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从“破冰起航”到“乘风破浪”——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奠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郑德荣彭波（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24）[摘要]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共同富裕论等重要理论观点。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科学精炼阐释，破除了思想疑惑困局，将人们从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中解放出来，吹响了改革开放破冰起航的号角，深刻改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势。同时也从长远上为今天乘风破浪，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邓小平南方谈话重要思想的深化与升华的必然要求和最新成果。[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全面深化改革作者：郑德荣，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荣誉（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顾问；彭波，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1992年初，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重大曲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关键选择的重要时刻，邓小平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共同富裕论等重要理论观点，深刻改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势。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突破性发展，标志着邓小平理论达到成熟，为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他在理论上深刻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改革开放重要性，首次提出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世纪命题，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卓越见解和崭新论断，进行了科学精炼的阐述，吹响了改革开放破冰起航的号角。在实践上破除了思想疑惑困局，将人们从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中解放出来，极大推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为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从长远而言，南方谈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巨大空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里程碑，对今天乘风破浪全面深化改革，锐意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南方谈话开宗明义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社会主义本质论有三层含义：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三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这三层含义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南方谈话的核心和基础部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改革，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是改革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所在，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必然要求和充分体现，没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把握与坚持，改革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难以为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p.3)这一总目标能否实现，同我们是否对社会主义本质有着科学深刻认识息息相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将这个问题搞清楚。他认为，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曲折与失误，正是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不清，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遇到的疑虑、困惑和误解，归根到底在于没有对这一关键问题有清醒认识。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3](p.313)1984年，邓小平继续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p.63)1987年，邓小平又指出，总结十年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1](p.223)经过数年的深入思考与不懈探索，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针对当时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质疑，邓小平开宗明义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突出了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厘清了不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模糊观点与错误认识，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突破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教条化理解的藩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和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此提出过两条重要论断：一是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最终动力；二是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出比资本主义高的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才能体现出其优越性。邓小平在酝酿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过程中，围绕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p.116)；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一度陷入误区，究其原因就在于脱离生产力发展空谈社会主义，认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就能顺利推动生产力发展。实践证明，不重视、不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无法满足人民生活所需，就不能提升国力，就只能搞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告诫我们，发展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必备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美好期待都将成为幻想。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并不发达的阶段，仅靠主观愿望急于消灭私有制，不符合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相反会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样的，共同富裕也不能一蹴而就，相反只能变成平均主义。因此在现有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致力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做到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必须扫除一切障碍，因而必须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二改革，是社会主义本质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民族复兴的核心驱动力。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作出回答的基础上，又对“怎样发展社会主义”这个世纪命题进行了阐释。以改革为动力，不断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生产力的持续解放和发展，是促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任务。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本质题中应有之意，是解决面临的新挑战的战略抉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必由之路。首先，邓小平明晰了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深化了人们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范畴的准确理解。他紧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突破性地把上层建筑中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机制剥离开来，从而确定了改革的原则和方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1](p.116)，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1](p.250)，“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3](p.327)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能改变，具体体制、机制必须创新。改革是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发展生产力。以改革为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意味着必须要改革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机制，如社会经济结构、经济管理体制和生产方式，从而找到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为坚持改革、深化改革找准了突破口，指明了方向。其次，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不是细枝末节式的修补，而是全面性、根本性的变革，包括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全面深入改革。多年实践证明：“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1](p.142)。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一旦开始，就不能因为改革过程中呈现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裹足不前，只能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来解决。最后，邓小平明确提出，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372)他针对人们对改革的困惑和质疑，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只要是“三个有利于”，就要坚定不移，不能裹足不前。“摸着石头过河”是必要的，但前提必须是向前进了，而且还要有相当的速度；否则改革的成果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因此，改革要大胆一些，步伐要加快一些，确保这项事业为人民带来福祉。改革是一项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紧迫事业。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p.370)正是从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的高度出发，根据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也是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今天，随着改革的深入，一系列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不断凸显。新老问题相互交织，改革任务分外艰巨。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唯一的解决路径是全面深化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以莫大的决心和勇气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攻克体制机制上的痼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的改革动力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继承与发展、深化与升华的必然要求和新的重大成果。三改革的重点和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眼”。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旨在破除姓“资”姓“社”的思想桎梏，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p.373)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段切中要害、一言道破，清晰表明邓小平已突破性地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剥离开来，明确了计划与市场的性质，理清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p.375)发展经济，必须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扫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他早在80年代中期就反复强调：“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p.176)这表明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已基本成型。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重要思想，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4](p.17-18)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航船在南方谈话吹响破冰起航号角后，终于用一句话明晰了航行的明确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一直持续探索市场在不断发展变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准确定位和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党中央持续强调，增强市场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取向。经过不断探索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明确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2](p.3)，始终并坚持“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