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前沿讲座之五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传播学批判学派纵横谈

传播学前沿讲座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专题7----1传播学前沿讲座之五：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传播学批判学派纵横谈李彬(2006-01-1419:42:11.0)主讲人：李彬(清华大学传播系教授)“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出自清华的骄傲陈寅恪之口。也就是说一个人不管他研究什么学问，怎么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两点：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所谓“历史意识”简单地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用哲人的话说，“我们来自何处”——过去、“我们身在何处”——现在、“我们将往何处”——未来。别看这三个问题简单，这可是困扰着古往今来多少思想家的头号难题。不管答案何在，其中都体现着一种天上人间古往今来的沧桑与大气，用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泣下”。这里的审美意识不是琴棋书画，风花雪月、这些东西不过是小布尔乔亚的玩意儿，充其量属于小美小诗，就像江南的小桥流水。而这里的审美意识，则是指一种超越性的生命情态和诗意化的人生状态，它旨在为有限的人生赋予无限的意义，属于大诗大美，就像漠北的大漠风尘。处在这种人生状态下，人就不仅仅满足于形而下的东西，他还有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与冲动．“登高壮观大地间，大江莽莽去”由此可见，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昭示的其实是一种境界，一种生命的境界。最高的学问，最后无不进入这样一种境界，即陈寅恪、王国维、朱启清、闻一多等达到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荷尔德林那句被海德格尔阐释得淋漓尽致的诗——“人，诗意地牺居在大地上。”今天，我想借谈传播学批判学派之际，与各位一起聊聊这种意境。它既涉及为学，更涉及为人。一、理解批判学派的三个层次世上的事情和事物，总是矛盾而统一的。比如，阴和阳、上和下、男和女、学生和老师、进攻和防御、定量和定性等。说这个，就包含着或隐含着另一个。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同样，批判学派也不是孤立的。说到批判学派，总要同它的对手即经验学派联系起来。这两大学派或者说这一对冤家，构成了整个传播学世界里最基本的对立统一关系。那么，到底什么是批判学派呢？什么又是经验学派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1．两种人生哲学人类社会的历史似乎受制于两种基本的冲动；一是风风火火走向世界的物质性渴望——酒神精神，一是清清爽爽走向内心的精神性追寻——日神精神。这两种冲动代表着两种基本的人生哲学。走向世界，故追求事功；走向内心，故追求超越。前者可以夸父逐日的故事为象征，所谓奔命：“夸父与日连走，如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仗，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后者则以庄子的一则寓言为典型；“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团畦，凿隧而如井，抱瓮而出灌，和和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乱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天地》）这里，夸父逐日体现着人类为生计驱谴而不停奔走的命运，庄子寓言则体现着人类对生计本身的超越和反思。经验学派继承的是酒神精神，而批判学派则秉承的是日神精神。2．两种现代思潮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股相反相成并且道魔相长的强劲思潮。一是尊崇科学，进步——发展这一现实取向的科学主义，一是追求精神——价值——意义这一永恒主题的人本主义。这一双峰并峙的态势，集中体现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上。由工具理性发展出了经验学派。由价值理性发展出了批判学派。经验学派关注的是如何传播，批判学派思考的是为何传播。不言而喻，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说、这二者都不可或缺。如果说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的驱动系统如引擎、车轮，那么人本主义和价值理性就是其操纵系统如方向盘、刹车。只有驱动系统而无操纵系统。但见马达轰鸣、车轮飞转，该慢时慢不了，想停时停不下，其后果可想而知。同样，只有操纵系统而无驱动系统，那么就只能呆在原地，停滞不前。所以，在科学主义强劲推进的西方现代化历程上，作为操纵系统的人性、人本与人文一脉的思想传统不仅不绝如缕。比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莎士比亚（1564~l616），一方面借哈姆雷特为即将解放的现代新人热情欢呼：“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3）”另一方面，又以泰门的口吻为其间所隐含的强烈物欲深表忧虑：“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4）”再如，与莎士比亚同年辞世的西班牙伟大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通过其不朽的人物形象堂吉河德既流露了对传统社会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追怀与痛悼，又表达了对现代社会世俗倾向与市侩风尚的嘲讽与鄙视。另外，像18世纪以荷尔德林为代表的浪漫派、19世纪以巴尔扎克为标志的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以法兰克福学派为先驱的各种批判理论等。都属于这一思潮的波涌浪翻。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随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两次世界大战）和自然问题（如生态恶化）日益逼近，这种平衡性的思潮也随之发生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关于这种平衡性的思潮，有一个形象颇有代表性，那就是倒骑毛驴的阿凡提。阿凡提有一次倒骑毛驴，别人说：哎呀，阿凡提呀，你骑反了呀。阿凡提机智地回答：不是我骑反了，而是毛驴的方向走反了。倒骑毛驴的阿凡提的形象可以作为这种平衡性思潮的体现。在这种思潮中，整个现代文明、现代化也都是属于方向反了。总之，传播学批判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秉承上述人文传统及其价值理性而发展起来的。它与秉承科学主义及其工具理性而兴起的传播学经验学派，在关注的伺题、研究的范式、使用的方法等诸方面均大异其趣。3.两种学术判断一切学术或学问，无外乎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传播学的研究中，经验学派着眼于事实判断，目的在于揭示传播活动的规律；批判学派着眼于价值判断，月的在于探究传播活动的意义。作为传播学两大学派之一，批判学派自从动荡、革命、反叛的20世纪60年代兴起以来．始终与当代西方各种学术流派交相呼应，形同一体，从中汲取了丰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批判性学术资源，如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正是在这种传媒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各个学科如哲学、美学、文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无不开始从批判性的立场涉足传媒研究，从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传播现象，从而形成一种交叉态势和一个全新领域。而这个领域也就是传播学批判学派赖以生成的学科土壤、正如当代传媒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诸多触目惊心的弊端是批判学派赖以存在的现实土壤一样。由此说来，我们不妨将批判学派分为广狭两义：广义的批判学派是个包罗广泛的开放领域，而狭义的批判学派才是专门从传播学的学科角度从事研究的流派。当然，两者之间均以“批判”（critical）为旗。它们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无法截然剥离。传播学前沿讲座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专题7----2关于批判学派的学科面貌与学科精神，我们可以用索罗（美国19世纪的哲学家，文学家，《瓦尔登湖》的作者）的一段故事来说明。据说，有一次，别人告诉索罗：美国某两地之间的电报线路架通了，从此之后，这两地的人就可以直接通话了，非常方便——这是人家兴高采烈地告诉他这一喜讯。索罗冷冷的问了一句：要是这两地的人无话可说怎么办？当然他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话，他说的是有意义的话。就像我们今天大街上经常看到的拿着手机的摩登女郎，那些人说的话肯定不是索罗说的话。昨天，我看了这期的《中华读书报》，有一篇是摘自董鼎山的《留美五十年》：董鼎山感慨当今社会流行症，他说，我把手机瘾视作世纪末与新世纪交界时的社会流行症，现在我每入公共场所，听到别人用手机就好象闻到别人吸烟，同样引发不快。二、批判学派的三路研究迄今为止，传播学批判学派大致形成了三种研究路数（approach）。1．政治经济学——（tbcpoliticaleconomy）。此一路数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和揭示传媒的所有制结构及其与权势集团的利益关系，意在拆穿西方传媒诸多流行的神话，如客观、公正、多元化、新闻自由等等。这方面以加拿大学者D·司迈斯（D．Smythe）为先驱，而1968年成立的英国累斯特大学(UniversityofLeicester)“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cch)更为著名，其中G·默多克（G．Murdock）、P·戈尔丁(P.Golding)、J·哈洛伦（J．Halloran等人的研究向称典范。另外，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GlasgowUniversityMediaGroup)的工作也值得称道。2．文化研究（culturalstudy）此一路数包罗广泛，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说，从法国结构主义的传媒符号分析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传媒文化解剖，从D·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到詹明信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从吉登斯恤．Giddens）的“现代性”分析到耶鲁的“四人帮”一一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罗姆……不难看出这幅简要的素描，实际上勾勒的是现代西方的学术流变图。所以，这方面的学术资源异常丰富，浩如汪洋。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前有法兰克福学派，后有伯明翰学派，特别是后者的代表人物R·威廉斯（R.Williams）、S·霍尔(S．Hall）等几乎成为文化研究的标志。3．文化帝国主义《或曰媒介帝国主义）。此一路数是从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视野上，探究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媒运作及其产品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升温，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E·卡茨（E.Katz)等人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Dallas)的研究，A·多尔夫曼（A.Dorfman）与A.马特拉特（A．Matterlart）对美国动画片唐老鸭的解读，都是这类研究的范例。至于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TrentUniversity）的广汤林森（JohnTomlimson）以此为题所做的博士论文《文化帝国主义》（1991年），虽然是操持经验学派的立场而辩驳文化帝国主义的立论，但由于其资料的翔实和论述的细密而不失为可资参考的力作。当然，这方面最著名的研究，还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H.席勒教授（H．I.Schiller）。席勒自60年代末在经验学派的大本营异军突起以来，一直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巨擎，他对美国传媒的揭露与批判向以犀利无情著称，与美国东海岸麻省理工学院那位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痛低畅驳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有意思的是。其子D·席勒也是一位批判学者，而且与乃父同在一校执教，最近又出版了一部论述数字化时代传播问题的新作《数字资本主义》。H.席勒的成名作是196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MassCommunicationandAmericanEmpire)。用其挚友D·司迈斯在本书序言里的话说，本书对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政策及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堪称第一份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在这部书里，席勒以阿明（samirAmin）、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等人的“依附理论”为据，着重探讨了他所说的“军界—企业界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