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

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第一章21世纪的断层线如我们想对21世纪的世界地图作一番描绘，我们首先要作的一件事就是要画出21世纪的世界地图上的“国界”。这几乎是一句废话，地图上没有国界还叫什么地图呢？对于大多数人的眼睛来说，地图上的国界远比江河湖海、山岭平原的自然轮廊线还要醒目得多。国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社会的断层线。在国界两边的人们，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往来都会受到一定的阻隔，不如在国界内部那么畅通；他们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生活等生存形态也往往呈现或多或少的断裂。即使是加拿大和美国这样在政治制度上高度类似、在经济领域里高度整合的两个国家，你在它们的共同边界两边，还是会明显地感到一种氛围的断裂。我们现在的世界地图上的国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边界线大致稳定。当然，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我们的世界地图产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出现了一堆新国家。然而，这种世界地图的改变的背后原因，还是传统的因素——政治和军事。到下一个世纪，另一种改变世界地图的力量实际上也许是更为强大、更为根本的，这就是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为什么信息技术有可能改变世界地图呢？很简单，它大幅度地改变了地图上的一个重要要素，距离。准确地说，是一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对其他人产生不小于特定的影响的距离半径被大大地扩展了。反过来也可以说，地球上任何两个地点的人之间的距离，在他们可以相互影响这个意义上说，被大大缩小了。从世界历史上看，改变距离的技术进步往往会大大地改写世界地图，如14、15世纪航海术的进步使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换上了欧洲列强的标志。但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不仅仅是缩短了距离，它在许多方面简直是消除了距离。比如说：你现在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根电话线，每月交上不多的一点入网费，就可以与远在地球另一面美国的朋友发电子邮件，而他或她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收到你的电子邮件并回信，也可以打网际网络电话而不必付昂贵的国际长途话费，在不远的将来，你还可以与对方通过计算机网络隔洋“面谈”呢！当然，信息技术不是万能的，比如，如果你想和地球对面的女朋友肌肤相亲，暂时还得坐飞机（但在未来也不是绝对不可能通过计算机网络做到这一点：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就提到了“VR（virtualreality,虚拟现实）紧身衣”的设想，他说，从历史的经验看，人类的智慧往往是尽早运用于解决性需求方面，因此，“虚拟的性体验”必然会成为这种新技术应用的最早焦点）。我们不应过份夸大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它的影响必然很大，但不一定就能盖过一些传统因素的影响。我在这里准备将信息技术革命将会带来或凸现出的新的断层线放在第一章讨论，并不是因为它在信息时代就一定比传统的断层线更重要，而是因为它新，这就是说过去讨论较少因而其讨论的信息价值更高，并且与信息时代密切相关（这是本书的主题）。如果我们先排除传统因素的惰性和反抗，隔离与信息技术同步突飞猛进的新技术如生物遗传工程技术的影响，画一张只考虑信息时代的特点的世界地图，这张图是什么样子呢？它的“国界”划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它的“国界”很可能划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让我们从一些现象谈起。美国大夫与印度秘书1996年美国之音中文节目中一个有关信息时代的小故事很有意思。故事中说，美国大夫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完病之后自己不写病历，而是口述病历，由专门负责誊写病历的秘书记录并打印出来（这个习惯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可能是太傲慢了）。在信息时代之前，高度工业化的美国已经采用了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的“第二次浪潮”的办法来更有效率地处理这件事：出现了一家专门负责此事的公司，美国任何地方的医生看完病之后，只要对着特别设置的麦克风口述病历，公司里的高度专业化的记录员就会记录下病历并打印出来，几分钟之后便通过传真返回医生手中。但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但我认为（显然美国之音也这么认为，否则它不会把这个故事挑出来广播）意义深远的变化：这家公司把记录业务搬到了印度，现在，美国大夫仍在麦克风前口述病历，但他的信息不是留在美国境内而是通过远距离通讯网传到了印度，由印度秘书记录并打印，然后还是在几分钟之内又传回美国大夫手中。这样的操作在信息时代之前如果说不是不可能也是没有效率，因而不可思议的，但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了，而且是更有效率、更经济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更平等。过去，你可以仅仅因为你是美国人就得到这份记录病历的工作，现在不行了，你必须与远在几万公里之外的印度人竞争这份工作，在能力上要竞争，在工资上也要竞争。如果你说你因为生在发达国家就要多挣钱，雇主不给你就找政治保护，那么好，雇主就把买卖搬到别的国家去，至少是那些倒腾比特而不搬运原子的买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搬走。这当然意味着传统的断层线——国界——的模糊化，但另一方面，它可能使一个地理社区内的精英与其他一般民众之间的断层线凸现或宽阔起来。“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高科技群岛”什夫·纳达(ShivNadar)是印度（实在抱歉，又是印度的例子，因为印度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一般大众的生活肮脏、贫困、凄惨，而它的高科技精英却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中国的前面，较早地与发达国家接了轨。很可能在信息时代，“印度的今天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明天”）HCL公司的总裁。他的公司从1976年的一个制造可编程计算器的小厂，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拥有5．5亿美元资产的大软件公司。纳达希望到本世纪末，他的公司的年收入可以达到30亿美元。《时代》周刊的记者采访他时注意到一个细节，他那间大办公室的十几扇窗子都用百叶窗关了起来。记者写道：“对于51岁的纳达来说，就在HCL外面的那个世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政府的那些粗暴的规章制度，那些靠及时的政治“献金”来夺取合用的竞争者，以及永远处于紧急状态的印度经济，纳达只能用百叶窗把这些关在公司之外，让大伙不去分心。所以，HCL一直是雇员们的一个知识“净地”，一个他们可以舒适地想像那些无限的可能性而不必去受窗外那不协调的现实——贫困、宗派之争、模拟化思维——的侵扰。”实际上，在贫穷国家，精英集团往往不仅仅利用百叶窗把自己隔绝起来。我的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在某些不发达国家，精英集团实际上是脚不沾地的：他们住在豪华的大厦里面，整个大厦是完全封闭的，不要说喝的水，就连空气都是经过过滤因而与外面那个肮脏的现实隔绝的，如果他们要到另一座大厦去，往往是走两座大厦之间的玻璃罩封闭的通道，走得再远，那就坐直升飞机了，因而是脚不沾地的。这么做是有现实需要的：外面实在太差了。欧洲共同体负责科学技术预测的主任里卡多·佩特拉认为：“到下个世纪中叶，像德国、意大利、美国或日本这类民族国家，将不再是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实体和最主要的政治结构。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些诸如美国加州的奥林奇县、日本的大阪、法国的里昂、德国的鲁尔区等地区，它们将取得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未来真正的决策力量……将是和城邦地区政府结盟的那些跨国公司。”佩特拉认为这些单位将会形成“在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高科技群岛。”如果我们排除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只考虑信息技术社会所带来的影响，21世纪的世界地图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在全世界浩瀚的贫穷人海之中，散布着一个一个的高科技群岛，在这些群岛里面，是一片安宁、舒适、雅致，科技精英们居住在里面，思考着“无限的可能性”，而在群岛之外，则是肮脏、贫穷、罪恶、流血争斗、疾病、污染……，其中最小的那些岛很可能真是用玻璃罩起来的，岛与岛之间则用高速通讯线路相联，通过这些线路，岛民们可以相隔万里却亲密无间，而近在咫尺的岛外却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有伦理问题吗？也许有，但到时定会找到合适的说法予以解决。我们常常说我们与猴子有共同的祖先，但我们已不把它们当成我们的同类；更进一步说，其实我们与细菌也有共同的祖先，我们对此闭口不提，要不是有些细菌常找我们的麻烦，我们是不会去关心它们生活得如何的。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国界线比其它任何断层线都要凸显的世界地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原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一个国家内的精英集团与近在咫尺的贫穷大众之间的隔阂远比他们与另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之间的距离要大。在农业社会中，重要的断层线是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只有到了工业社会，富国与穷国，或者干脆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断层线才变得更为重要了。关于这一点，有一部英国学者厄纳斯特·吉尔纳(ErnestGellner)所著的经典著作《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andNationalism)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作为实例，我们只要想一想离现在这个时代还不太远的欧洲各国贵族之间的频繁交往、通婚就会明白了。就中国的历史而言，我们可以想一想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国之间穿梭往来的学者的身影。自秦统一以后，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可以频繁交往的地理范围之中，只剩下了一个国家，当然也就只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断层线而无国与国之间的断层线了。因此，中国人只有天下的概念，而无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个习惯一直遗留至今。工业革命打碎了这种“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群岛”的模式。工业社会强调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生产要求社会组织也规模化，要求把更多的人整合到一起，要求整齐、均质、一致行动，而当时的信息传播能力可以把比农业社会大得多的范围人们整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却还不能完全克服距离的障碍。正是这种技术条件形式了我们看到的一个个相对隔绝、内部相对均质化、在地理上基本联成一片、规模适当的社团，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信息技术革命则在两方面改变了工业社会模式：一是阿尔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提到的“分量化生产”，它降低了规模化生产的比重（我认为不可能完全消除规模化生产）；二是其传播信息的能力完全消除了距离的障碍。这就使得第一，可以形成与周围“贫穷人海”隔离的小岛（这一点在农业社会其实是做不彻底的，因为那时，精英集团其实是需要劳苦大众的，他们不仅需要劳苦大众在田里劳动，而且需要其中的一些人在自己近旁服侍。今天，科技的发展使得精英集团越来越不需要低级劳动力，即使是廉价的也罢。）第二，并不特别迫切需要把这些小岛在地理上搬在一起，完全可以通过高速通讯手段把他们联结到一起，使你感觉不到其间的地理距离。当然，这些小岛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还是在往一起凑的，如美国的硅谷。实际情况如何，是智商吗？我认为，21世纪的断层线很可能画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有人也许会问：即使21世纪的世界地图真是在贫穷人海之中散落的一座座精英的小岛，为什么这些小岛必定是住着高智商人群的高科技小岛，而不是智商不那么高的有钱人的豪富岛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首先，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出现深刻的断层线已经是一个现实而不是预测；其次，信息时代的特点将加强这一趋势。199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非常著名，亦极具争议的书《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它之所以引起极大的争议是因为它声称，在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着先天的智力差异，黑人的智能先天地低于白人和东亚人。但是，抛开遗传学问题和政治情绪不谈，这本书以详尽的资料分析了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想要真正了解当今社会的结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人们不可不知。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认知精英”(cognitiveelite)的概念。为什么要用“认知”(cognitive)而不用“智能”(intelligence)这个词呢？作者说是为了避免有些人抬扛：如果你用“智能”这个词，那音乐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体育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人际关系能力算不算智能呢？自我调节情绪能力算不算智能呢？作者认为这些都不能和智商搅在一起，真正的智商测验的只是语文、数学和空间想像三项能力。为了避免在用词上纠缠不清，作者创造了“认知精英”这个概念。所谓“认知精英”就是指上述三项能力特别强，我们平常称之为“智商高”的人。作者认为，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基本上是按金钱、权力和地位划分阶级的；古代的世袭门第越来越不重要，而财富、文凭和才智则越来越重要；而21世纪将开始一个以认知能力为决定性力量划分阶级的世界；现代技术社会对认知精英的需要越来越大；金钱和权力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认知精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