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当年“不分地”

假如当年“不分地”加快土地流转，是为了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分散、经营规模小等问题；允许耕地的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可以局部解决产权带来收益。总体看，土地政策这么多年来，是往“松”的方向。既然是史鉴，看看60年前的建议吧。话说土改又成时髦话题，新土改再成迷人诱惑，农民都已醉眼迷离。改来改去，现在的土改都是在还债，还六十年前的债。其实，倒退六十年，全国掀起土改热潮时，曾有独立知识分子上书毛，力阻土改，并做出了惊人的预言，不幸的是，预言成真！本报带您来一起回忆这段惊人的预言，这个人就是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1949年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他六十年前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分析，神奇地概括几十年的折腾之后，终于被政府和学者认识了的问题。董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他认为，当时共产党的文件和政要的讲话，都引用莫须有的调查，认定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经过多次重复而被误认为事实的虚言，令董愤愤不已。他指出，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数据，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了董的观点。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董时进主张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中国的优秀人才，许多来自地富家庭。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数，这对海外读者，不过是常识；然而在国内，地主就是黄世仁那样的大坏蛋，至今仍然是从小学开始灌输的观念。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之后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出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并曾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职。1938年，他在成都创办《现代农民》，在发刊辞中称，一是要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一是要作农民的喉舌。月刊内容分政论、农业科技、农人之声和通俗文艺三部分。从农民的角度和需求来办一份刊物，看来自然而简单，在中国大陆却忽略了数十载，直到今天，在数千份社科和人文类杂志中，针对农村人口的，也仅有1980年代中创刊的《乡镇论坛》、《农家女》等极少数。《现代农民》月刊也抨击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董写过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文章，还针对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写了请政府禁呼万岁一文，其中写道：万岁原系君主时代对皇帝的称呼，万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组织政府雇用官吏，而结果好似找来了一些老祖宗。《现代农民》月刊遭国民党当局压制，他于是发表文章说：批评政府是农民的权力，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评。1945年10月，董时进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民盟政纲之一。董时进则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退出民盟。1947年5月12日，董时进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他在成立宣言中说道：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六十年后，也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提出给农民与公民权利的主张。董的见解，似乎更为深刻。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所以一方面它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民党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大'，董时进著文指责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这800人的小党也不为共产党所容。1949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董时进曾经赞扬中国共产党有朝气，精神振作，办事务实，政治廉洁，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恶习，尤其是赞扬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到1950年初，他对共产党的希望破灭，他也知道自己给毛上书不可能被接纳，此时，应付他的大新农场公粮缴纳，令他焦头烂额，最后幻想破灭，决定远走香港。他对今后中国的去向十分悲观，对农民的前景尤为绝望，说：将来生产出来的东西，可是要尽量缴归政府，自家能够保留的，最多只够养活性命，再多是不成的。换句话说，土改政策，不外是要将富人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夺过来交给农民，叫他们利用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产。这和给牛一个犁和几块地，叫牠去耕，是没有分别的。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处呢？贫民为了报答政府的赐赏，除了为政府生产外，遇必要时还要去为政府打战。总而言之，共产党是要用富人的钱和物，用贫民的力和命，去帮他们打天下。作为农业经济学家，董的思考的角度不囿于经济。组识贫农和一些无产无业的分子，告诉他们说：'地主和富农都是封建的，他们残酷地剥削了你们，所有使得你们贫穷。现在我们要帮助你们去吧他们的土地房屋占过来，把各种农具，家具，粮食，等等都拿过来。''那些贫民明明知道所谓地主富农并不是什么封建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贫穷并不是由于地主富农剥削，然而政府的委员既然对他们这么说，叫他们这么做，而且他们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又何乐不为呢。于是他们只好硬把自己的良心窒杀掉，随着政府的委员（工作组）一齐去打抢。这一些贫民即使暂时得到了一点儿物质的好处，可是他们的天良完全被毁灭了。他对土改的批判，和数十年后研究思想文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等得出一致的结论：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颠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他对随土改而来的乡村悲观预言，包括土改以后就会收回土地搞社会主义化，几乎都不幸言中。他祖母曾经是个贫穷的寡妇，善持家，到父亲辈，薄有田产，又极重教育，故而供他外出求学。且看他如果预言未来的农村教育：在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所以农村中尚能产知识分子和各项人才。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种十亩八亩的小贫农，他们的糊口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进学校。如果学校都改成公立吧，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在过去有富人负担，贫寒人家可以豁免，现在要大家平均负担，他们负担得起吗？何况孩子们要捡柴拾粪，帮助杂活，即使有免费的学校，也没有去受教育的时间。农家子弟不能受教育，农人永远不能翻身了。他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其实，他如此建言时，知道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再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最后，（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说：）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如《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著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1950年到香港后，写了《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我认识了共产党》，《共区回忆录》等三本小册子，后又在台湾出版了小说《两户人家》。也出过两本英文著作。他于1950年赴美定居，1984年在美辞世。风起云涌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富民之道忧心忡忡，不少理想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靠某种主义得救。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读几本小册子，听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就可以迷上某种主义，将之奉为真理；而研究问题则须具备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还需要付诸社会实践。遍地哀鸿的年代，知识分子没有那个耐心。在当年的农业大国中，董时进是极少有学识和经验，了解农村，兼备中国文化和国际潮流视野，又格守理性常识的人才。他的真知灼见，淹没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看到土改横祸不能制止，董痛心疾首，却并不气馁。追求了这许多年的民主自由，最后乃不免扑一个空，而且发觉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比历来更专制，更恶劣的景象。民主自由本是难得而可贵的宝贝，不是俯拾即是的芥末。为它而奋斗，是很值得的。一生追求不到，还有下一代，最后总是可以获得的。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景均判若天渊。”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共产党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云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曾经，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历史所能赋予他的荣耀，恰恰是我们透骨的哀伤。（来源：乾元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