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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栏城市中的游乐场所，能供戏剧演出对棚类似于后来的唱对台戏话本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为“话本”。公安故事宋元时代，官府昏庸、吏治腐败现象日趋严重，是导致大量公安故事产生的主要原因。它反映出民众对不公平、不合理现象的高度关注，以及对生存权利、社会治安的严重忧虑。平话宋元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现存宋编元刊或元人新编的讲史话本，大多表明“平话”，如《武王伐纣平话》《三国志平话》等。“平话”的含义，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只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另外，称之为“平”，当是强调讲史话本虽脱胎于史书，而语言风格摆脱艰深的文言而趋于平易。宫调我国历代称宫、商、角、变徵、徵（zhi,5）、羽、变宫为七声。其中以任何一声为主，均可构成一种“调式”。凡以宫为主的调式称“宫”（即宫调式），以其他各声为主的则称“调”，如“商调”、“角调”等，统称“宫调”。周德清《中原音韵》载，元代最通行的宫调有12种，即所谓“五宫七调”。元杂剧中实际应用的只有五宫四调，即仙吕宫、南吕宫、中吕宫、黄钟宫、正宫、大石调、双调、商调、越调，后通称“北九宫”。诸宫调诸宫调是一种说唱文学，主要流行于宋金时期。所谓诸宫调，是相对于限用一个宫调的说唱形式而言，其中唱的部分用多种宫调串接而成，其间插入一定的说白，与唱词配合，叙述有人物、情节的长篇故事。诸宫调又称“话儿”或“话本”，如《西厢记诸宫调》卷一以“这本话儿”代指将要说唱的故事。大都作家群大都作家群以关汉卿为领袖，除去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外，成就较著的还有纪君祥、杨显之、石子章、王仲文等人。水浒戏在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的元代，东平府是元杂剧中心。在元杂剧中，北宋宋江等起义的故事传说成为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水浒传》与元杂剧有着密切的联系。水浒戏的繁荣，让《水浒传》故事丰富了元杂剧，元杂剧又丰富和促进了《水浒传》，给《水浒传》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现存的水浒戏来看，其创作似乎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模式。剧情大都是宋江派某首领下山，他们或去过节，或去探听军情，或去买粮，或去串联某人入伙。途中不是遇上奸夫淫妇谋财害命，便是碰着权豪势要的衙内强抢民女。于是好汉们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们把那些害人者，或就地杀死，或押上梁山，处以极刑。总之，好人得救，坏人受惩。显示出“梁山泊上多忠义”、“替天行道救民生”这样一个总的思想倾向。尽管水浒戏各种剧目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大同小异，它们之中的一些人物的思想性格，以及艺术处理，与后来的《水浒传》有较大的出入。但是，元代水浒戏，是水浒故事丰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是不能忽视的，对《水浒传》成书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明显。梧桐意象在白朴的《梧桐雨》中，白朴把梧桐与杨、李的悲欢离合联系在一起。在我国诗文中，梧桐的形象，本身即包含着伤悼、孤独、寂寞的意蕴。白朴让梧桐作为世事变幻的象征，让雨湿寒梢、敲愁助恨的景象搅动了沉淀在人们意识中的凄怨感受，从而使剧本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南戏南戏是在宋杂剧角色体系完备之后，在叙事性说唱文学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出现的。它是民间艺人“以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构成曲牌连缀体制，用代言体的形式搬演长篇故事，从而创造出的一种新兴艺术样式。就形式而言，它综合了宋代众多的技艺，如宋杂剧、影戏、傀儡戏、歌舞大曲，以及唱赚、缠令等在表演上的优点，与诸宫调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代表南戏艺术最高成就的剧目是元末高明所作的《琵琶记》四大南戏《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五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琵琶记》散曲散曲可归类为韵文，是继诗、词之后兴起的新诗体，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在语言方面，既需要注意一定的格律，又吸收了口语自由灵活的特点，因此往往会呈现口语化以及曲体某部分音节散漫化的状态。二是在艺术表现方面，散曲比近体诗和词更多地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成、叙述。散曲的体制主要有小令、套数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小令又称“叶儿”，是散曲体制的基本单位。其名称源自唐代的酒令。单片只曲，调短字少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但小令除了单片只曲外，还有一种联章体，又称重头小令，它由同题同调的数支小令组成，最多可达百支，用以合咏一事或分咏数事。如张可久的【中吕·卖花声】套数又称“套曲”、“散套”、“大令”，是从唐宋大曲、宋金诸宫调发展而来。套数的体式特征最主要的有三点，即它由同一宫调的若干首曲牌连缀而成，各曲同押一部韵，通常在结尾部分还有【尾声】元前期散曲作家元后期散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