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两难困境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两难困境曹东勃*摘要：当今世界农业格局存在着一个结构上的悖论，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朝着扭曲价格体系的方向行进，发展中国家为解决发展进程中的粮食保障问题而将其国内粮食价格长期人为地压低在一个低于（甚至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水平上。发达国家为应对其国内农场主利益集团的攻势而将其国内粮食价格人为地设定在一个通常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水平上。形成的后果就是，发达国家的农民得到了政策性担保，生产积极性更高，结果粮食过剩更加严重；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受到抑制，生产积极性减退，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激化。中国正处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大国崛起阶段，遭遇的就是这两个问题的混合变种，既要确保粮食供应以稳定物价，进而推动现代化进程，又要保障农民作为一个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对于仍在现代与后现代、工业化与后工业化之间艰难跋涉的中国而言，的确是一道比较难跨越的门槛。走出这一困境，需要政府的审慎、智慧和勇气。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困境根据上海财经大学“千村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总体安排，2008年8月暑假期间，我回到家乡辽宁省阜新县，至白玉都村作入户调查。期间与阜新镇镇长、阜新镇农科站站长、白玉都村党支部书记，以及该村二十余名农户都进行了长谈，并由此激发了我继续思考这几年当中经常为之困惑的农业发展方面的许多问题。我深切地感受到，在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传统农业的现代转型充满着艰辛，也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实现农业的长久发展和农民福祉的持续改善。2007年是全球初级产品和资本品共同飙升的一年。其中，粮食价格从始至终扮演了一个领跑者的角色。粮价上涨不是出现在供给不足之时，而是全球粮食产量创新高之际。除了粮食能源化作为一个特殊近因的扰动，实际上，几十年来在农业经济体制、农业经济政策方面的各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以至于空前的大丰收也无法平抑价格上涨的态势。那些对粮食问题过于轻视的人们会发现，尽管付出了如此之多的努力，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农业上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在我们为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对传统社会进行攻城掠地一般的穿透和改造欢呼雀跃的时候，需要适当停歇下来，重新审视那个一贯被忽略、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产业——农业。*[作者简介]曹东勃（1983~），男，辽宁阜新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2007级博士生，研究方向：经济与社会。一、需求面分析：人口数量及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学处理价格问题的基本方法是供求结构分析。就食品价格而言，影响需求一方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人口数量，一是人均收入水平。前者变动的效应毋须多言，人口增长必然形成对粮食的几乎同比例变动的需求增长。后者的影响则有所差异。食品对人来说是一种必需品，这是食品的首要特征。在低收入水平时期，对食物的消费要优先于其他商品与服务的消费；当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同收入进一步增长的速度相较，食品消费支出的增长会放缓，直至趋于一个适应于人类标准生理需求的一个平稳值。换言之，家庭消费支出变动中食品消费的变动所占份额会随收入水平提高而渐趋降低，也就是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这个经验法则被称为恩格尔定律。1、人口数量。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发达工业国家在其发展初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发达国家的人口演变为今天的现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前现代时期，其出生率与死亡率都维持在较高水平，自然增长率（即二者之差）也就固定在较低水平；随工业革命的兴起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和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出生率大体不变而死亡率开始下降，造成自然增长率的上升，这一阶段增长的人口被工业化初期的巨大增长所吸收，因而工资水平维持不变；由于现代医疗保障条件的优化，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出生率仍在高位，故而继续维持人口的高增长率；此时，完全进入现代经济中的家庭对于子女的抚养成本大大提高了，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立法的完善使得他们无法像前现代社会那样过早地将子女作为家庭产出函数中的一个变量释放出去——禁止使用童工，另方面为了在将来获得更多回报必须在子女教育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同时，已经作为自由劳动力的妇女，其抚养孩子所付出劳动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这些因素共同遏制了高生育动机，出生率开始以比死亡率下降得更快的幅度降低，人口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逐渐趋向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的状态已经负载了沉重的人口存量，面对已经是列强林立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中，则多半选择了封闭化的内向型发展战略。普遍贫困的国内经济水平无法消化如此之多的劳动力，但由于在公共卫生和现代医疗技术方面的技术借用的后发优势极大提高了维持基本生存水平的人口生育和生活条件，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长期难以自然地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倘若政治上的有意误导，则更会加剧这种局面。从人口因素看，这就形成了发达国家粮食相对过剩、发展中国家粮食相对短缺的一个基本条件。2、人均收入水平。最近的几十年来，欠发达国家尽管各自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其整体水平仅仅到达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即一般性口粮消费数量和质量接近平稳与饱和状态，进而开始转向摄取热量较高的畜肉产品等高蛋白食品消费，而后者实际上通过对饲料用粮的转化形成对粮食的间接消费。尤其在一些以猪肉为主要食用肉类的国度，比如我国，猪肉产量超过畜肉总产量80%，则更容易对粮食需求形成较大压力。处于粮食需求结构由口粮型向肉食型转换的边界上，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往往很大。而发达工业国家即便考虑动物蛋白和脂肪的消费，也已经饱和，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较低。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也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粮食需求分隔在两个消费行为大相径庭的区间。二、供给面分析：要素投入与政策导向从供给方面看，主要的影响因素可以浓缩为两个：要素投入和政策导向。前者指的是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方面的投入水平，一般而言一个农业生产函数都是这些投入要素的增函数。后者主要指一国在发展过程中基于对农业在经济全局中的定位而创设的对农业鼓励、放任或抑制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1、要素投入。要素投入上的差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粮食供给方面的南北差距。发展中国家在土地、资本方面都没有比较优势，这里略过不谈，专看劳动与技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停滞或说是均衡状态，舒尔茨将其定义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1。传统农业的特征是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获得和持有传统生产要素的动机长期保持不变，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也长期保持不变，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农经济。发展经济学历史上有一段著名的论战，围绕的焦点就在于对传统农业的停滞原因的追问。典型的论调是认为症结在于农民缺乏经济理性和创新能力。实际上很多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只要放置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中，就不难给以人类理智可以把握的合理解释。农民不愿放弃传统生产要素的理由很多，最为重要的一条是农民的效用函数是一个附加了不确定性预期的效用函数。传统农业技术是经过历代人使用和改进过的熟练技术，尽管生产率不高，但足以维生。如果贸然采用新技术（新的耕作方法、新的作物品种等），可能会加大产量波动。在没有第三方（比如政府）提供风险担保和金融支持的前提下，风险规避可能是多数农民的理性选择。即便农民愿意使用新技术，但各级农业服务机构和向农民提供各种现代农用投入品（特别是种子、化肥和农药）的网络很不健全，甚至根本没有这些配套的体系，这也把农民固定在原有技术空间中，并达到均衡。当然，做出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承担低生产率技术下的低农业产出的后果，在农村中存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这又会导致农民收入不是由边际生产率决定，而是由平均生产率决定。全体家庭成员共担一份工作，共享有限的农业产出，否则就会有人面临饥荒的威胁。有些人过于乐观地相信技术的转移，认为可以像引进工业技术一样，直接借1[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第4页。用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技术成果打破粮食增产的瓶颈。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农业生产是一个生物生产过程，无论是作物种子还是栽培方式，农业技术的转移都必须在转入方进行适应性、本土化的改良与适应性再研发、再扩散，不可能一劳永逸，这就需要高度的人力资本和相应的研发投入。因为农业深受风土气候条件的限制，一个地区开发出的生产技术难以照搬到另一个自然环境完全不同的地域。热带高产作物新品种转移到温带就可能产生“南橘北枳”的效果。同时，还需要通过排水灌溉等土地基础设施的改良，使应用转移技术的地域的环境接近被转移技术的地区。因此这种技术转移的过程是漫长的，条件也是严苛的。第二，按照速水佑次郎的诱致性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理论1，技术进步基本上反映了农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因而在要素结构不同的国家中产生的技术进步也有不同的现实针对性，在进行技术转移时需要甄别。欧美国家由于其土地丰富而劳动稀缺，故其农业技术朝劳动节约型方向发展，以机械技术的进步来促进机器对劳动的替代，同时也包含了土地对劳动的替代，因为机械化的规模效应内在地要求大农场的经营模式；而亚洲国家多为土地稀缺而劳动丰富，故其农业技术朝土地节约型方向发展，以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促进劳动和其它投入（如化肥等）对土地的替代。第三，粮食生产受制于各种自然条件，不可能无限地线性增长。以我国为例，新中国成立近六十年来，以500亿公斤为一个台阶的话，粮食产量每上一个台阶都耗费了3到14年不等的时间，而且还在不断波动，还在消耗大量的水、化肥、农机、电力。仅以1999—2006年的数据看，我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这在水资源也比较短缺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消耗。此外，由于城市化的粗放式发展，特别是在《物权法》尚未颁布的过去十余年间，城市扩张和城镇建设占用耕地情况比较严重。中国耕地资源只在1949—1957年间出现过增长，从那以后就一路下降，减少数额超过2000万公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7年初提出的“一定要守住18亿亩耕地这根红线”就是耕地占用的严重现状的一个注脚。农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发达国家要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尽管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其技术进步的效果足以弥补和超越能这些负面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较长时期内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方面的综合投入的增加超过农业产出的增加，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反而下降。这带来的结果便是黄宗智在他的两本经典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发展状态所作的判断，即“无发展的增长”和在人口压力产生的、始终不能引发现代化质变的“过密型1[日]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0-15页。商品化”1——随人口的增长，中国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在提高，而边际劳动生产率在下降。商品经济以市场的力量探入乡村社会并搅动着原有的固化的关系，地租的货币化缴纳和生产工具的市场化供应本应当以摧枯拉朽之势驱动传统农业的转型，学界旧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萌芽”。然而这种“商品经济必然促进经济发展和近现代化”的规范共识，被明清以来高度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并存、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发展停滞并存的史实和现状所证伪。黄宗智于是借用并发挥吉尔兹的“内卷化”概念，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始终是在人口压力推动下的“过密型商品化”，商品化的扩展由于被过密的人口吸收而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低均衡陷阱之中。2、政策导向。政策导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要件，原因就在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经济学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配第·克拉克法则，即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着收入流的落差，这种相对收入差距推动劳动力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转移，劳动力就业层次提高使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提高，其总的趋势是从一次产业向二次、三次产业转移，最终使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增幅高于农业，令农业丧失比较优势。这也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的产业资本从农业向工业再向国际贸易运动的“自然顺序”。大量理论都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国策提供了支撑。工业化本身就意味着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份额的不断下降，这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