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政教关系

伊凡四世时期政教关系伊凡四世政府在教产世俗化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如此,随着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的巩固,到彼得一世的宗教改革之后,俄罗斯教会各方面势力已非往昔,彻底从属于世俗政权。作为俄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者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开创者,伊凡四世主张的教会革新及百章会议正是这一漫长历史过程的发端。1547年6月,伊凡四世独掌朝政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地方分权,巩固封地贵族利益、限制波雅尔贵族和教会势力,依靠“近臣拉达”从行政、司法、财政、军制、教会等方面调整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其中,教权与世俗政权利益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在1551年召开的百章会议及其成果中。自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宣布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为国教以来,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俄罗斯教会已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教会广占土地自不待言,但其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却是紧紧依附于大公政权的。伊凡四世时期,教会面临着严重的思想危机,异端运动从14世纪中叶起时有发生。15世纪以来,在同异端派斗争过程中,教会分裂为约瑟夫派和禁欲派,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日益没落的教会威信,但其方式不同。前者的方案要求改进教会结构中的外部秩序;后者则主张从内部完善教会,从道义上革新教会。在两派的斗争中,约瑟夫派往往是教会中的大多数,从而使教产世俗化问题久悬不决。随着教会与世俗政权矛盾和斗争的日益激烈,教会内部约瑟夫派和禁欲派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朗化。到伊凡四世加冕之后,以沙皇的忏悔牧师西里维斯特为首的禁欲派积极站到新政府一边来,支持政府教产世俗化的决定;而都主教马卡里领导的约瑟夫派坚决捍卫教产受上帝保护、不得侵犯的原则,他们属于教会中的保守派。为了进一步协调世俗、教会封建主之间的利益关系,1551年2月召开了有宗教界代表和世俗封建主代表共同参加的百章会议(因会议决议编成一百章而得名)。百章会议在有关教会的三方面展开讨论：1）首先是教会占有土地问题。政府的教产世俗化构想遭到彻底失败,教会拥有财产得到进一步确认。沙皇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他指出,/-热爱上帝的人们.捐赠给修道院世袭村庄并为其购置物品,修道院自身也攫取土地。而有的修道院没有房屋,旧的房屋又空闲不用。0/那些房舍哪里去了,谁又将它们据为己有呢?0/黑衣修士生活在村庄,又在城市中争抢土地,这合适吗?0[9]然而,面对都主教的反对和势力强大的约瑟夫派,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会议最终确认,捐赠给修道院的不动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将其从上帝的教会手中夺走、转让或出卖0[9],此外,会议事实上取消了不利于教会的1550年9月15日法令。政府对教会的妥协退让引起了沙皇的不满,在他的争取之下,政府与教会达成妥协,通过1551年5月11日法令。法令禁止修道院不向沙皇报告而擅自购买土地;收回在伊凡少年时代波雅尔捐赠给修道院的土地;修道院以/暴力0从波雅尔子弟和欠债农民那里抢夺来的俸田和黑地交归沙皇;禁止苏兹达尔、雅罗斯拉夫尔和斯塔罗杜布的世袭贵族向修道院捐献土地。尽管50年代的政府采取了某些限制教会地产扩大化的措施,但16世纪50-70年代,教会的地产总数还是增加了。“1551年召开的批准《百章决议集》的宗教会议,彻底巩固了教会在财产上的地位,以致教会成为封建俄国最大的农奴制地主”。2）百章会议在统一教规、教仪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果,通过了有关教会唱赞歌和撞钟程序的规定。会议认为,/按照在仪式上笃信宗教的要求,划十字是用两指而不是用三指,呼-阿利路亚.是两次而不是三次,根据沙皇的建议，会议决定在莫斯科及其他部分城市设立学校以培养专门的神职人员。会议提出重新建立大司祭制度,神甫和执事们要绝对服从大司祭,大司祭和“老的牧师们”应该一同监督教会礼拜的认真执行和教会僧侣们的行为;严惩买卖圣职行为,“教职人员应无过失地保住自己的官职,并不受诱惑”。为了进一步挽救日渐没落的教会声望,百章会议通过了整顿教士日常生活的规定。譬如,限制教士纵酒的恶习,《百章决议集》提出不服从大司祭、酗酒、在教堂礼拜中漫不经心者应被开除教籍。决议规定神甫和执事不准骂架,不准说下流话,不准醉后进入教堂和圣坛,不准斗殴致伤。另外,《百章决议集》也就俗人的生活规范和道德行为作了具体规定，以加强对世俗世界的精神统治。百章会议虽然没有达到制服教会的目的,但宗教仪式的归一对统一国家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教会的嚣张气焰亦有所收敛。在俄罗斯,教权对沙皇政权依附关系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教权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也经历着不同的变化,政教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国家与教会所关心的问题,但总体上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局面。纵观俄罗斯历史,政教关系主要经历以下几个时期:1政教依附时期(10世纪末——17世纪中叶)10世纪中后期,俄罗斯从拜占庭帝国接受基督教,并采用东派教会礼仪。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建立教堂、修道院,命令所有的俄罗斯人受洗入教。拜占庭的宗教生活是一个整体,在宗教与世俗、教会与国家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划分。它作为帝国精神支柱,服务于帝国政权。俄罗斯的东正教是在拜占庭帝国的庇护下产生的,拜占庭帝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俄罗斯东正教继承了这一体制,完全依附于世俗政权,教会成为国家的统治工具。教会与国家的政教关系相互协调、默契,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2各宗教组织的不平等时期(17世纪中叶——1917年)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上俄罗斯沙皇的宝座，开始了罗曼诺夫家族的统治。他迎回在反波兰战争中被俘的父亲,任命其作了牧首,于是形成了俄罗斯历史上父掌神权、子掌政权的局面。政教合一的体制得到彻底的巩固。3政教分离时期(1917——1991年)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历史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俄国确定以工农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苏维埃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教政策。1918年1月23日,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法令规定,凡因信奉或不信奉某一宗教而被剥夺权力的规定一律废除;国家机关和其他公开的社会权力机关在进行活动时,不得举行任何宗教礼仪;任何教会与宗教团体都无权占有财产;任何宗教和宗教团体都不享有法人的权利;学校同教会分离,在一切讲授普通科目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学校中,禁止讲授宗教教义。公民可以私人教授或学习宗教教义等条款。这一法令的公布,标志着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沙皇时代政教合一局面的彻底结束。所有公民将不再受信仰的约束,一律平等,这在法律上确立了各宗教组织的平等地位,并且保障了无神论者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取消了东正教的国教的地位,剥夺了他的财产和拥有特权的地位。实质上是在抑制信仰宗教的自由,其目的是想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无神论对有神论实行专政。4政教协作时期(苏联解体前后至今)在当今的俄罗斯,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都明确地指出了东正教作为国教的宗教地位,俄罗斯的立国之本仍是东正教。在政府的支持下,年久失修的教堂和修道院得到修缮。俄罗重新开始了拯救自己的探索道路：宗教兴国之路。近年来的实践证明,俄罗斯的政教关系已步上良性循环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