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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8所谓民营书业，是指进入图书出版业的民营资本，包括上游民营出版（类似于出版社）和下游民营发行（类似于新华书店）。在我国出版史上，除了1957年到1980年短短20年间，民营出版贯穿甚至主导着我国的出版史。近代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是当时非常优秀的民营出版企业；张元济、王云五等出版前辈，至今仍是许多出版人心中的楷模。建国初期，我国出版业仍以民营经济为主。1956年我国对私营出版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出版业逐步归为单一的公有制形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民营经济重新获得发展，图书出版业中的民营经济也逐步浮出水面，如今已经撑起出版业的半边天。30年来，民营书业一路走来，有风雨也有彩虹。萌芽20世纪80年代，民营书业重新起步。文革后，面对读者旺盛的市场需求，几乎瘫痪的国有出版发行单位无法满足，1980年12月，国家出版局发出《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允许民营进入图书零售领域，方便读者购书，民营书店从此获得飞速发展。到1987年，非国有书店从无到有发展到1万多处，是数量国有书店的1.18倍。1988年，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提出“三放一联”，民营企业获得二级图书批发权——最开始还要戴顶“红帽子”，后来慢慢可以自己独立注册图书发行公司。图书发行业的开放，为民营资本进入产业链的上游提供了便利。同时，出版社“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确定，和协作出版、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些编辑为完成经济任务，开始和民营书商大量合作，民营资本由此进入上游出版环节。这一阶段，民营出版的主体是个体书商。在卖方市场的80年代，是一个商品短缺而需求旺盛的年代，许多学术类图书都可以销售数万册，一般图书印数达几十万册是很平常的事情。据起步较早的书商回忆，当时印书就像印钞票，谁生产的产品多，推到市场上的产品多，谁就能获得更好的效益，而且基本没有退货，回款不存在任何问题，挣钱全不费功夫，一批个体书商在这个阶段完成了原始积累。在那个有书不愁卖的年代里，经营方式也比较简单。据老出版人王文亮回忆，民营书业开始也没什么订货会，就是到北京找个饭店住下，然后给各地的经销商发订单，谁想订货就背着现款来要书。当时人民币票面最大金额只有10元钱，许多经销商用蛇皮袋背来，一摞摞钱就摆在床上。早期的书商比较分散，到赵家楼饭店时已经相对集中了。由于当时民营出版还属非法，据点也不断地受到检查与清理。赵家楼饭店是北京军区的饭店，相对比较安全。但当时的书商也是鱼龙混杂，有的人在里面吸毒赌博，公安局查房秧及到大家，于是民营书商又转战到天坛体育宾馆，后来又转到惠乔饭店，这已经是民营书商最后一个据点了。当时民营书店已经可以自己办公司，租房子。客观来说，在当时国有出版发行体制僵化、效率不足的情况下，民营书业的进入，对于传播文化、满足社会读者需求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一些书商为了追求利润，迎合公众的猎奇心理，策划了一些粗制滥造甚至含有淫秽、迷信内容的图书，给早期的民营书业涂上污点。这一时期，政策对于民营资本涉入出版环节是严厉打击的。1987年国务院通知中明确规定，除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违者属非法出版活动。虽然政策部分肯定协作出版，但同时三令五申严击“卖书号、卖牌子”，较大的政策风险使民营书商始终处于地下状态。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民营力量介入批发环节后，规模实力进一步壮大。到2000年，集个体书店已达3.7万家。它们的集中度不断提升，全国形成了以长沙黄泥街、武汉武胜路、西安东六路、北京金台路为核心的四大书刊批发市场。随着民营批发商的兴起，挂历、年画、年历、畅销书、教辅的发行渠道逐渐从新华书店系统中分流。民营发行从国有新华书店的“补充”，成了它的重要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随着图书印刷、发行环节的依次开放，下游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而上游环节由于垄断仍保持着较高的利润，民营资本向上游环节渗透成为一种必然。它们改变散兵游勇的作战方式，一批公司制的民营文化公司诞生。与此同时，民营书业的主体也出现了较大变化，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好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进入民营书业队伍。三大力量——一是北大、人大、北师大出来的学院派，二是从出版社出来的实力派，三是有教学经验的教师的加盟，使民营书业的素质有了较大改观。随着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他们除了利润诉求，同时心存文化理想。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标志性的民营人文书店，如风入松、万圣书园、西西弗、晓风，等等。风入松在书店摆放了许多桌椅，可以供学生安静地坐下看书、抄书。万圣书园专业的选书品质，在整个学界都有口碑。西西弗的书店里写着：“站着太累，坐吧；买书太贵，抄吧；背包太重，存吧。”它们的出现，不仅为学人提供了栖息心灵的场所，也成为城市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一时期，民营文化公司的选题质量也大大提升，贺雄飞的“草原部落”丛书风靡校园，《中国可以说“不”》点燃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格调》成为小资的入门宝典，《黑镜头》带人们走进读图时代。他们的运作机制也较具优势。据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徐晓在《当代中国民营出版的演变》中叙述：1994年，出版社决定出版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五卷本作品集，大江是纯文学作家，市场风险很大。而五本书的引进出版需要投资几十万元，出版社无力承担风险，只好与民营公司合作。结果，这套纯文学丛书，几个月之内销售达十几万套，成为1995年书业的神话之一。与此同时，出版社体制内运作了另一套七本的丛书，有文化公司愿出30万元收购。徐晓认为，如果出版社自己发行成功，利润更大，而且可以带动社内其他图书的销售。于是选择了后者。然而，几年过去了，这套丛书一直亏损，数千册书躺在库房里蒙尘。多年后，民营公司仅用几千元租下了这套书的版型，新版上市证明了选题的生命力，也证明了民营书业的活力与效率。由于教辅图书旺盛的市场需求和高额的利润回报，20世纪90年代末，民营文化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教辅策划领域，并很快形成一批有影响的品牌。《优化设计》便是这一时期品牌教辅的典型代表。由于教辅图书旺盛的市场需求和高额的利润回报，一些民营文化公司迅速成长起来，为以后更长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2年，在全国各地都在围追堵截“不法书商”的形势下，长沙市出版局以政府名义，专门针对民营书业举办书市，并请公安局派警察站岗，不许任何人干扰，许多书商到了骤然泪下。所以，早年许多书商对长沙怀有特别的感情。此后，北京民营图书订货会经过惠乔饭店和五洲大酒店的预演，也在京丰宾馆延续下来。从此，民营书业开始搭车国有订货会，每次比国有提前3-5天，由当地民营公司自发组织民营订货会。90年代中，新闻出版署也多次发出通知，规定出版社不得与集体和个人进行协作出版；对出版社的书号使用总量进行宏观控制；未经批准不得私自设立的所谓“编辑部”；严禁出版单位以任何形式出卖书号、刊号、版号；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名义直接或间接购买书号、刊号、版号，并参与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等活动。但通常情况下，只要不出版违禁图书，政策对于民营公司策划的一般出版物保持了宽容。认可进入21世纪，民营书业更加成长壮大，并获得了政策上的鼓励和认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依据对外资开放的领域首先要对内资开放的原则，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修订《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赋予民营发行企业总发行权。虽然由于新华书店有物业、教材、税收优势，民营仍无法与其公平竞争，但在发行环节取消所有制的限制，仍不失为一个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中央也连续出台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至2009年，全国共有出版物发行网点16万处，其中国有书店和国有发行网点近1万处，民营批发与零售网点达11万处，民营网点是国有的10倍多。全国出版物发行业从业人员71万人，其中国有书店和国有发行网点从业人员近14万人，民营批发与零售网点从业人员43万多人，民营从业人员是国有的3倍多。相比于新华书店的大而全、小而全，民营发行渠道有更明确的定位细分，现已成型的有教辅渠道、少儿渠道、社科渠道、网络书店、馆配渠道、超市渠道、特价书渠道等。甚至在同一个渠道系统内，又有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定位。比如在教辅渠道中，专门面向大学、高中、初中、小学的渠道不尽相同。社科书店的形态更是丰富，有独立学术书店万圣书园、先锋书店，有定位于区域中盘的西西弗，定位于社区中盘的光合作用，与商场结合的纸老虎，专业广告书店龙之媒……更有无数个性化的小书店，比如单向街、读易洞、时尚廊……经过多年的积累，民营出版公司的实力进一步增强，他们广泛参与到教育出版、大众出版、专业出版、数字出版各个领域，并在每个细分领域形成一定的品牌。在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出版领域，基本是以民营书业为主导的。在大众出版领域，由“中国图书商报·东方数据”提供的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的销售数据中，在所有大众类图书的总榜单中，排名前5位的，100%为民营策划出品，第6-10位的，80%为民营策划出品。排名前100位的，民营也占60%还强的份额。另据江苏省最大的社科图书批发商九歌发行公司的数据，从供货商的数量来说，民营出版公司与国有出版社之比是45：55；而从销售数量和销售额来说，民营出版公司与国有出版社之比至少是60：40，甚至达到70：30。在中国最大的网上书店当当网，年销售超过5000万元码洋的供货商中，大多数也是民营出版公司。年销售最多的民营公司达1亿多元，年销售最多的出版社为6000多万。磨铁、新经典、共和联动、博集天卷、华文天下、海豚、唐码、日知、读客等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教辅出版领域，在政府干预较强的系统征订渠道，国有出版社仍有不小的份额；但在完全竞争的零售市场上，民营公司占有90%以上的份额。除了龙门书局部分产品外，其他几乎所有的品牌都是民营公司创立的。这一领域也诞生了许多民营书业的巨头，多家公司年销售码洋已达到10多亿元，涌现了如志鸿、金星、星火、世纪金榜、金太阳、曲一线、经纶、小熊、天星等一批优秀的品牌。在新兴的数字出版领域，基本以民营资本为主。无论数字图书、数字期刊的运营，还是原创网络文学、新媒体，几乎都是民营资本开创和主导的。根据总署产业发展司颁发的“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析报告”中称：在全国35.7万家新闻出版单位中，包括个体经营户在内的非公有经济单位超过了32.4万家，占到了单位总数的90.8%。非公有企业占有的资产总额、实现的增加值、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在印刷、复制业企业当中，已经分别占到了82.3%、83.2%、84.1%和84.7%，在出版发行企业当中，又分别占到了69%和76.2%、69.3%和80.5%。民营书业呈现出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2005年，春季图书订货会开始吸收民营书业设展，从此书博会国有民营同台展出，双方的展台数量不相上下。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新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第一次提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概念，承认他们是出版环节是合法力量，并要“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虽然文件与实际发展仍有不小的落差，但从“非法出版”到“新兴出版生产力”，政策对民营出版的界定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政府对民营书业的支持也在不断加大。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志鸿、金星、世纪金榜，金太阳、春雨、可一、经纶等，都建立了自己的产业园。北京新闻出版局还主导建立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并给予园区的企业以房租、税收、书号优惠。一些地方政府设立的文化发展基金，民营书业企业也可以有项目申请。2010年底，天舟科教在国内成功上市，背后更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求索多年来，民营书业一直在夹隙中成长，无论在政策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上，民营书业与国有出版发行单位都存在很大的落差，为什么条件并不优越的民营书业能取得如此的市场业绩？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乃是在于这是他们自己的产业，压力大，动力足。尤其是在图书出版业，他们一无所持，必须更多用心。有人说，国有是争一顿饭，民营是争一条命。对于国有出版单位而言，做得好坏只是吃得好坏的问题，再差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