给撑死了；儿子被抽死，因为县长的爱人生孩子大出血；外孙被撑死是因为太饿了，虽然死神无法预知，其中的人为的因素不能不说没有，余华实则通过对死亡的神秘书写揭示的是直面生命、直面现实的思考。（二）精神的死亡除了直接对个体群体生命死亡的描述，余华还刻画了这样一组人，他们是活着的，但是在他们大都或疯癫或白痴，无法独立思考，在人的精神层面上讲，他们已经死亡。这些活着的人已经没有了生存的意义，但透过他们有别于常人的视角，我们发现这个社会本身的一些问题。《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的“我”是个傻子，他原本有自己的名字，叫来发，但别人是按他们的想法叫他，因此这个有名的人就如同无名。他父亲死了独自一人生活，以挑煤为生，周遭的人看他是傻子，总以取笑他为乐。同样在生活底层的人，又把人分出阶层，最底层就成为其他人取笑的对象，这里就有了阿Q的思想，自己本身就无法自足，偏要去欺负比他更卑微的小尼姑。而一个底层傻子的个体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他甚至没有一个作外号的名字，靠干最苦最累的活生存，这就是这个个体生命的生存境况，触人目，惊人心，鲁迅说人竟如虫豸，这里的傻子何尝不是如此。小说《一九八六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曾经历文革变得有些疯癫的历史教师，他在教书期间研究过古代刑罚，尤对酷刑颇有研究，并因此产生了强烈的自虐和他虐倾向，每日幻想着对他人的臆想砍杀，最后却用古代种种酷刑自戕。在这里，虽然作为人的生命迹象还存在，但是他的精神早就崩溃，活着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的空壳。出于对那段历史的绝望和对自身生存价值的否认，他开始一种最为极端的精神境遇，把自己关在一个黑暗的牢笼。他把自己幻想成世界的主宰，对人类施加惩罚。可是，这些不过是他对现实的一种逃避，作为活着的人他已找寻不到任何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小说，作家通过对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存困境的侧面展现，把人类生存的意义思考摆在读者面前，也传达出作者对社会的控诉。余华对于精神死亡关注主要集中在傻子和疯子两类人身上，他们有呼吸有心跳，是活生生的人，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空缺的，是无序的，导致了他们的生如同“死”。余华着力刻画这类人的精神死亡，表达了他对于活着意义的思考。在死亡面前，活着是比死亡更有意义，但是，精神上的死亡比肉体的死亡更丧失了活着的价值。不管是精神死亡抑或肉体死亡，只要是死亡，就意味着毁灭与衰败。肉体的死亡是彻底结束，精神死亡又何尝不如此？傻子被人欺负，疯子渴望杀人，正常人也时常失去理性，变成了野兽，而即便平静活着的人又总是遭遇不可捉摸的意外致死，余华在对死亡意象的书写中，他写出了死的神秘莫测，通过这样的描写告知读者：死之不可测其实也是生之不可测。死的不可预测是因为人类本身卑微，而卑微的人们又任意放任这种卑微，人类无法自救，也不愿意自救，于是就万劫不复。三、余华创造暴力与死亡动因（一）医院里的风景余华是胆小的，伴随着胆小而来的，自然是恐惧以及对恐惧本身的高度敏感。然而生活却偏偏为余华安排了一个充满恐惧意味的生存环境——医院。对于没有多少人生经验的小孩来说，鲜血、疾病和死亡......这些概念的真实内涵在他们的内心里还是一片空白，所以并不一定引发他们的恐惧。余华的父母本身就是医生，整天面对的都是病人的生与死，这些习以为常的现象使他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种环境。“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胸前血迹斑斑。”也许他早已习惯了医生对待生命的自然状态，使他在叙述死亡时，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惊异的平静。（二）川端康成的启蒙川端康成对余华的影响，并非只是叙事上的处理，川端认为“对现实的表象和现实的界限过分轻信，就不能产生深刻的艺术”所以他认为，作家是要透过现实的表现公布，达到现实的彼岸，去窥探灵魂的深渊。余华的叙述远离了对生命的自然尊重，对死亡的基本恐惧，给人以情感上的极度惊悚，而这就是受川端康成的对细节的精巧处理，他使余华学会了从容地描述一种场景。余华对人性的独特思考与展示中——他不再轻易地屈服于日常伦理对人物命运的安排，也不再拘泥于对故事情节的逻辑的建构，让叙事直接进入人物的精神领域，不断地让人物在各种彼此错位的生存境遇中做出无可奈何的抉择，以此来凸显荒诞性。四、后记余华创作中存在了大量的死亡意象，他对死亡的迷恋，使得他在小说创作叙述中出现了生与死的相对存在，也存在了大量的死亡奇观。他写到人老死病死的正常死亡，写出了离奇的意外身亡，营造出了一连串群体死亡，更表现了傻子与疯子的精神死亡。在他的笔下，死亡是无处不在的，余华写血腥，写死亡等，但不仅仅停留在这些表象，通过形形色色的死亡意象，我们发现余华对死亡的认识，一是其无可把握性，一是其不可预测性。人们对于死亡是不可预知的，死是命中注定的，表达了余华对于死亡神秘莫测的认识。透过余华对死亡的思考背后，我们进一步发现其对生命的思考。在这一系列思考背后，暗藏着余华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和乐观豁达的活命哲学。这种创作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受到童年经历，家庭作用和文学本身三方面的影响。余华的小说从始至终都贯穿着死亡意象，并通过这形形色色的死亡事件，构成余华小说独特风格的构成要素之一，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参考文献：余华：《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余华：《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余华：《现实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