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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价值观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对社会主导价值观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价值观先后经历了反思与觉醒期、多元分化与价值冲突期、理性与世俗化时期、多元整合与回归超越期。社会变迁特别是阶层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是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原动力，多维价值冲突以及社会主导价值整合是其变迁的次生动力和外在表现形式，外来文化的辐射和高校校园文化的浸润是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催化剂。价值观是一种外显的或内隐的，关于价值的一定的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基本观点，是关于现实的人对全部生活实践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评价标准、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具有驱动、导向、统摄和选择等功能。价值观念的内容，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评价标准，成为主体判断客体有无价值及其大小的观念模式和框架。大学生属于思维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群体，他们具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极易受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其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思想折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30年间，大学生的价值观表现出“日新月异”、“多彩纷呈”，但其在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上究竟多大程度地认同了现代的、后现代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又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或者传承与扬弃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其价值变迁是碎片式的杂乱无章，还是遵循一定的规律，需要理论的研究和实证的考察。笔者在历史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全国30多所高校的调查与分析，希冀掀开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神秘面纱”，探究其变迁的内在机制，为在大学生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方法和思路。一、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轨迹及其特点（一）第一阶段（1978年～1984年）：价值观的批判与分蘖期1.价值主体意识萌动，由抽象的自我向现实的自我转变改革开放前，“人”这个主体不断地被虚化，特别是在“文革”中，主体甚至被消解，人完全成了一种政治工具而被客体化和异化，国家代替了一切社会主体和个人主体。因此，不仅社会结构，而且人们的价值观都显示出“铁板一块”的状态，社会价值观高度一元化。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充分发挥社会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意识成为一种客观需要。思想的解放为价值主体意识的萌动和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价值的多维化提供了自由空间。社会承认存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党的工作方针也提出要兼顾三者利益，集体主义已经不再对个人的意愿和个性的发展完全排斥，集体的奋斗目标也容纳了个人的个体选择和个人成才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开始寻找迷失的自我，重塑主体的价值。由于社会出现国家、集体、个人等不同主体，同一主体也有不同的需求，而不同需求导致不同价值观的产生，所以价值观开始出现多元化。关于“潘晓的来信”讨论中所出现的不同声音，既是价值观由单一向多维发展的典型体现，也是大学生价值主体意识增强的结果。2.价值取向由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向重义言利、不耻言利转变改革开放之前，大学生的价值观与其它社会阶层的价值观一样，都是以集体、社会为本位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强调“大公无私”、“甘当革命的螺丝钉”。然而，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的“浮动工资制”和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使经济利益直接与个人的劳动和付出挂钩，打破传统“大锅饭”体制，带来利益格局新变化，促使大学生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同时，组织部门提出“学历和学习成绩同工作经历、工作成绩一样，作为使用和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于是，单一的整体利益开始松动，个人利益开始萌芽。大学生中出现两种倾向：一是要求社会承认求利的合理性，让“义”本身就包括“利”；二是希望取得、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虽然也有人赞同合理利己主义，但多数学生仍然从国家、集体利益出发评价社会和自我，他们在奉献于社会的同时，也关注个人的利益和权利。3.价值目标中自我价值和个人价值的成分增加改革开放前社会典型的价值目标是“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好些”，而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在反思批判后发出了重视自我价值、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诉求。1978年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1980年“潘晓来信”的讨论，标志着价值主体意识的觉醒——对人的个体价值的肯定与张扬，标志着大学生从对政治、社会的关注转向了对自我的思考。青年们提出“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但在怎样看待自我价值上，有不同的选择：一种主张应该纠正“文革”中忽视自我价值的极端倾向，强调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一致性。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认同“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八十年代初大学生则强调“小河有水，大河才会有水”。也就是说：前者认为离开了集体，个人的价值等于零；后者认为，离开了个人，也就无所谓集体价值可言。另一种是极端“自我”，他们认为“你应该去发觉自我，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所以每个认识到自我价值的个人都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就是历史’”。4.价值评价标准：由单一的整体主义转向了社会——个人的取向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过批判与反思，多数大学生开始从集体本位出发评价社会和自我，他们在奉献社会的同时，也注意到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他们既注重社会对个人的意义，也注重个人对社会的价值，力图以自主、自觉的奋斗过程来为社会做贡献。人活着，就要有价值，而人生的价值只有在所从事的事业上才能展现出来。但也有部分学生在群己观念上发生了向个人本位和利己主义的偏移，从自我本位出发评价社会和集体，凡事从自我利益出发，以市场经济的互利原则处理个人和集体、社会、他人的关系。（二）第二阶段（1984年～1992年）：价值观的多元分化与冲突期1.价值观的多元分化1984后，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实质性启动，西方社会思潮也开始大量在中国传播，大学生的价值观既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中萌芽生成，也受到现代价值体系的滋润催化，还受到外来价值观的渗透辐射。因而，当时的价值观呈现“时空压缩、多元并存、新旧互动”的特点。具体说来，在价值内容上，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价值观念、过去“左”的一套价值观念、西方传入的价值观念以及改革开放实践中新生的价值观念同时并存。在价值标准上，有的“唯书”，有的“唯上”，有的“唯实”，有的“跟着感觉走”；有的以中国的价值观为标准，有的以国外的特别是西方的价值观为标准。在价值取向上，有的重钱，有的重义；有的重理想，有的重现实。还有更多的人是兼顾。多元化的价值观既给大学生多种选择，也容易导致他们的价值困惑和价值冲突。2.价值冲突凸显这一代的大学生跨越了“文革”和“改革”两个不同的时期，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导致学生价值冲突凸显，大学生处于一个价值眩晕期。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社会主导价值观与大学生的主体价值观的冲突。由于社会主导价值观功能的弱化，新的社会主导价值观没有及时重塑，这就导致价值观念的整合程度不高。1988年，《中国青年》刊登朗朗的来信引发关于“寻找丢失了的‘草帽’的讨论”，反映了大学生社会化与世俗化的价值冲突。社会化要求他们成为“道德人、伦理人”，而世俗化则肯定及时享乐——现在的快乐就是未来的理想，这便导致他们不仅找不到真正的快乐，反而陷入更深的迷茫。二是大学生自身的多维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标准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价值认知与价值行为的冲突。具体反映在：第一，对不同事物或现象的价值判断依循不同的标准，造成各类价值判断之间缺少较高程度的一致性。第二，价值选择常常自相矛盾。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与评价方面的矛盾表现得较为明显。选择与评价的依据一会儿被定在“收入”上，一会儿被定在“声望”上，一会儿被定为“自我表现”。3.价值取向：自我价值凸显，世俗化初见端倪改革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1984年后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给全社会价值观变化带来了最直接最有力的影响，它一方面导致大学生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凸显，同时也导致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进一步世俗功利化。在认知层次上，多数学生仍能认同集体主义的观念，承认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但他们在从事一项具体行为时，开始理性地考虑行为对于自己发展的意义，并且不讳言自我设计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既为国家，又为自己，“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种实用理想主义是这个时代大学生占多数的自我价值观。一项调查显示，71.2%的学生坚持“按劳取酬”，13.2%的学生坚持“任何劳动都应有报酬”，46.2%的学生认为“大学生应理直气壮地争取个人功利”。更令人关注的是，在申请入党的学生中，竟有42.1%的人把谋取个人利益和自我实现，作为入党的动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参与社会受挫以及社会中的不公平因素和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对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的前景，对个人的前途都产生了困惑。于是，经商热、厌学风和出国潮在大学生中盛行，这就打破了自我与社会、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关系在8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的和谐，而且价值观向个人本位方向的倾斜度，远远超过了80年代初期。4.价值评价参照体系：从国内转向国外，从纵向转向横向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的价值评价参照体系是传统价值体系和新时期的社会主导价值体系，评价参照体系是“唯上”、“唯书”。而随着开放的深入，特别是1984年后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涌入，为大学生认识和改造社会，认识和重塑自我提供了新的参照体系和分析工具。大学生是这场社会思潮的传播者和追随者，他们因长期的封闭和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思而求新求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开始以西方的价值体系为参照，来指导和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于是，西方价值体系的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纷纷浸润大学生的心灵，对传统的整体主义价值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也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中的自由化思潮。（三）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价值观的个体化与世俗化时期1.价值本位由社会——个人取向向个人——社会取向倾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竞争原则、利益原则正在影响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他们的价值本位虽然仍然以社会本位为主，但其价值观已明显向个人本位偏移，倾向于把社会作为个人发展的现实条件。在1999年教育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中，针对“大学生择业的主要考虑”因素，选择“兼顾国家需要与个人兴趣”的占39.3%，选择“有利于个人的发展”的占32.6%，选择“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占22.9%。从这三项就可以看出大学生的自我价值和个体价值的重要地位。针对“当有人需要你的帮助时，你可能”的选择时，有40.5%的学生选择“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帮助”，有33.1%的学生选择“五条件地尽力而为”，12.8%的学生选择“视关系密切程度而定”。（文中涉及1998～2006年有关高校师生的调查资料都来自于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汇编的《新时期高校师生思想政治状况研究（1998～2006）》。）这表明他们虽然追求个人与他人、社会的统一，但这种追求是基于自我基础之上，以不损害自身利益甚至把社会对个人的回报作为价值取向的条件的，与传统的无私奉献以及社会本位基础上追求个人利益是不同的。2.价值取向由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倾斜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世俗化倾向还主要停留在价值观的浅层，还主要停留在意识层面上，那么，1992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以政策改革为导向向以体制改革为导向转变的新阶段，社会转轨的方向已基本清晰，世俗价值观开始上升到信仰层面，并开始指导实践。即世俗化和物质主义价值取向逐渐从表层和话语层面深入到内在和行动层面。首先，大学生讲究务实，注重实惠。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在选择工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依次为：经济收入（78.4%），能否实现个人价值（59.6%），权力和社会地位（55.6%），工作舒适、位于城市（53.7%），出国深造机会多（32%）。同期对上海重点高校大学生择业观的一项调查发现，73%的毕业生概括自己的职业选择是所谓“新三到”（到国外去，到沿海去，到赚钱最多的地方去）。其次，大众文化的兴起，导致校园和社会公共价值的衰落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