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阳国志》看西南民族的社会面貌

1从《华阳国志》看西南民族的社会面貌一《华阳国志》简介《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含《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等十二卷,为东晋常璩撰。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县)人，生卒年不可考。《华阳国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方志，记录了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政治、军事、文化、风俗、名人情况，保存有比较丰富的西南古代民族史料，是一部研究西南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对于史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对于我国地方志的编撰也起到了开山鼻祖的作用。首先，从体例说,《华阳国志》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的三结合，将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纪熔为一炉；其次，从内容上,将政治、经济、地理、文化、民族、人物等汇为一书，从而开创了地方史志新体例,成为后世史家编纂地方史志的典范1。著名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认为它“远出于官撰之《外裔列传》以上”2。其中的《巴志》和《蜀志》较为详细的记载了巴蜀地区的社会风貌，保全了巴蜀一带的历史记忆，其中有关巴蜀地区神灵崇拜和生活习俗的描述，突出展现了巴蜀人民敬畏自然、敬仰英雄、重视鬼巫、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二《华阳国志》与西南民族的神灵崇拜通观《华阳国志》，对西南各民族的神灵崇拜的记载时有记载。总的来看，有的以大自然为崇拜对象，有的则将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写入神谱。首先，他们膜拜各种自然现象、山川河流。《巴志》写道：“鱼复县，……又有泽水神，天旱，鸣鼓于旁即雨也。”3这种喊雨仪式，其中的鸣鼓行为，是远古时期用暴巫、焚巫等激烈祈雨方式的简化表达了巴人对雨神的崇拜。《蜀志》“邛都县……余多恶水，水神护之，不可污秽及沈乱发，照面则使人被恶疾，一郡通云然”的描述则说明民众相信水神保佑着水资源的清洁，这与许多民族不在圣水、圣河中洗涤污物有相同之处。《南中志》中“蜻蛉县，有盐官、濮水。禺同山，有碧鸡、金马，光影倏忽，民多见之；有山神。汉宣帝遣谏议大夫蜀郡王褒祭之，1¹刘琳《常壕》,载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一131页。2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32欲致鸡、马。褒道病卒，故不宣着”的记载则展现了西南少数民族为大山披上神秘的面纱，将其赋予神格的做法。其次，对于一些动物，西南人民也会为它们披上神圣的外衣。针对我国古代的神兽之一—龟，《巴志》如此写道：“朐忍县，……咸熙元年，献灵龟于相府。”又“涪陵郡，……山有大龟，其甲可卜；其缘可作叉，世号灵叉。”这与中原的龟卜信仰密切相关，受中原卜筮文化的影响，巴蜀先民也认为灵龟有灵性，知吉凶，可充当神与人沟通的媒介。马为古人较早驯化饲养的动物之一，在西南地区先民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其通人性，故被称之为神马、天马。《蜀志》云：“会无县，……有天马河，天马日千里，后死于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马冢是也。山有天马祠。民家马牧山下，或产骏驹，云‘天马子’也。今有天马迳，厥迹存焉。”又《南中志》：“滇池县，……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对马的神圣化，说明在西南地区，驯马、用马的历史悠久，马在人们生活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历史上，巴蜀曾白虎横行。《华阳国志·蜀志》记：“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夷胸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放高楼上，射虎。”汉代人把虎看作是百兽之王，逐渐形成了白虎崇拜的习俗。最后，许多有过历史功绩的人物也会被他们供上神坛。对蜀王杜宇的崇拜由来已久，《蜀志》云：“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蜀志，卷三，28页)描述了蜀王杜宇化为杜鹃的神话故事，杜鹃花是成都市市花芙蓉花的别称。同时，杜宇也被巴蜀人民尊为农业神，从《蜀志》中“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等记载可见之。由于杜宇在农业上的巨大贡献，所以被奉为农神长期祭祀，祠庙甚多。根据任乃强先生考证，杜，古与土同音，加之解放前四川各县城乡皆有土主庙，在西南许多地方，杜宇还被称作知农事布谷鸟，这些现象更加深了杜宇与土地、与农业的关系。蜀地传说为大禹的故里。《蜀志》：“广柔县，郡西百里。有石纽乡，禹所生也。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将大禹的出生地变成了圣地。3秦并巴蜀后，第二任蜀守李冰,便是领导人民大力兴修水利,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同时,开垦稻田,开通灌溉,把川西平原建成“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此外,还疏通文井江、白木江、洛水和绵水等,且“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穑。李冰还组织开凿盐井,曾“识察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使蜀“盛有养生之饶焉”。经过秦的开发建设,巴蜀经济迅速繁荣,成为举世闻名的“天府”,出现了“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的富足局面。关于李冰的事迹，《蜀志》有着许多神话式的记载，“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仿佛若见神。在汉末时候，关于他的传说在民间就已经很多了，扬雄和周之书都有记载，只是已经失传。晋人常璩在撰写《华阳国志》时，虽然删除了应劭《风俗通》、扬雄《蜀王本纪》中的许多虚妄怪诞之说，但仍然保留了很多关于李冰治水的神话传说。比如，李冰一出现便带有神秘色彩。他刚任蜀守时，来到湔氐县（今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北），“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濆”。仿佛他真的见到了神灵，而且还很正式地祭拜神祀。同样，李冰在治理沫水（大渡河）时，《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时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凿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迄今蒙福。”（p133）蜀人关于李冰治水的神话，折射出李冰卓越的历史功绩。1974年在，都江堰渠首河床发现园雕李冰石像，胸前刻“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右袖刻“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左袖刻“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建宁为东汉灵帝年号，建宁元年为168年。说明在汉代，李冰已经成为镇水之神，此祠正是祭祀之江神或为李冰。从上可知，巴蜀地区的先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万事万物心存敬畏、将自己所面对的一切笼罩在神圣的光环之下，其中的自然崇拜、动物崇拜、英雄崇拜和中原地区的神灵崇拜也有相通之处，体现出巴蜀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交融与共、一脉相承。三《华阳国志》与西南民族的生活习俗1、不畏艰险、果敢顽强的民族性格2、浓郁的鬼巫文化4“中国民间信仰的巫术源远流长，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在朝廷与民间兴起了巫风，几乎一切事情都要问卜占卦，通鬼接神，通过多种仪式，利用和操纵所谓超人的力量支配当时社会生活，影响国家重大事件。”4从《华阳国志》的记载看，巴蜀民众“俗好鬼巫”、“俱事鬼神”，自古普遍迷信鬼巫。巴人所跳的“巴渝舞”，就带有强烈的鬼巫色彩，是为了愉悦神灵、祈求神灵降临的巫术的一部分，而祭祀后神灵庇佑下的賨民劲勇无畏，任汉军前锋，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巴志》记载：“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巫与舞的关系，文献也有记载，如《说文》道：“巫，祝也，女能无形，以舞降神者。”此外，又据《华阳国志·巴志》，巴郡北山有一则刻词：“汉初，犍为张君为太守，忽得仙道，从此升度。”表现这一地区比较浓厚的鬼巫文化色彩。在诸葛亮没有开发南中之前，南方少数民族还处于“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的状态之中。每做好一件事都要“徵巫鬼”，占卜吉凶，或者以诅盟的方式约束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记事则以“投石结草”。为了远离恶鬼的困扰，巴蜀先民也会在生活中使用厌胜巫术。厌胜，指“古代巫师设计的具有魔力的物品”，“是以巫术的魔力压制鬼邪的表现”。《蜀志》就有李冰治水后，“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以石犀的魔力压制水精以求平安的记载。在丧葬仪式中，我们也可感知巴蜀先民对于巫术的依赖。石棺家，又名石棺葬，蜀民采用石棺葬的作法源于对大石的崇拜，应为宗教信仰的产物。《华阳国志·蜀志》载:“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亮，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坚固稳定的大石似乎宣示着一种永恒。蜀每代王死后，都在墓前树立巨石，这些巨石一般都高三丈，重千钧，从而构成了巴蜀地区的大石文化遗存。巴蜀地区由于文化、地理等原因，丧葬习俗也独具一格。巴族临水而居，死后多以楠木制成船棺。一方面反映了古代眠江流域蜀人的生活和交通，另一方面可能也同用船棺送魂归葬有关。巴人船棺今仍可见。巫术和先民生活结合紧密、息息相关，是面对各种关系时在思想和行为上的4黄钊主编道家思想史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5重要标准，不能简单呲之以“迷信”。农事、战事、政事中的巫术给先民心理暗示的力量，无论是巴渝舞、上雷杼、作石犀、祭祀山川先贤，都带给先民积极的心理暗示。那些即使是在表面上处理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巫术，其实质也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掌握巫术者如庄遵，还在行使巫术的过程中开展教化，这同样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转。此外，巫术中的禁忌还规范着先民的日常生活，对自然界的禁忌起到了保护环境、保护水源的积极作用，甚至成为了不成文的法规。因此，巫术成为了统治者的工具，李冰在治水中多次使用巫术就是最好的证明。3、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1、饮食民俗饮食文化是民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阳国志·蜀志》提到蜀人饮食上“尚滋味”“好辛香”。巴蜀地区讲究饮食滋味，无麻辣不欢的习性可以说是自古皆有，根深蒂固，即便是客居异乡多年的巴蜀之民这一特性都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菜式繁多的川菜因了巴蜀人的这一特点自古而今上演着层出不穷的变化。巴蜀人自古喜欢喝茶，茶馆遍布城市乡间，也可以从《华阳国志》看到倪端。在《华阳国志》中列出了周代巴蜀向周武王进贡的贡品清单里有：五谷六畜、桑茧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等等。这里让我们后人至少明确了两个事情，一是周王朝时代要品好茶，二是明确了贡茶史在周王朝时期就已形成。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指出中国的茶叶文化，最初源自巴蜀。后世也广泛认为《华阳国志》是最早明确记载各地出产好茶的可靠文献。如《蜀志》记载“什郁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巴志》“涪陵郡，惟出茶”。《华阳国志·巴志》还记载了“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可知当时巴地茶叶曾用作朝廷贡品。2、丧葬习俗综上所述，《华阳国志》对于我国地方志体例、内容的开创意义和对两汉时期巴蜀地区的风貌展示，虽然在某些方面还不够完善和成熟，但其里程碑意义和6历史贡献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