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职化经验作用机制探讨

亲职化经验作用机制探讨赵云龙楚雄师范学院云南楚雄675000摘要：亲职化(parentification)研究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研究成果丰富，亲职化概念、形成原因以及影响作用等观点有较成熟的结论，但“亲职化经验如何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发展”问题缺乏系统论述。研究发现：（1）个体启用家庭系统理论中的分裂（splitting）防御机制是亲职化行为作用机制的理论依据；（2）公平感、控制感等是亲职化行为和个体心理行为发展之间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是解释亲职化行为作用机制的实证依据。关键词：亲职化经验；作用机制一．亲职化的概念亲职化（parentification）概念最早是由Minuchin、Montalvo、Guerney、Rosman和Schumer（1967）年提出来，并将其定义为：在代间关系中，孩子承担原本需要父母负责的支持照顾与温暖关怀。Boszormenyi-Nagy和Spark（1973）延续上述看法，指出亲职化实质是在家庭互动模式中亲代与子代间角色互换（rolereversal）的现象。吴嘉瑜（2005）提出，亲职化是孩子压抑和牺牲自己被注意、安慰及引导的需求，转而适应和照顾父母的需求，过度承担原先应由父母所提供的亲职角色和任务。综合上述观点，亲职化家庭具有以下特点：（1）家庭内部亚系统间界限不清；（2）父母缺席或亲代功能异常；（3）亲代与子代角色倒置；（4）亲职化子女牺牲自身需求为满足父母、手足或家庭的需求。研究者认为，亲职化分两种类型：情感性亲职化（emotionalparentification）和工具性亲职化（instrumentalparentification）（Byng-Hall，2008；Jurkovic,Thirkield，＆Morrell，2001）。情感性亲职化是孩子扮演家庭的调解人、父母的情绪配偶或手足的知己等角色并向其提供情绪支持。（Jurkovic，1997，1998）工具性亲职化包括孩子代替父母完成一些家务劳动，比如：购物、洗衣服、打扫卫生等。（Hooper，2007）一般认为，情感性亲职经验给孩子造成的伤害更大，相比较工具性亲职化而言。（Jurkovic，1997；Hooper，Marotta，&DePuy，2009；McMahon&Luthar，2007；Minuchin，Montalvo，Guerney，Rosman，&Schumer，1967）二．亲职化形成原因(一)亲代功能失调亲代功能失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夫妻不能满足彼此的情感、物质等需求，冲突频次增加，家庭氛围紧张；二是父母不能很好的履行照顾孩子的职能，孩子正常身心发展需求得不到考虑，甚至出现孩子承担属于父母的家庭事务，照顾手足等角色反转现象。出现亲代功能失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父母成长的原生家庭（familyoforigin）有亲职化经历。从家庭动力学的观点看，Boszormenyi-Nagy和Spark（1973）认为亲职化经历有代际遗传的功能，父辈童年经历的未满足和未实现的需要，会在成年后的核心家庭中向孩子寻求延迟满足。与父母没有亲职化经历的家庭相比，亲职化父母的孩子更可能出现亲职化现象。（2）父母本身自我分化程度较低。自我分化用来描述个体与家庭系统间独立与情绪依赖程度。从家庭系统理论的角度看，RudiDallos和ArleneVetere（2012）（引自Sabatelli和Mazor（1985）认为分化程度低的家庭成员，情绪混淆与干扰程度高，父母自我分化程度越低越是可能将孩子卷入家庭矛盾和冲突当中，孩子不得不扮演“和事佬(mediator)”角色。（3）父母酗酒或有身心疾病的家庭。王聃（引自Latham（1988）和Womack（1991））认为，在酗酒家庭中，孩子会扮演特定角色来保护家庭系统的稳定，例如自暴自弃者、英雄、父母的知己等，这些家庭孩子的亲职化程度较正常家庭孩子高。吴嘉瑜（2005）酗酒、物质滥用家庭中孩子扮演特殊角色的目的在于弥补受损的亲代亲职功能，因此，孩子更频繁的经历亲职化。（二）亲子三角关系社会学家Mill认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三角关系，而非二元关系。因此，关系双方不可避免的受到第三方影响，即使第三方处于缺席状态。在借鉴社会学观点的基础上，Bowen（1966）从家庭系统理论的角度提出亲子三角关系（triangulation）的概念。Bowen（1978）认为家庭关系其实是一种情感关系，个体追求亲密与谋求独立的需要很难在家庭情感关系中保持平衡，焦虑就是个体在亲密与独立、统一与分离的双重矛盾性需要的拉扯下产生的情绪状态。面对焦虑和冲突，Bowen认为，夫妻最常用的应对方式有两种：一是，夫妻二人直接面对并处理冲突；二是，夫妻拉入第三方以减缓两人间的紧张与焦虑，形成三角关系，第三方可以是家人、朋友、亲戚或治疗师。在家庭系统中，孩子最有可能成为第三方，与父母结成跨代际联盟，形成亲子三角关系。Weakland（1976）和Minuchin（1974）认为，亲子三角关系的实质是父母（双方）的关系受到孩子（第三方）的影响，反之，孩子（第三方）与父亲或母亲的关系也会受到父母间关系性质的影响。Minuchin（1974），Bell,L.G.﹠Bell,D.C.（1979），Richie（1986），Guerin,Fay,Burden﹠Kautto（1987），kerr﹠Bowen（1988），Brotherto（1989），张虹雯（1999），郑淑君（2002），郭孟瑜（2003）将亲子三角关系划分为三种：跨世代联盟（cross-generationcoalition），代罪羔羊（scapegoating）和亲职化（parentification）。跨世代联盟分为不稳定的强制联盟（unstablecoercivecoalition）和稳定联盟（stablecoercivecoalition），前者是指孩子有时与父亲联盟，有时和母亲联盟。后者是指孩子长期固定和父亲或母亲中一人联盟。代罪羔羊可划分为支持性迂回（detouring-supportive）和攻击性迂回（detouring-supportive），前者是指父母一起照顾较脆弱或生病的孩子，后者为父母共同指责、管教被认为有问题的孩子。亲职化是指小孩非常积极地介入父母的冲突中，将父母冲突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当配偶关系紧张且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ofself）程度较低，缺乏处理和面对问题的能力和勇气时，会孩子会被动卷入关系中，到达缓解紧张、焦虑，暂时稳定婚姻的目的。有时，孩子敏感觉知家庭冲突，会主动介入，恢复家庭系统功能。（三）家庭结构因素从家庭结构的角度看中，单亲家庭的孩子会出现更多的亲职化行为，与双亲家庭相比。非离婚家庭中，派外家庭孩子的亲职行为高于非派外家庭。吴嘉瑜、蔡素妙（2006）发现父亲长期派外工作的家庭中，手足中年长的孩子更可能成为亲职化小孩，包括工具性亲职化和情感性亲职化。例如，年长的孩子常常帮助母亲分担家务，照顾年幼的手足。或者成为母亲情感倾诉和重大事件商量的对象。三．亲职化经验的作用机制（一）家庭动力学视角的亲职化作用机制分析Cashdan（1988）从家庭互动模式的观点解释亲职化发生的过程：功能受损家庭的父母在孩子成长的早期就传递出照顾孩子、承担家庭责任的无能感，甚至以“被照顾者”、“被哺育者”的形象出现于亲子互动中。Well&Jones（1998）认为在亲子互动中，父母亲主动放弃家庭决策和执行的权利后，会自觉地会投射出关于子女的理想形象（projectedegoideal），孩子则放弃自身真实需要，内化并认同理想形象。在投射认同互动机制中，父母以“失败者”、“无能者”自居，孩子不得不扮演“照顾者”角色，满足“嗷嗷待哺的”父母的情感需求。孩子认为若不表出现父母期望的行为，没有到达父母对自己的角色期望和外在规范，就会失去父母，自己被抛弃（Dicaccavo，2006）。尽管，亲职化经验给自己发展添加很多附加条件和额外任务，对于孩子来说，努力完成任务是和父母持续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Well&Jones，1999）。内化父母外在期望是以孩子牺牲自身需要为前提的，不可避免会对父母产生愤怒情绪，以及对于父母不能给自己提供适切的照顾与关怀感到失望，因此，亲职化孩子对父母怀有矛盾和复杂的感情，既想通过压抑自身真实需求迎合父母期待的方式，与父母产生稳定联结，同时，存有对父母作为失败的照顾者的愤怒和绝望。此外，因为真实需要不被接受和认可，亲职化个体更频繁的体验到羞愧情绪，与普通孩子相比（Well&Jones，2000）。个体为了应对矛盾的情绪和复杂的成长环境，客体关系理论中的“分裂”（splitting）机制将被启动，自体和客体被区分为“全好”和“全坏”两部分，这样可避免使自己感到危险和混乱（Clair&Wigren，2004）。如果个体将自体知觉为“全好”，而把“全坏”投射到环境或其他人身上，自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全好自我”（wonderfulme）和“全坏他人”（devaluatedother）。个体就会拥有一个“夸大自我”（grandioseself）的意象，并表现出妄想全能感（Well&Jones，1999）。反过来，如果亲职化个体将客体标识为“全好”意象，而自体承担“全坏”意象部分，客体与自体的关系变成“全坏自我”（devaluatedself）与“理想化他人”（over-idealizeother）那么在人际互动中，压抑真实需求、牺牲自己无条件服务于别人就是应该且合理的，毕竟自己如此之“坏”以至于没有权利和资格拒绝别人的任何要求以及追求自我发展。这会让亲职化个体的人际互动进入恶性循环，当个体自体感觉“好”时，往往和非理性的全能感同时出现。个体以“照顾者”、“发号施令者”形象示人，容易给别人形成“强大”、“完美”而不需要任何帮助的印象。West﹠Keller（1991），Valleau,Raymond﹠Horton（1995）发现亲职化小孩成年后容易成为他人的照顾者，并将其称为“照顾者症候群”。吴嘉瑜和张盛堂（2004）对性罪犯研究发现，具有亲职化特色的罪犯不仅表现出主动关怀、积极助人的人际行为，而且多有领导特质展现。但是，这不仅会让亲职化个体失去获得帮助的机会，别人也会因为不能提供任何帮助而觉得无能，最后选择敬而远之，难以形成亲密关系。而自体占领“坏”外射“好”形象往往和“低价值感”、“低自尊感”联系在一起，个体会通过完成更多的任务、获取更多的成就证明其自身的价值所在，而低自尊导致很难个体拒绝别人过分无理无限度要求，继续加深其亲职化程度，具体过程如图1。投射接收内化认同压抑否认分裂（spliting）图1亲职化经验对个体心理影响作用机制（二）基于中介效应的亲职化经历对个体的影响1.公平感的中介效应亲职化是亲代与子代亚系统间界限混乱不清，各亚系统间出现情感性或功能性角色倒置，亲代子代子女理想形象Projectedegoideal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真实自我Realisticself虚假自我Impostor夸大自我grandioseself全坏自我devaluatedself羞耻感无价值低自尊在这种家庭环境中，亲职化子女优先考虑满足父母和手足的需要，而忽略自身关注、舒适和安全等的需要。西方学者一致认为，亲职化经历对个体发展有破坏性影响，例如，童年亲职化经历可能让成年后的个体患PTSD或人格分离障碍。Burton（2007）等人发现，亲职化与焦虑、抑郁、羞愧以及药物滥用呈正相关。大量个案研究发现，亲职化是家庭暴力以及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结婚后不想要孩子以及亲职化会在代际之间传递等（Boszormenyi-NagyandSpark1973；Bowen1978；Chaseetal.1998）。Chase（1999）认为亲职化与后期成人功能弱化和精神病有关。中国台湾学者则持有相反的观点。张虹雯、郭丽安（2000）研究显示小学生亲职化程度越高，问题行为出现频率越低。黄宗坚、吕旭亚与洪素珍（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