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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地位与作用专业;水利工程班级：1602学号：6012207117姓名：刘迪1人文主义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1956年，英国人查尔斯·斯诺（C.P.Snow,1905-1980）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的文章。三年后，他将文中的思想加以扩充，在剑桥大学作了一个著名演讲，讲题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按照剑桥大学知识史教授斯蒂芬·科里尼（S.Collini）的说法，斯诺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至少做成了三件事：发明了一个词汇或概念，阐述了一个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词汇是“两种文化”；问题是存在于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的文化割裂，即所谓“斯诺命题”；争论就是围绕着“斯诺命题”展开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论战——令人感到意外和兴奋的是，这场争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化自身，它的政治、经济乃至生态学内蕴在今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得以重新彰显。科学文化和人文主义的分隔经过斯诺事件和“科学大战”之后，它们之间加强沟通，从而走向融合，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必须看到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已经演化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对立，经过这种演化，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人文关怀转变成了生态关怀，也就是由人文关怀所主张的‘善’和‘美’必须和生态平衡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1]。实际上，当我们运用新的思维方式——整体性思维方式来看待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对立时，这种对立便不再是一种对立，人能够协调这种对立，协调此对立的途径就是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2合。这种融合突出人的科学精神，突出人的求“真”精神，同时又强调人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求“善”、“美”精神的融合，既坚持社会科学发展的“科学原则”，又坚持科学技术“人文原则”的融合[2]。对于这种融合，我国著名科学技术哲学家龚育之先生是这样构思的：“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3]”。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本质上是各个学科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而不断进步的，人文学科中的哲学、美学、宗教、伦理学和文学艺术等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对自然科学起促进作用。正是由于人文主义和科学技术的统一，人类从此进入了工业文明。一、人文主义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地位人文主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中形成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或思想武器，也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人文主义”一词源自“人文学”（Studiahumanitatis），在文艺复兴时期指古典学术的研究和重视人生现实的新思潮，当时的新文化人士则自称为“人文学者”（humanista）。19世纪以后，欧洲学术界才开始用“人文主义”来称呼这种社会思潮。人文主义的基本倾向是提倡“人道”以反对“神道”，提倡人权以反对君权，提倡个性解3放以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及其一切残余，因此也称为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自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兴起之后，一直经久不衰。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有卢梭等人的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运动。而后，又有19世纪的非理性主义的的人文主义的兴起。进入本世纪，则有世纪之交兴起的释义学与存在主义思潮。纵观近代以来的科技文明史，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推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近代社会，正是达.芬奇、莎士比亚等大师在人文领域主体性、创造性的讴歌，才产生了哥白尼、伽利略在宇宙观上对宗教神学的反叛；有了牛顿的“力学体系”，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才有伏尔泰的“启蒙运动”和尼采等人的“上帝死了”的宣言。正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才会出现象爱因斯坦这样优秀的哲人科学家。大家知道，爱因斯坦是相对论学说的创立者，是科学精神的化身，同时，他对开放的世界主义、战斗的和平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的向往，以及他的科学观、教育观和宗教观，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他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解，对真善美的追求，他的独立人格、仁爱人性、高尚人品，更使他成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的化身，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虽不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却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在新文化运动这次思想启蒙之后，中国人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4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然科学家和人文思想家所做的科学传播,分别从不同角度系统阐述了科学精神。以自然科学家为主的科学传播者,在知识、方法和社会建制三个层面上,系统阐述了科学所蕴涵的求真精神,而以人文思想家为主的科学传播者,又从批判传统文化、开启民智、推进民主三个角度系统阐述了科学精神的作用和影响。由此,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传播,开始触及到科学的灵魂,实现了科学精神的启蒙,从而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和文化的革新,做出了伟大的贡献[4]。二、人文主义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在文复兴时期，人文主义面对人与自然这一永恒的主题时，不仅重视知识与理性，而且还通过提出个性解放的口号，反对宗教愚昧和封建等级制度等种种主张，解放了被压抑的人，激发了人空前的创造热情，使在中世纪被窒息的实验科学与自然科学从神学的教义中解放出来，为近代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尊定了重要的文化条件。不仅如此，当时人文主义所诱发的经济与政治变革也从社会需要与物质基础等社会条件上推动了技术的进步。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对自然力的征服，人终于在自然界的面前站了起来，发现了自身的潜力，强化了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为万物之灵的观念，使人文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5由于人文主义提倡重视现实和自由思考，因而又为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武器。使得自然科学迅猛发展，例如，在天文学方面。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在其中提出了与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不同的日心说体系。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在《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论原因、本原和统一》等书中宣称，宇宙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太阳只是太阳系而非宇宙的中心。伽利略1609年发明了天文望远镜，1610年出版了《星界信使》，1632年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通过对其师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观测数据的研究，在1609年的《新天文学》和1619年的《世界的谐和》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判定行星绕太阳运转是沿着椭圆形轨道进行的，而且这样的运动是不等速的。在中国共产党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传统发展观是“人文关怀”缺失的发展观，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发展得快”，6对于“怎样的发展才是符合人的发展”这样一些具有价值观意义的问题则没有给予考虑。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指出的那样，在传统发展观的支配下，虽然人们在解决“如何”一类问题上相当成功，使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但与此同时，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观含义的问题却变得模糊起来，迷失了发展的方向。在传统发展观的支持下，人们片面运用科学技术的成果，造成生存环境的破损，从而也引发了哲学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但是，“人们对于善待地球没有争论，争论在于如何分析产生这种严峻形势出现的思想根源，用什么思想为指导来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尽管是针对环境问题提出的，但它却蕴含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因为它既坚持科学精神，又倡导人文关怀。对于科学发展观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即人本、全面、协调、持续。其中，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持续是人本派生出来的。人本体现的是人文精神，体现的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认识，对人的利益和价值的肯定和尊重。全面、协调、持续反映的是科学理性，只要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不停止，就一刻也不能停止对世界的改造。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潮，在科学发展观的旗帜下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综上所述．人文主义不仅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而且从观察与理论的矛盾、理论与理论的矛盾等方面为自然科学提供了内在发展的动力，同时还在人才、技术和方法上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那种认为人文主义轻视自7然科学和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观点是不公正的。用人文主义研究专家的话能更加清楚的让我们认识人文主义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影响：“如果说人文主义真的重新发现了对人、人的能力和人对各种事物的理解力的信念，那么科学实验的新方式、革新了的世界观、企图征服和利用自然的新努力也应当归功于人文主义的影响”。[1]爱德华·格兰特．中世纪的物理科学思想[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0．[2]梯利．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3]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9．[4]张华夏,叶侨健.现代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M].广州:中州大学出版社,1996.27.36.[5]c·P·斯诺．两种文化[M]．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4．[6]杨丽娟，陈凡．论科技法产生和发展的两大文化基石[J]．科学学研究，2004(4)：362—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