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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究中美两国关系未来可能的走向——从历史文化因素角度分析的可能性13352038亚太·国政王安宇【内容提要】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国总体外交政策乃至于影响到世界形势。因此，探讨中美关系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而且中国和美国所在地区的历史外交格局和当前的复杂形势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两国如今的外交政策，因此我在这里想通过历史文化因素入手简单谈谈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即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未来面临一系列的冲突，但是也不乏一些解决冲突的办法。【关键词】中美关系历史角度文化因素【Abstract】Astheworld'slargesteconomyandsecondlargesteconomies,aswellastheworld'sbiggestdevelopedanddevelopingcountries,USAandChina’sdiplomaticrelationsinacertainextentaffectsouroverallforeignpolicyaswellastheinfluencetotheworldsituation.Therefore,to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ChinaandtheUnitedStatesisabigtopic,butChinaandAmericaareahistoricaldiplomaticpatternandthecurrentcomplicatedsituationlargelyaffectthetwocountries’foreignpolicy,soIamheretothinkthroughtheonepoint--ahistoricalpointofview,fromtheculturalfactorsonthefuturedirectionofSinoUSrelationsproblemtoexpressmypersonalpointofview.【KeyWord】TheSinoUSrelations;Historicalperspective;Culturalfactors;Presentsituation2首先我想阐明一下自己从历史角度看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原因。事实上，相较于历史角度，国家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据目前的情况以均衡自己的利益，中美两国关系也是在这种基础上进行交流或碰撞，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历史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两国的外交关系或者外交原则。首先来看看“历史”一词，我认为这个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历史本体，二是历史认识。历史本体指的是以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人物、事件、制度等等历史现象，或者说是人类所经历的一切，即人类的全部过去。所谓本体，意指它是历史研究者从事研究（即认识）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人们的认识而存在的客观的历史。而历史认识，指的是人类对自己过去经历的回顾和思考，即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对于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本体”的主观认识。它是通过人的主观意识对人类以往的客观历史进行了重建的主体化的历史。也就是说，是历史认识者根据自己对历史本体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历史。有一位学者说过，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创造历史，这个“创造历史”的真正含义在于“创造未来”。它是指人们通过对人类已有历史的总结，在认识经验的指导下，去创造新的历史1。那么回归我们的话题，如果将中美关系视为一种历史本体，我们就需要研究中国和美国各自外交和政治方面的历史及两国的交流历史，以得出重要的历史经验和认识，从而推动中美关系更进一步交流。但是，历史长河浩浩荡荡，而本文又有篇幅限制，因此不可能将每一个因素乃至细节都纳入到文中阐述，在这里我想通过历史上的文化因素这一方面进行探究。我个人认为，现实是历史的反应，而历史往往也在呼应现实，文化是一个国家立国、治国的重要依据和根基之一，并且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外交，因此从这个方面入手也很有意义。一．文化因素对中国历史上外交产生的一定影响首先来看看地缘因素对中国历史上外交的影响。在这里我想主要谈及两个内容，即朝贡体系和中华文明的优越感。首先来看古代中国的外交体系，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外交主要通过一种名为“朝贡体系”的东亚国际政治体系来维持。所谓朝贡体系，当前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两种，即费氏诠释和国际社会机制视角下英国学派的观点，费正清等人的观点认1.范书林《我们为什么要分析（研究）历史》，中华思想网2010年5月刊登。为，朝贡体系是“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的媒介”，并且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是“非中华地区的蛮夷之地在无所不包的中华政治与道德系统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机制”。2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费正清在之后的著作中将东亚国际秩序解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即所谓的“中国的世界秩序”。而国际社会机制视角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世界秩序内部体现了哲学假定与机制实践，并且组织了中国与其他‘中国治下的和平’的成员之间的关系、确保它们的合作的根本性机制”。3中国与其邻邦是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的。因此，朝贡体系体现了像华夏中心主义这样的文化假定，并且描述了外邦向中国进贡及中国对外邦的回赠与册封等规范与实践。无论两种观点如何看待朝贡体系，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在朝贡体系的作用下有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思想，万国来朝，奉中华历法为正朔，中国则“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给予朝贡国大量的经济利益。为什么中国的统治者会这么“豪爽”？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华文明独特的优越感，或者说是一种文化认同感和使命感。古代中国千余年的历史中，有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国文明一直保持着东亚文明中心的地位。周边地区对中国文明的需求，要远远大于中国对周边文明的需求。中国文明对于周边的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用美国学者马克•曼考尔的话说，是“中国的技术发明，包括从周代的弩到东汉的纸，加深了中国与邻居们之间的差距，并因此而在所有层次上都增加了国际关系增长的潜力”4这是一种以文明的扩散而非武力的扩张为主要动力的国际关系体系。根据马克•曼考尔的研究，“国外对中国物品的需求大于中国对国外的需求这样一种模式，在汉代已经是很明显了”，直到19世纪中叶，这“仍然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的基本特色”。曼考尔并断言：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贸易，“不是因为中国人渴求得到外国物品，而是因为外国商人来中国进行贸易。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增加，不是因为中国人奔赴在商路上去搜集信息，而是——从总体上来说——是因为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带来了信息，后者之所以引起中国人的兴趣，是因为中国人将之看成是有趣的奇闻”。这种完全不对称的发展，让中国相较于周边少数民族来说有极大的优势。因此，中国人将外部世界看为蛮夷之地，中国应2．FairbankandTeng，OntheCh'ingTributarySystem，p137--p139．3．YongjinZhang，“System，EmpireandStateinChine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nMichaelCox，TimDunneandKenBooth，eds，Empires，SystemsandStates:GreatTransform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pp．43-63，atp．57．4．马克·曼考尔，《中国在中心:对外政策300年》纽约:自由出版公司，1984年版。4在保证自己文明血统纯正的情况下去开化那些荒蛮之地，引导他们奉正朔，尊崇汉制。“夷狄而华夏者，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优越感和排斥感让自己充满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优越。但是除了出口科技和物质文化之外，中国的朝贡体系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时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是儒家文化，因为这种历来被中国统治者推崇的文化更适合，或者说更能代表中国文明对于外部世界和自己治理理念的态度。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强调“不言利”，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传播及由此形成的中华文化价值理念构成了朝贡关系的重要纽带。而这种心理在很长时间主导了中国古代外交的发展，这也是朝贡体系从萌芽到成熟的文化根基之一。二．中华文明的优越感对于中国现代外交关系的一定影响塞缪尔·亨廷顿在其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谈到，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文明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就像是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5。中国在古代维持着基于这种理念的朝贡体系，而到了现代，由于文化的深远持久深深的影响到中国人的外交理念，“中国现在也在做着相同或者类似的举动”。他认为，当代的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一种全新、另类的东亚体系，即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事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叹族人所构成的省份比如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比如香港和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比如南北朝鲜和越南6。亨廷顿认为。现如今，中国政府把中国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于它，这种观念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在六七十年代试图通过输出革命和资助他国共产党以推动自身海外利益的方法逐渐失败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自己作为世界华人的代表地位”。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对于当前的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周琪等译,P135。6．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147。5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中国人的认同开始根据种族来确定，中国人是具有同样“种族、血液和文化”的人。散居在各地的华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此区别于“中国人”即生活在中国的人），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0世纪曾是西方众矢之的的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中国正在将自己视为华人世界的领导，并且重新构建一种类似于古代华夷秩序的东亚关系。也就是说，在当前历史时期，或者说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外交的着眼点依然会放在亚洲，处理好睦邻关系7。三．文化因素对美国历史上外交产生的一定影响美国虽然是一个建国历史不长的国家，但是却在几百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与他诞生初期的文化因素不无关系。其中我认为比较深刻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理念的文化观念有两种，即天赋使命观和扩张意识。所谓天赋使命观，它源于清教徒的宿命论，是加尔文教“预定论”在美国文化中的反映。北美大陆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而且遥远的殖民地母国对这里的统治十分松弛，封建残余较少，宗教气氛宽松。美国的先民们摆脱了昔日的精神压抑与束缚，享受着自然恩赐的优越的物质条件，他们理所当然视之为“上帝的安排”，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他们认为自己秉承上帝的意旨，建设“山巅之城”、“希望之乡”8。立国伊始，美国人就认为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是最优越的，也是普世的，应该推广到全球，全世界应该按照美国模式加以改造，而美国拥有推广其普世价值观的神圣权利和义不容辞的责任。“美国的未来不单是美国自身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和全球的未来，而且还是宇宙的未来。”，当“天赋使命”观和美国对外政策二者挂钩时，美国的“使命”就是传播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征服愚昧与落后文明并拯救全世界，将本国的社会制度和美式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向全世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