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的悲剧

儒生的悲剧说到儒家，人们普遍认同其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璀璨遗产。孔孟到程朱，仁义到理学，儒家自其诞生以来就在不间断的影响着中华文明。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孔子所崇拜的周公就阐述了一系列“亲亲”、“尊尊”等礼制思想。孔子及其门徒在此基础上逐渐创立起以礼教仁义道德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从人际交往到家庭伦理；从为君之道到忠君之义；从教育文化到历史经济，儒家思想兼容并蓄，无所不包。自儒家在汉代武帝在位时取得中华文化的正统地位之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浸淫儒家文化两千年。上到在位皇帝，又到读书文人，再到平民庶人，无不奉儒家典籍为圭臬。君主推崇儒学，以治国爱民为己任，心怀天下，奉天承运，泽披四方；官僚生员熟读四书，先天下忧，后天下乐，辅佐君王，匡扶社稷；百姓尊君敬祖，重义轻利，孝悌仁爱，四海一家。这么看来儒家所描绘的的确是一幅恢弘又和谐的盛世图景。然而理想终归是理想，残酷的现实令人不忍面对。先从君主来看，中国自秦王朝建立封建帝国以来历经18个朝代，400多位君主，这些君主中真正能励精图治，于社稷有功，于民有利者每朝平均2-3位；心怀天下却受各种掣肘力不从心者居多；还有少数置民于倒悬的暴君。也就是说，靠儒家的奔走呼号来保障实现君主的“职业道德”实在不是一桩靠谱的事情。就算是在那些为数不多的“明君”治下，也并不总是“百姓安居乐业”，“四海升平”。总要有些“民间疾苦”，“横征暴敛”，“佳丽三千”，“劳民伤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再来看历代的官僚。这些通过苦读一朝及第的文人才子在漫长的备考岁月里接触的都是儒家的各门经典。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那种忠君体民，勇于谏诤的士大夫情怀历来是文学诗词创作的不二素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2，“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3。句句听来都让人心生感怀，惆怅不已。然而这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崇高的职业道德并不能成为所有食君奉者的座右铭。在朝为官的潜规则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最切实的行为标准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官场常态是“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4。同时，那些立志报国，忠君爱民的儒家正义之士却总是无奈的发出“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5的嗟叹。至于泱泱众民，只能说他们在儒家的尊卑、长幼的灌输和刑罚的恐吓（最早源于法家）之下，唯唯诺诺，逆来顺受。暴君的残酷统治实在难以忍受，就通过造反起义打造一个新的王朝和君主，表面上看来倒也符合儒家对百姓的要求。这里，我们要停下来想象一下，如果在不高的概率里恰巧碰到“明君”和“忠臣”（百姓暴动之类的因素暂且不究）的组合，那是不是儒家“大治”的理想就能实现了？我不敢断言。因为历代君臣之间的关系被“乐观善良”的儒家想得太简单了。儒家心心念念的就是匡扶明主，造福社稷。儒家向来自诩为“帝师”，试图通过将“天道”灌输于君主统治之中，以实现大治。如果有君主不听儒家劝诫，不事朝政，不顾民生，一意孤行，那一定会被儒家定为“无道”。但事实证明，君主是无法接受儒家享有在其之上的道德高位和行政权力的。在儒家的理念体系中，最理想的君王范式是尧舜之类的“圣王”，他们拥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和完美的领袖品质。而自三代已降，择贤而主的选拔方式被废弃，专制君主确立了世袭制度，而这是无法保证儒家的圣王理想的。因此，儒家只有承担起辅佐君王，力求成就圣王的重担。在保证自身足够的道德素养之后，儒生把工作重心全部放在改善君王为政方式上，自然而然的会以更高的标准，至少是与自身等齐的道德水准要求君王。而君王作为世袭权力1宋·范仲淹《岳阳楼记》2唐·李贺《雁门太守行》3屈原·《离骚》4曹操·《蒿里行》5元·高明《琵琶记》的承担者，是远远不能单纯依赖“仁”、“德”来维护祖业的。这里，我们需要讨论一下，为什么儒家的理念无法获得君王的青睐。“为仁”、“德治”可能会得到君王的赞同，却不是义无反顾的坚持。所以，儒生的地位也就变得危险：当君主需要以仁政来笼络民心，儒生的主张可以为君王实现这样的目的，儒生取得了看似“帝师”的显绩；而当君王需要用阴谋权术，甚至弑父杀兄时，儒生如果仍秉承儒家经典讲义，那很可能会招致君王的“不待见”甚至杀身之祸。追根究蒂，儒生的悲剧在于，面对万人之上的君王，缺乏有力的制度设计帮助君王守住祖业，集中权力，却自恃道德上的优势，企图指导甚至约束君王的行为。专制王权的维系，需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君主与官僚，前朝与后宫等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关系。中国历史上这一任务是在法家的制度设计之下完成的，也是在法家的庇护和指引下，中国开始了君主专制的历程。正是因为法家的一系列“权”、“术”、“势”思想的谋划，君主的权力可以一改封建时期的散落状态而高度集中。在法家“严而少恩”的教训之后，相对柔和的儒家才被君王纳入考虑范围。也可以这样说，法家的制度设计才是专制君王加强王权真正可以依靠和推行的方案，儒家的治理方案太过理想化，充满了温情的色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儒内法”的根源。在动荡的权力交替时期，君王迅速集中权力，巩固权威的不二选择只能是法家的权谋手段。只有在权力稳定之后，为了“与民休息”，缓解权力交接导致的社会危机，君王才会采纳儒家的“德治”、“仁治”，暂时隐藏权柄。而专制王朝的规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专制权力从建朝初期的相对软弱到王朝中兴时期的绝对王权，再到社会不堪专制重负，起而反之，王权经历了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曲线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儒家只能在王权由弱到强的那一阶段起到安民平天下的作用。待王权走到巅峰，它的专制色彩决定了它的离心趋势，倾向于摆脱儒家的软约束。这时，儒家与专制王权的矛盾变得突出，在这场争斗总，一定是儒家败下阵来。上述专制王权的发展曲线不仅存在于单个的王朝中，在整个中国的专制王朝史中，这一发展历程也大致适用。自秦开始的专制王朝，经历过汉的整合，在唐朝中期达到巅峰，权力和社会实现了最大的和谐，整个中华文明也在世界文明史上绽发出最耀眼的光芒。自宋开始，及以后的明、清，专制王权事实上已经逐渐疲软，缓慢的走向衰微。因此，王权如同强弩之末一般开始大规模的“亮剑”。在这一阶段，儒家与专制王权爆发的冲突逐渐增多，其中，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儒生对专制王权发起的口诛笔伐可以视作儒家面对无力改变的专制现状的出走和“叛逃”。而脱离了王权，儒家事实上也就如同随风飘逐的落叶。因为儒家的最初理想就是成就“圣王”，连“王”都没有，何“圣”有之？不仅在专制王朝时期，儒家承担了太重的道德负担，即使在专制王朝终结的历史中，儒家亦被赋予了太多的落后因子，并因此招致数次大规模的破坏。五四时期和文革时期对儒家一味的否定和批判不得不说充满了悲剧色彩。儒家被当做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因此在所有需要拉起隔绝传统，摆脱落后的大旗的时刻，儒家首当其冲地被视作口诛笔伐的对象。儒家的这种与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是是事实存在的：盼一统、重国家、敬君主、轻个人、讲尊卑，当人们保守传统专制的毒害，儒家的这些道德宣讲自然置自身于险境。儒家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习惯，而要把儒家解释为这种专制的滥觞却有待商议。前面说到儒家缺乏刚性确定的制度设计，根本无力支撑起这只庞大的专制利维坦。那么把儒家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说得如此绝对表明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对中国几千年的特色形成准确的认识。这既有民众自我意识不强，对民族和历史的反思不够，独立判断能力缺失的原因，也有顶层设计或安排的因素在里面。历经几代的新儒学大家，前赴后继的学者们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儒学思想在当代文明的地位。现在仍有不少人为将儒家的主张和讲义输入政治权力中心，力图重现儒家的光辉。笔者看来，不论是什么学派，什么思想，要想成为治国哲学，最重要的是能够为国家提供有效的权力设计和分配格局，能够有力维护权力稳定状态。当然，温情的儒家对提高中华文明的人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