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的悲剧性命运

俄罗斯人的悲剧性命运——评介波里亚科夫的长篇小说《无望的逃离》□秦晓鹰波里亚科夫坦诚地希望中国读者，“在读了它之后，也许能更好地理解俄罗斯人的悲剧性命运，理解如今仍在经受艰难而又充满矛盾的时代风雨的俄罗斯国家的悲剧性命运了。”如今，中国人去一趟俄罗斯并不难，难的是深入了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认识几个俄罗斯人也非难事，难的是无法接近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阅读几本论述十几年来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书更容易，不容易的倒是我们触摸不到社会的巨变与转型对俄罗斯人精神世界的冲击与震撼。俄罗斯当代长篇小说《无望的逃离》所以能够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多次重版，特别是能为世界各国文学界与出版界所瞩目，恐怕就是因为回答了前文所说的几个“最难”和“最不容易”窥见的问题。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能有幸读到此书中文版的原由。《无望的逃离》的作者是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之一的尤・波里亚科夫。小说写的是主人公巴士马科夫准备与妻子不辞而别的故事。作者认为，家庭是战胜风暴的诺亚方舟，爱情是抗拒伤痛的情感，所以他把自己的著作“定性”为“家庭小说”。然而，当我们从第一页读到最后的627页，才蓦然发现，家庭、情爱其实只是这部书的一根连线。它所串联的人与事却构成了俄罗斯当代社会生活的巨幅立体全息的摄影作品。通过主人公以及与主人公有关的人的命运、人的全影侧影与剪影、人的迷误失误与醒悟，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在那个曾经叫苏联的国家里，在过去和今天这短短的十几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作家尤・波里亚科夫一面“定性”此书为家庭小说，一面又毫不掩饰成书的目的。他说：“在写小说的时候，我自己试图理解并帮助读者弄清楚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一度似乎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最无可挑剔的历史文明形式之一的苏维埃文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知道自己40万字的大作译为中文后，波里亚科夫坦诚地希望中国读者，“在读了它之后，也许能更好地理解俄罗斯人的悲剧性命运，理解如今仍在经受艰难而又充满矛盾的时代风雨的俄罗斯国家的悲剧性命运了。”时下，苏联时代的军大衣、将军服都是外国旅游者的抢手货。商人们“动员”将军：“蛀虫可不长眼，您要是不卖，将来您连治心脏病的硝酸甘油都买不起了！”将军悲凉地回到家，拿着、端详着代表着尊严与光荣的将军礼服，突然倒下，心脏病真的犯了！那么，就让我们跟随主人公巴士马科夫，在他那些几近荒诞和滥情的经历中，去看看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吧。巴士马科夫原来是区团委机关（组织部）的一名年轻干部，满身慵懒恶习，官味十足，因为犯了错误断了仕途，被调入了一个以宇航为对象的科研所，因为有学业基础加上工作业绩尚好，成了一名副研究员，人也进入了中年。此时“变天了”，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变成了俄罗斯传统的三色旗。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因为没有了国家拨款而作鸟兽散。巴士马科夫与他的好友，精明能干的捷达为生活所迫，做起了投机倒把的生意，利用差价，从俄罗斯向波兰“捣腾”香烟。几把生意做下来，俩人的妻小脸上都有了笑容。可是好景不长，走私被查，弄得负债累累。捷达的那位妖娆妩媚的妻子列雅只好自己去闯荡，终于谋得了某经理秘书的差事。时隔不久，列雅下班越来越晚，最后终于舍家而去，委身经理成了情妇，成了有钱人高价“购进”的一件活商品。再看看军人阿纳托利奇。这位当年官拜上校的现役军人曾是那样英武挺拔豪爽豁达，但一俟脱下军装，立刻“沦为”酒店停车场的看车人。此时的他，走起路来躬腰缩肩，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夫人，您可以不爱您的丈夫，但您必须爱您的小汽车，嘻嘻”。当几个土匪似的年轻人摔出几张用作小费的钞票时，阿纳托利奇和他的同事们，会像马戏团中的小丑那样，行一个讨好的敬礼。卑微的生活让几个看门人常常以酒解烦，几乎天天酩酊大醉，他们自己都觉得恶心，“恶心地就像一个良家妇女，迫不得已与一个臭气熏天、浑身长满疥疮的盲流睡了一觉醒来后的感觉”！语言的犀利来自锥刺般的痛楚，而命运的反差铸造了讽刺的锋芒。老将军鲍利斯・依萨科维奇在苏东剧变之前从来就没有考虑过钱的事儿：养老金不菲，医疗疗养免费，家有储蓄，自己还时不时在军事刊物上写点文章拿稿费。但是几个月的剧变，却使一切改观。通货膨胀让他存折中的8千卢布（曾相当于数万美元）顷刻变成了废纸。看着只够买面包的退休金，奢望安度晚年的老将军决定把居住的大房子卖了，换套小点的留下些保命钱。然而，有人及时告诫他“卖房可要十分小心”。曾经有个功勋卓著的老人卖房后，当要人家付款时却不明不白地死了。住在老将军隔壁的一个什么人民委员部的副主席也是签字卖房后第二天就失踪了。鲍利斯・依萨科维奇吓得打消了念头，又试图把房租出去。结果，一大群不三不四的家伙：妓女、地痞、流氓，年纪轻轻拿着来路不明的钞票的年轻生意人接踵而来，他又怕了。将军怅然若失踱步在阿尔巴特街。满大街的小商小贩冲着他喊：“老爷子，你有没有一级光荣勋章……”时下，苏联时代的军大衣、将军服都是外国旅游者的抢手货。商人们“动员”将军：“蛀虫可不长眼，您要是不卖，将来您连治心脏病的硝酸甘油都买不起了！”将军悲凉地回到家，拿着、端详着代表着尊严与光荣的将军礼服，突然倒下，心脏病真的犯了！如果说讽刺是另一种悲哀，那么光怪陆离又是什么呢？一个来自“俄罗斯改革历史研究院”的胖子气呼呼地告诉别人，他就职于“改败院”。人们不解地问，何为“改败院”。脑满肠肥者答曰：“就是俄罗斯改革失败研究院。”一个诗人逢人就“控诉”，苏联当局曾经如何如何迫害他。事例就是，他曾经因为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赠送的一条领带，就遭到克格勃的传讯审查。说着，他就把那条印着BBC（英国广播公司英文缩写）字样的领带拿出来作为证据。谁都不会知道，这条领带上的BBC并不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缩写，而是“大不列颠建筑工程公司”的小礼品。虚荣、无耻再加上诗人丰富的幻觉就编出了这等谎言、这盆污水。一个政客要当议员，却没有足够的本地选民人数来证明自己有资格竞选。于是《民众沃克斯》基金会对天发誓，只要有足够的钱，保证几天之内就能搞到几万支持者的名单。果然，基金会实现了承诺，政客欣喜若狂。可事后方知原来这几万名“支持者”基本上都是当地已经死亡者的姓名！好家伙，又一场收买“死魂灵”的果戈理式的喜剧、闹剧。一家号称专门为美国招揽科学人才的公司——“黄金机遇公司”开张了。条件是每位科学家都要拿出翔实可行的科研项目方案。应聘者的报酬极具诱惑力：月薪最低为3万美元。科学家们纷至沓来，应者如云。有的已经做起了“美国梦”：买复式住宅、买海滨别墅……可惜，高兴太早，待他们的科研方案交上去后往往会得到这样一张印刷精美的回执：“谢谢合作，我公司专家委员会认为您不适宜参加这项工作。”就在被婉拒的科学家们自认晦气时，他们哪里想到：“黄金机遇公司”几乎把俄罗斯某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一网打尽，然后倒手卖给了美国和西方，捞到一笔横财。科研所已经穷得连科研报告的用纸都无钱购买了。但是人们却发现，那位成天喊穷的“头头”却有了一辆崭新的“雷诺”汽车；有人又在城里遇上他老婆开着一辆“本田”；再后来就是这位“穷管家”竟然在高尔基大街买了一套5居室住房、在某地兴建了一座别墅，全家老小还去了趟北非的突尼斯渡假。那么，在《无望的逃离》中除了上述的悲剧、丑剧还有没有过上好日子、过得挺舒心的人或部门呢？当然有。而且他和他们生活富足得就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请看“过着好日子”的人们的群像。1992年，俄罗斯“休克疗法”搞得如火如荼。宇航科学研究所的国家经费来源从削减到压缩到“断奶”。被称为经济领域流行性感冒的通货膨胀让科研人员难以生存。于是，“改革”了、“市场化”了。行政一把手多库金要求大家研制民用高科技产品。不久，一种别墅用的生化无污染厕所试验成功，又有一种自来水过滤器破土而出。但是，不知为什么，批量生产问题始终无法解决。缺资金吗？可能是，因为科研所已经穷得连科研报告的用纸都无钱购买了。但是人们却发现，那位成天喊穷的“头头”却有了一辆崭新的“雷诺”汽车；有人又在城里遇上他老婆开着一辆“本田”；再后来就是这位“穷管家”竟然在高尔基大街买了一套5居室住房、在某地兴建了一座别墅，全家老小还去了趟北非的突尼斯渡假。此时，研究所的人们才追念起从前那位曾经被大家视为恶魔的所长，他严厉、严格，头发有点花白，但这一切如今却几乎是“天使”的象征了。如今，工会变了，党委没了，严格而慈爱的所长也没了，人们只有一条路：散伙。在那些过着好日子的人中，俄罗斯金融界首屈一指。尤・波里亚科夫在小说中把锐利的笔锋转向了银行。原来在某处担任党委书记的盖尔克如今就是某银行人事部副部长。当熟人再见到他时，盖尔克已经“肥硕了不少，一副养尊处优的体态，活像一只波斯猫。毛茸茸的上髭，还戴上了一副细框的金丝眼镜。”这位前党委书记，很习惯地在上班时间让女秘书给他弄点茶、咖啡或者自己从宽大的酒柜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岂止一个盖尔克，金融机构几乎所有职员简直就像生活在一个“美妙的国度里”，“那里所有的人不愁吃喝心情愉快，谈的最多的是往哪儿投资，或者今年还值不值得再去一趟希腊或西班牙。”在那里，他们可能分不清真钱还是假钞，但绝对分得清楚什么是意大利西服、土耳其皮装、法国香水和德国皮鞋！那么金融机构的钱是怎么进入了这些幸福者的腰包的呢？一个银行高级职员告诉新来的伙计：银行是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每天有各种各样的酒鬼拿着杯子、提着桶，或者开着油罐车把血液弄走。血没有了怎么办？你就定期向国际货币基金会贷款来补充血库。结果，当然是债台越来越高。所以，那位高级职员告诉“新来的”：“当你听到有人在电视里大放厥词，说我们的经济在崩溃，不借不行时，你就只管冲着电视吐唾沫就够了。他非常清楚这是怎么造成的。而在他的裤子口袋——正放着装血的水壶呢！”原来，“幸福者”是国家盗窃者，是吸血鬼。作家借一个年轻人的口这样诅咒：“不能说富人都是小偷，但在俄罗斯，是！”这就使中国读者看到一个严酷的现实：在当代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期中，一批金融蛀虫是以牺牲民众、国家利益、带着贪婪的血污走入所谓上层社会的。他们或者是利用原先在苏联时期就享有的权力进行了权钱交易，或者是采用巧取豪夺的手段，获得了金钱和新的权势，从而成为了所谓“市场经济的主人”。其实，他们是一批心态被金钱扭曲、也是在用金钱扭曲社会的“新贵”——罪人。“一个半身塑像。”“请把包打开！”运动包里竟是一尊列宁半身雕塑……“这是什么？！”经过严格检查和化验，证明了小伙子的话是诚实的——“这是一抔土，俄罗斯土地的土。”在巨大的社会震荡和转型中，正直的俄罗斯人选择了三条路。一条路是不断地为“历史”而战斗、而怒吼。小说主人公的亲密朋友捷达就是典型。巴士马科夫在共产党占议会多数的议会大厦前，与保卫议会手持自动步枪的捷达诀别。回家后，巴士马科夫就像得了语言热病，头脑中迸出的全是捷达想说的复仇句子：“……为了被毁坏了的伟大的苏联，为那些被掠夺得一无所有的老人们，为我们的、失去美好的少先队员岁月的孩子们，为被糟蹋了的伟大的苏联宇航技术……”愤怒之后，应该是自动步枪嗒嗒的射击声，但作者却给了这些严肃的宣战式的语言一个另类注脚：巴士马科夫发狠地按下抽水马桶的金属把，发出了哗哗的冲水声。这是一种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也标志着作家对这条道路选择的善意讽刺。人们选择的第二条出路是务实但不屈从拜金主义。巴士马科夫的女儿和女婿就是寄托着这种人生选择的年轻人。他们愤世嫉俗，但不追求历史英雄主义，更没有以卵击石地去捍卫成为过去时的苏维埃，而是“智慧在心、技术在手”去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他们离开了大城市来到遥远的海参崴。曾经被人们视为花瓶，甚至被某些怀着不轨之心的大款当作“猎取目标”的小女儿，自愿到海滨州的幼儿院当保育员并在师范学院参加函授部学习。她的丈夫在部队服役，学过中文的他也为当地做中国羽绒服生意的商人当翻译。他们生活得清贫，可是很正常也很充实。还有一种人，当然是指正直的人选择了离开俄罗斯，到国外去寻找出路。在这种选择里，包含着他们对精神废墟深重的失望，也保留着某种无奈的留恋。请看发生在机场海关的一幕：鲍尔卡与白发苍苍的行伍出身的爷爷在安全检查口告别。老军人紧紧搂着孙子、噙着泪。孙子用玩世不恭的口气说着“军事术语”：“好了，爷爷，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