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柴达木盆地气候正由暖干化向暖湿化转型。柴达木盆地地处青藏高原北部，其主体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境内，为阿尔金山、祁连山、昆仑山所环绕，总面积25万多平方公里，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境内蕴藏着各类丰富的矿产资源，被誉为中国的“聚宝盆”。但这个“聚宝盆”长期被水资源短缺所困扰，生态和经济发展均受制约。最新气象研究表明，中国西部“聚宝盆”柴达木盆地气候正在由暖干化向暖湿化转型。2009年，盆地内的地下水量新增了2亿多立方米，相当于16个杭州西湖的水量。青海省气候监测评估中心近日发布的《柴达木盆地候变化评估报告》中称，柴达木盆地是青藏高原乃至全国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最为显著的地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升温和降水量的持续增加。在气温升高的同时，柴达木盆地降水量也在持续增多。据青海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戴升介绍，柴达木盆地大部分地区从1998年以来降水量持续增加，增加趋势明显大于青海省其他地区。卫星遥感表明，近年来柴达木盆地湖泊面积不断增大、水位明显上升，其中2008年哈拉湖面积比2005年增大7.38平方公里。气象专家预测，未来10年至20年，柴达木盆地的气温将继续上升，可能比20世纪90年代平均值偏高左右；降水还将继续增加，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值相比将偏多5％－19％左右；柴达木等河流的径流量比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值将偏多10％左右。中国“聚宝盆”气候暖湿化的趋势还将在未来表现得更为明显。气候变化规则将重塑全球产业结构第一，能源消费成本的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构成，进而影响全球产业的布局。不同产业的碳密度、不同国家同一产业的碳密度差异很大。比如，能源业的碳密度大约是服务业的10倍，发展中国家的碳密度大约是发达国家的4倍以上。因此，减排所引发的能源成本提高，对不同产业和不同国家的压力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第二，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的消费成本比价变化有可能会改变全球能源供求的格局。气候变化规则虽不能改变清洁能源与化石能源的生产成本比价，但可以改变两者间的消费成本比价。一旦确立全球气候变化规则，清洁能源的发展将不再受制于化石能源的价格波动，因为每个国家（企业）都将面临减排额度的制约。这样，化石能源的现行供求格局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第三，围绕减排所开展的技术创新将成为产业技术进步的方向之一。国际气候变化规则既为减排技术创新提供动力，也将不可避免带来压力。未来产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取决于碳密度的高低，企业盈利的空间也将越来越取决于减排的能力大小，因而产业技术进步与碳密度会有越来越高的关联度。很多产品的性能和功效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但由于其生产过程中碳密度降低（如发电行业引入碳捕获及埋存技术），或者消费过程中碳密度降低（如使用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节能建筑材料），它们将可能升级为高技术产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今后判定产业、企业、产品技术含量的标准将会发生改变。从减排的收益分配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谁将是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净受益者，同样取决于他们的相对竞争地位。在气候变化规则的约束下，对单个国家而言，碳排放既可能是一种债务（成本），也可能是一种资产（收益）。究竟是债务还是资产，将取决于该国在全球碳排放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显然，发达国家将是气候变化规则的净受益者。首先，发达国家经济属于“轻型化”的产业结构，其能源密集度和碳密度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这种格局并不意味着在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道德优势。这是发达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进程（也是率先完成碳排放进程）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才刚刚起步，产业结构“重型化”在短期内是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其次，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领域具有领先优势。这是多年来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技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能否像发达国家所承诺的那样，为促进减排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还存有很大疑问。如果只是通过正常的市场渠道转移技术，那么这种承诺是没有意义的。其结果将是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程度。第三，以气候变化规则作为突破口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除了有助于发达国家摆脱金融危机，还有一个额外的收益，那就是提高发达国家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博弈能力。最后一项收益是，发展清洁能源有助于拉动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发展。以生物能源为例，发达国家是目前全球粮食的主要出口国，对粮食原料的需求使发达国家的农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制定为标志，世界经济正在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能否以此为契机，真正落实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原则的“巴厘岛路线图”，为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创造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公正的制度环境，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可以(一)优化产业结构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二)节约能源推动重点领域节能。推广节能技术与节能产品发展循环经济推行节能市场机制。完善相关标准。(三)发展低碳能源加快发展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积极开发利用非化石能源(四)制定相关法规和重大政策文件完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五)增强科技和政策研究支撑能力(六)拓展与国际组织合作加强与发达国家务实合作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影响国际关系世界各国围绕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着国家利益的重大调整，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各国展开广泛的合作，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就是国际社会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共同努力的成果。另一方面，国家利益的不同又使各国之间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充满了矛盾和分歧，甚至影响了原本良好的国家间关系。比如，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共同的、无差别的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排放责任，履行《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的援助；同样，在发达国家内部，分歧依然存在，欧盟鉴于自身在节能环保方面的技术优势，主张发达国家要严格执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指标，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为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为了保持其习惯了的能源消耗方式，对发达国家应承担的减排义务持消极的态度，最为突出的就是美国一直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虽然各国间的矛盾纷繁复杂，但是，最显著、最根本的分歧还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强调当前的成本和未来的影响，主张制定统一的环保政策，从气候公约谈判开始就不断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尽早承担减排或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历史责任和现实义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希望尽量推迟自身承担减排义务的时间。在气候谈判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博弈，形成了几个气候联盟，如以美国为代表的伞形国家集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集团，等等。这些围绕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展开的斗争与合作，都标志着国际关系正在针对新的形势发生着调整与变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明白，贫困国家加剧了气候变化，尽管其影响的规模仍然很惊人。贫困和中等收入国家已经导致了全球碳排放量的一半还多（表1）；巴西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德国还要多。那些国家计划建造的电力站在运行期内排量将会与全世界自1850年来的工业污染量相匹敌。然而有一点更被不被人注意，那就是全球变暖对贫困国家带来的影响比它对气候的影响大的多。尼古拉斯•斯特恩（现在的斯特恩勋爵）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全球平均温度每升高2°C，就会消耗全球GDP的1%。但是世界银行在新近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这个数字对非洲来说应该更多，大概是4%，而对印度是5%。尽管环境代价是按全球人均计的，但是发展中国家仍然承担着80%的负担（因为它们占了80%的人口）。事实是，尽管它们的公民的碳排放量相比很少，它们却承担着大部分环境代价（表2）计算全球变暖带来的代价是很困难的，因为谁都不知道这其中多少要算做对气候的影响，又有多少算做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全球受自然灾害袭击的人数成为了其所带来的影响不断加深的证据之一。1981-1985年间，只有不到5亿人需要国际灾害援助；但是在2001-2005年间，这一数字达到了15亿。这其中包括了最贫困国家人口的4%和中等低收入国家人口的7%还多（表3）。总体而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00年气候变化导致了550万残疾调整年（一个反映对人类健康损害的数据）的损失，而且主要是在非洲和亚洲。据瑞士的一个智库组织——国际人类论坛的估计以及科学杂志《健康危害相对量》的研究，每年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是15万人。通过水源、庄稼产出和疾病引起的间接危害要更大。全球气候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面对机遇，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抓住。面对挑战法杖中国家是否能够扛过。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与地理环境是不同的，大对数的发展中国家位于主要在亚洲、南美洲和非洲，而这些国家占据了世界80%的人口，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差的经济条件，这对于这些国家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自然灾害时是十分脆弱的。但是而对于发达国家，他们经济条件和面对灾害的抵抗能力是雄厚的。这就会造成两极分化，一个越来越差，一个越来越好。相对来说，这也是一个机遇。现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地球越像是一个地球村，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快，抓住机遇，赶上世界水平，过上好日子。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哥本哈根会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哥本哈根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领导人会议。温家宝在会上发表讲话。中国10年后太阳能发电量将相当于1.5个“三峡”阿根廷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网中国成为世界上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