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加速增长唯解自生难题《前10年的转轨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述评

1何以加速增长唯解自生难题——《前10年的转轨——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述评林毅夫刘培林No.C20030192003年7月29日2何以加速增长唯解自生难题——《前10年的转轨——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述评林毅夫刘培林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向市场经济转轨成功的首要前提是重新配置原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有的存量资产，调整其产业和技术结构，使这些企业不需借助外部的扶持，即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获得可接受的利润的能力。惟其具备了这个前提，政府的补贴、保护与预算软约束才可消除，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秩序才能建立起来，长期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才具备了坚实的基础，社会公正也才有可能实现。2002年世界银行出版的《前10年的转轨——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以下简称为《10年转轨》）一书（WorldBank2002），围绕促进增长的主题，就转轨经济体硬化原有企业预算约束、促进新企业进入需要进行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进行了讨论。该书由世界银行众多资深研究人员共同完成，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和前苏联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前景的最新研究成果。尽管我国国情以及经济转轨道路和东欧以及前苏联有很大不同，但是我国和这些经济体一样，经济转轨还没有完成，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同时，我国还面临着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对于我国的决策层、政府职能部门、学术界以及其它经济部门的人士，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正如该书中多处地方指出的那样，这项对转轨的研究仍然是粗略的，对许多问题的理解还有待深化。为此，我们在向社会各界介绍这本书内容的同时，也想就《10年转轨》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实行休克疗法以后经济为何出现巨幅下滑以及原体制下的企业为何私有化后预算约束难以硬化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深化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的若干关键问题的认识。本文后面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概要介绍这本书的背景。第二部分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观点和结论。第三部分围绕该报告涉及的一些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进而阐明，只有解开原体制下的大中型企业自生能力难题，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才能够立基于坚实的基础上，进而其它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才具备了着力点，经济转轨才能最终真正到位，成熟的公平3竞争的市场秩序才能够建立起来，经济增长的潜力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第四部分，则对本文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一这本书的背景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不仅是有关政府当局的首要任务，也始终是国际组织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事实上，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转轨方案正是根据一些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知名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提出的建议而制定的。当初，这些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在经济转轨问题上的见解不像在其它问题上那样分歧巨大，而是表现出少有的一致。他们根据“华盛顿共识”，建议在短时间内建立竞争性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条件，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市场化。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统一汇率；（2）私有化。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保护私有产权，放松市场准入的管制，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3）稳定宏观经济。扩大税收的基础，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消除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领域的公共投资，贸易自由化，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LiptonandSachs1990;Blanchard,etal.1991;Boycko,ShleiferandVishiny,1995;Williamson1997)。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三项是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内容。“华盛顿共识”的持有者还乐观地预期，在推行“休克疗法”初期国民经济虽会有所下降，但在短时间内经济就会恢复快速增长（BradaandKing,1991;Kornai,1990;LiptonandSachs1990;Wiles1995）。在东欧和前苏联循着“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激进道路而施以“休克疗法”时，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计划体制国家却沿着渐进道路改革其原有体制。20世纪90年代早期，尽管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褒扬有加（JeffersonandRawski1995;McKinnon1994;MacMillanandNaughton1992;Naughton1995;Singh1991;Harrold1992;Murrell1991,1992），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前景持悲观态度（比如SachsandWoo1994）。不过，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实际情况表明，“休克疗法”的实际效果远逊于当初的预想，而中国却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银行于1997年发表了《世界发展报告1996：从计划转向市场》（WorldBank1997），专题就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东欧、新独立的前苏联各共和国以及中国和越南等计划经济的转轨问题进行研究。基于那时的经验，199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归纳了若干关于推动经济转轨的政策建议。该报告指出，改革的外生初始条件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多的因素对恢复转轨经济体4的增长而言，都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这个报告最终归纳的重要结论有几点：（1）内在协调一致的政策将使国民经济受益良多，这些政策包括取消对生产和交易活动的进入限制、市场交易活动自由化、保持价格稳定等。即使在产权不明晰、市场制度不健全的经济当中，这些政策也将促进国民经济增长。（2）应该因国情而异地进行政策选择。（3）清晰的产权对于市场化转轨而言是必须的。（4）旨在降低贫困、解决人口流动和协调代际利益关系的社会政策调整，是市场化转轨所必要的。（5）人为设计和需求诱致都将促进那些便利市场运作的制度的形成。除非有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共识，否则改革将难以最终完成，而这一点恐怕是所有问题当中第一位重要的。随着新千年纪元、新世纪的到来，推行激进改革方式的东欧和前苏联之间的绩效逐渐产生了比较大的差距。不仅如此，中国沿着渐进式转轨道路所取得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绩效，更是和东欧以及前苏联经济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状况引起了学术界和国际组织极大的研究兴趣，随着更多经验证据的积累，世界银行组织专门的研究团队，并基于其它国际组织和许多一流大学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完成了《10年转轨》一书。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也为《10年转轨》提供了背景报告，而且报告的初稿也曾经在一些转轨国家的研究机构中征求过意见。可以说，《10年转轨》代表着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经济转轨的主流观点。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些内容。二全书的主要内容《10年转轨》一书的正文除了总论部分以外，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前10年的转轨”、“未来时期政策和制度方面的挑战”、“约束和鼓励的政治经济学”等。1第一部分首先总结了东欧和前苏联经济转轨的基本状况。中、东欧国家状况最好的波兰在200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比开始转轨前的1990年增长了44％，俄罗斯联邦下降了36％，情况最糟的格鲁吉亚则下降了71％（WorldBank2002,p.5）。不仅下降幅度比预想的大，持续时间也长（WorldBank2002,p.3）。从1990年开始，中欧和东南欧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简称为CSB）产出连续衰退时间最短、程度最轻的波兰在两年里产出累计下降了6%；持续时间、程度最重的拉脱维亚在六年里产出累计下降了51%。而独联体各共和国在1990年以来，产出连续衰退时间最短的亚美尼亚为四年；最长的乌克兰为十年。乌兹别克斯坦产出累计衰退程度最轻，在连1三个部分内容的英文标题分别为：TheFirstDecadeinTransition；PolicyandInstitutionalChallengesAhead；ThePoliticalEconomyofDisciplineandEncouragement。5续六年里下降了18%；格鲁吉亚共和国产出累计衰退程度最重，连续五年里下降了78%。大部分独联体共和国的产出下降程度都在40%以上。而大萧条时期连续衰退时间最长、产出下降程度最严重的美国，也只不过在连续四年的时间里，产出下降27%（WorldBank2002,p.5）。转轨经济体如此大幅度、长时期的产出下降，显然是“华盛顿共识”持有者所始料未及的。产出下降的同时还伴随着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随着私有化推进以及新的私人部门进入，私有经济逐渐取代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出口，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出口，逐步增长，外资流入增多；贫困大量增加，收入分配恶化，这些转轨经济体1990年代末期的GINI系数都比早期的水平大大提高。整个CSB在1987-1990年期间人均收入的GINI系数为0.23，到1996-1998年期间则上升到0.33，其中保加利亚高达0.41。除了克罗地亚的GINI系数由1987-1990年期间的0.36下降到1996-1998年期间的0.35以外，CSB中所有其他国家的GINI系数都是上升的。整个独联体在1987-1990年期间人均收入的GINI系数为0.28，到1996-1998年期间则上升到0.46，其中亚美尼亚高达0.61。独联体各共和国的GINI系数无一例外都是上升的（WorldBank2002,p.9）。对产出下降和经济结构的变化，《10年转轨》以下列因素进行解释：初始条件、外部冲击，一系列的市场化政策调整、改革的速度等。按照《10年转轨》的分析，初始的经济结构、扭曲和制度等初始条件对转轨早期的产出下降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在转轨的后期的影响来得较小。除初始条件外，该报告就“宏观经济稳定性、价格和贸易自由化、硬化银行和企业的预算约束、创造有利于私有部门成长的氛围、改革税收和公共支出体系、改革立法和司法体系、公共部门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该报告援引的经验文献表明，改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是丰富多样的。比如，有的实证研究认为，各项政策之间存在互补性，所以，初期的改革政策力度必须大于一定的门槛水平，才能够促进后来的增长。如果初始改革力度低于门槛水平，那么，后续的改革将对增长起副作用；2还有研究表明，改革政策从实施到起效，存在一个时滞（WorldBank2002,p.14-15）。进一步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即使在产出增长和政策调整都内生决定的联立方程模型中，政策对增长都有显著的影响。基于对影响转轨经济体增长的因素的分析，该书第二部分阐述未来促进增长需要采取的措施，以及为落实这些措施需要进行的政策和制度方面的调整。该报告认为，增长的故事应该是“双途记”3，“双途”即约束（Discipline）老企业、鼓励2这个观点和“华盛顿共识”比较类似。3“双途记”的英文原文为“ATaleofTwoApproaches”。6（Encouraging）新企业进入。第二部分除了分析约束老企业和鼓励新企业两者各自的内容外，还分析了“双途记”需要配套进行的社会政策改革。在这部分的讨论中，我们想特别介绍其中的两点。第一，必须同时沿着“双途”双轨迈进，仅仅依靠鼓励新企业进入而不约束老企业的单轨方式来推动转轨，将会使国民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影响。这是因为单轨方式下，“为了持续地向没有自生能力4的国有企业转移资源，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么要求政府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向，从其它方面征税；要么要求政府动用其它的非财政手段”（WorldBank2002,p.45）。这一点对于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我国改革而言，既具有肯定的一面，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为了实现约束老企业、鼓励新企业的目的，需要特定的制度，但是，让没有竞争力的老企业立即停工、破产，并且对破产企业的工人发放社会救济金的方法也不是好办法（WorldBank2002,p.xxiandp.37）。特别具有启迪性的是东德的例子。柏林墙推倒、两德统一之后，西德的各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制度当即就运用于东德，而且在1991-1997年期间东德每年还得到西德将近40%～60%的GDP的经济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