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推广学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用教材现代农业推广学安徽科技学院2012-10-11第一章中国农业发展概况第一节20世纪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一、20世纪的中国农业20世纪之初，我们还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度，不仅有封建的遗存，而且深受列强的欺辱，正像一个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地步。百年之间，数代人面对内外压力和挑战。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强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和不遗余力的探索。这一百年，革命和改革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旋律，特别是近20余年改革的伟大实验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使得古老中国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大国，并且重新融入到世界体系之中，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版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百年间，作为中华文明根底和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也发生了惊人的巨变。本世纪初，甚至是建国之初，我国的农业还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农业的商品化和科学化程度微不足道，农业中的现代要素也极为有限，当时二牛抬杠是最常见的田野景象，广大农民沿用着世代相传的经验和技能，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为了生存而辛苦劳作。但到了本世纪末，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农业，已是一个全新的体系，新的技术、装备，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变动着的社会、经济力量，特别是市场化的浪潮，不断地改变着农业的结构、功能和属性。那种19世纪还普遍存在的认为农业很少发生变化、农业劳动者始终固守着田野的永恒秩序的观点，已经在历史力量的冲刷下再也无法成立。与此同时，曾经为人们所熟悉的乡村事物也已从视野中消褪，代之而来的是崭新的村庄构架和生活方式，生活在今日中国农村的人们也不再是散漫、愚昧和保守的传统农民了，是在改革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具有时代精神的新一代农民。回首百年，中国农民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苦苦挣扎，那时的中国农业在政治、经济的内外交困下，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农村金融日趋枯竭，广大农民由于资金奇缺、技术落后，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甚至被迫中断，以至农业生产严重不足，经济萧条残敝。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已被卷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西方国家大量向中国倾销农产品，使中国又出现了产品过剩和谷贱伤农的危机。这样，生产不足与生产过剩双重危机就相互交织在一起，严重地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使得广大农民终岁辛劳却难得温饱，甚至不得不卖儿鬻女，流落他乡，生活得异常艰难沉重。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奠立了新的制度基础，开辟了新的道路。建国之初，政府在老解放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深化了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成功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从洪秀全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农民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圆了一个千年长梦。这一根本性制度巨变，确立了政府在农村腹地的权威，也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重建家园的积极性。稍后，政府又根据中国农民的特点和农业发展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互助合作运动，实行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利用新的组织方式动用和配置资源；当时的合作化运动，尽管犯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化单一”的错误，但合作本身并没有错，对于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经营而言，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20世纪50年代是这样，20世纪末亦复如此，更何况当时的合作化，还是产生了明显的聚合效应，较为有效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经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我国农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各项指标增长的实绩令人鼓舞。然而，在这之后，由于制度选择和政策制定中的急躁、冒进和妄动，各种偏差、失误甚至灾难也就接踵而至，先是发动了不切实际而又浮夸成风的“大跃进”，提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指标和违背常理的荒谬说法，打击了农业的正常发展；继则在狂乱中迅速推广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当时认为，一个社会的进步，在于向社会组织的“更高形式”演进，从个人家庭耕种到集体农业组织的转变被认为是这种演进的表现，甚至被认为是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因而，公社化运动狂飙突进，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推广开来，并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完全纳入到了集体框架之中。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违背经济规律、试图超越历史条件的做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体制下产权不明，在生产和经营上实行集体作业和集中管理，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因而，激励不足，压制了农民的自我选择和生产积极性，使得广大农村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严重羁绊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使得几亿农民无法摆脱贫穷的困扰，甚至在实行人民公社的最初几年，竟然发生了种田人被饿死，成了新中国最为惨痛的一幕。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否定集体经济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更不能简单的把集体经济与改革对立起来。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成就举世瞩目，国内外均有人认为中国过去的集体经济试验失败了，对集体化道路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这是一种缺乏慎思明辩的态度，也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于集体经济，我们至少有四个方面需要重新认识。①除了大跃进时期外，集体化农业并没有像被指的那样那么激进，在集体体制下仍然有一个物质性的刺激结构。②集体化农业的实际记录也并非一无可取。人们不应该把人均收人的停滞错认为是农业产量的停滞，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除了“大跃进”之后数年有所下降外。在整个集体化时期均是稳定增长的。③集体化时期的一些具体做法有其合理性，即使是在今天仍然可取。如当时兴建的四级农科网，大规模的群众性农田基本建设等，在农技推广以及土地利用和土地资本形成方面收效的确不小。客观地说，在农业外部投入不多的条件下，大规模动员劳动力搞基本建设是最有效的积累方式。这些积累到后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农业迅速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④对“农业学大寨”似乎也需要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知道，“农业学大寨”中有许多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事，而且大寨最终被异化为政治工具。但是，“大寨经验”中的合理因素，不论是计划经济的昨天，还是市场经济的今天，都是农业发展的有力促进因素。大寨作为一个典型已还给了历史，打开一片新天地的使命却留给了时代，而新的时代精神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当历史进入20世纪的最后20年。我们迎来了改革的时代。1978年，当凤阳农民悲怆地立下那份为后人所熟知的契约、勇敢地摒弃了低效率的集体体制时，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在中国农村大地孕育而生了，同时也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家庭责任制这一中国农民情有独钟的制度安排一经发韧，便很快就以燎原之势在全国迅速展开，并迅速地体现出了其巨大的制度优势，在1978年～1984年这段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启动变革的时期，农民实际收入年均递增幅度高达15.1％，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速也达到7.7％，成为新中国农业发展最快的时期，甚至被称为农业史上的奇迹。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地和人的关系调整了一下，懒惰的就变勤快了，饿着的就有饭吃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成为我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始契机和整个经济生活变革的理论出发点，也充分说明了政策变化对人的经济行为选择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一个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政策，是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985年，我国又进行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取消了长达30多年之久的统购统销制度，开始了渐进的改革计划体制，市场调节的作用日益壮大，农业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得到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结构也随之得到了持续优化调整，源源不断地释放出结构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尽管粮棉一度出现了滑坡，但各种畜产品、水产品和果蔬类产品增长迅速，在农业中的比重连年上升，有效地适应了社会需求的变化。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农业内部的相对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农业生产经营也越来越难以满足农民收益最大化的要求，难以容纳其不断扩张的经济能量和升腾着的力量。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内在冲动下，开始向更广阔的产业领域大刀阔斧地拓展着，创造性地发展着农村非农产业，长期蛰伏在农村社会内部的各种生产要素萌动起来，冲开羁绊，自由地运动，寻求着最有效的结合，从而带来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来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十几年来，农村非农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了经济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凸现出的最为醒目的巨大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加快了市场化的进程，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农业又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农业产业化的蓬勃兴起和迅速发展。农业产业化主要表现为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企业化等综合特征。在实践中，各地的发展类型丰富多彩，比如龙头企业带动型、市场带动型、中介组织带动型、主导产业带动型等等。其核心是由牵头单位与农户建立契约关系，组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经济共同体。这样就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成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实行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发挥产业协同和组织协同的作用，延长了农业的产业链条，拓展了农业的开发空间，形成了农业经营的聚合规模，提高了农业的比较效益，有效地缓解了农民单家独户进入市场的风险，保证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如果说当初实行承包制确立了农民的经营主体，流通体制改革又引入了市场机制，那么这两步改革之后必然会出现分散经营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而产业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途径。各地的实践已经说明，产业化是农业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的一次整体性创新，是市场条件下农业兴旺发达的必由之路，代表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这期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两次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定购价格，建立了粮食保护价制度、专储制度和风险基金制度，还制定了以“农业法”为主的一系列专门法律，实行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明确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管理农业的事权。举凡这些政策措施，都对促进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饿着肚子的中国农民走入20世纪的时候，他们最大出愿就是丰衣足食，免受饥寒之苦。当建国之初广大农民被共产主义教育整合到共同的事业之中时，他们对未来的美化憧憬，不过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而已，但这些现都已成了我国农村的平常事物。今天的中国农业，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它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急速前进的脚步声令整个世界都为之感到震惊。综观我国农业的现状，现代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已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科学技术已成为农业生产要素组合中最活跃的因素，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从而为各种资源潜能的发掘和释放拓展了可能性空间。这指明，在我国单纯依靠增加土地和劳动力投入来实现农业增长的时代已基本结束，利用技术创新及其相应的要素投入来提高农业生产率成为农业增长的主要途径。今天，我们已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总和的国家成功地解决了吃饭问题，中国农民终于摆脱饥饿的困扰，实现了一个千年长梦，而且用事实粉碎了西方预言家的奇谈怪论，令“谁来养活中国”的杞人之忧变得苍白无力。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告别了贫穷，奔向小康，过上了过去所无法想象的美好生活。他们已经而且正在依靠自己的勤劳，依靠科技的力量和市场的调节，创造出农村经济发展的奇迹。21世纪的中国农村将会更加兴旺发达，她将向世人展示出一幅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美好图景。透过百年历史，我们还可清楚地发现，中国政治、经济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状况。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改革的成功，无法离开几代农民的支持和奉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由于走农民武装、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大农民又马不停蹄地拉动了国家工业化的重轭，默默地做出奉献，帮助国家成功地摆脱了低收入国家发展初期所共同面临的投资不足和需求不足的难题，逐渐建立起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