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老工业基地看待国企改革问题

从东北老工业基地看待国企改革问题13级行政管理2班姓名：王禹博学号：130302201从东北老工业基地看待国企改革问题【摘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革是国企改革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将从规制经济学的角度，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变化为着眼点，分析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存在的问题。【关键词】：东北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目录】：1.国企改革的背景及必然性2.东北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的积极意义3.东北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中存在的问题4.我对当前国企改革形势的分析和看法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曾在我国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而做作为“工业摇篮”中孕育的老一代国有企业则为新中国奉献了第一炉钢水、第一列内燃机车、第一架飞机、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辆载重汽车以及第一枚金属国徽。鞍钢，一汽，沈飞，大船等特大国有企业成为东北经济的重要象征。但是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出现了著名的东北现象，这一地区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了困境，如今中央政府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东北问题又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性意义，不仅体现在国有企业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上，还体现在其对于整个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其他问题的决定性作用上。本文将就收集到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相关资料，结合国企改革相关政策，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探讨。一.国企改革背景及其必然性国企改革差不多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社会主义体制初建时的构想，就是凭藉布尔什维克掌控的国家机器，打造一个超级国家公司，以至于所有人都在计划指令下，由国家公司聘用。过去的市场理论强调企业之间的竞争，但计划理论则强调把国民经济统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通过价格低廉的农产品支持国有经济的低工资、低物价。在《国有企业改革实录》中介绍到，中国酝酿改革时，在1978年经济务虚会上提出权力过于集中导致国民经济的低效率。当时的领导人带头走出去看世界，发现不仅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加大，就是以前不如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在战后也发达了起来。这些观察使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产生了紧迫感，他们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加快现代化，因此提出放权的改革思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四川经验为基础，将加强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写进了《决议》。那其实就是国企改革的先声。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村的部署是休养生息，决定用外汇进口粮食来缓解农民的贫困。但实践的结果，安徽、四川等地农村通过包产到户成为改革的领跑者，之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态势。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国企不改的压力就大了。更大的竞争压力来自开放。早年的特区自广东、福建等“边陲地带”开始，把香港企业、台湾企业、日资韩资企业“放”了进来。加上本土的乡镇企业和1988年宪法修正案给予合法地位的本土民营企业，产品市场的竞争激烈起来，再也不是国企一统天下的老旧局面。市场竞争的逻辑很简单：谁的产品质优价廉，消费者就买谁的账。过去没有对手，怎么说国企优越都行;等到对手上场了，光靠嘴巴说是赢不了的。何况竞争会传导：产品市场的竞争诱发要素市场成形，于是，按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新准则就从产品推向要素，一系列市场定价问题提上日程。其实，什么是资源定价问题?讲到底就是产权问题，因为谁有权叫价、谁有权还价、谁必须承受价格决定带来的经营压力，归根到底都是财产权利问题。正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传统国企的控制权、经营权、以至法定所有权的变革，相继提上日程。因此，中国国企改革的路径与前苏联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经验是先放出一个市场，把国企放进市场竞争，然后看看到底哪些层面的问题非解决不可。开始人们接受的经营自主权，后来发现是产品的定价权和要素的定价权，最后才进到企业资产的产权界定。一拍接一拍，随着市场竞争的深化，人们关于国企改革的认知也不断深化。1997年末，中美就WTO事宜达成协议，这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的最后一个关口。再过五年准备期，中国就全面开放、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恰恰在这个时段，国企出现大面积亏损。挑战的含义很明白：在有限开放的环境里国企就缺乏生存能力，一旦入世后全面市场开放，我们的国企还怎么能够应战?中国被逼推进国企改革，不断摸索前进的路，就从这一时刻开始。二．东北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的积极意义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这是经济体制决定的。但是有很多国有企业由于企业体制等原因，生产效率较低、缺乏竞争力，特别是国际竞争力。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也是我国历来改革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80年代以来，政府已经推进了好几次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到今天国企改革依然是政府的工作重点。但历来的改革，唯有1998年的那次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引发的争议也最大。前面提到过80年代末的“价格闯关”失败后，到了90年代初，我国经济开始逐步恢复并走上正轨，1992年邓小平南巡更是带动了一轮投资高潮。在1996年前后，全国有大批国企实现了上市，国企内部其实还是很欢欣鼓舞的，而且一些企业还给职工发行了原始股的股票。但这都无法解决国企内部的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虽然中国大陆的经济虽然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但是海外需求萎靡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中国经济也因此难以独善其身。国内大量企业由于产能过剩，纷纷陷入困境，很多国有企业本来内部的问题进一步的暴露出来。所以在1998年，中央政府决定对国有企业实行改革。政府的目标是“去产能”，对于国有企业的具体措施包括淘汰落后产能，兼并和淘汰落后企业，减员增效，下岗职工实行分流。这次国企改革，淘汰了一部分落后企业，提高了国企的整体效益，而事实上，其负面效应也很明显：一是部分地区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二是引发下岗潮，但与这些弊端和不良影响相对应的是，中国终于迈出了改革的一步，尽管由于无论历史还是实践中经验都非常缺乏，但是在当时情形之下，如果因为畏惧后果而裹足不前，那么对中国经济来说将意味着迎来持久的低迷时期，而在接下来的全球化时期失去竞争力，生命力，甚至国际地位，其恶劣后果不堪设想。三.东北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在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下，产权属于全民所有，全民由国家代表，而国家是由政府来代表，政府又是由某个部门、某个集体来代表。在这样层层的“代表”下，产权变得非常不清晰，没有一个真正责权利统一的主体。其弊端一是因为是公有产权，人人都有，而实际人人都没有；人人都负责，但实际人人都不负责。产权是基于所有制形成的一系列权利。国有企业顾名思义，是属于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其所有者实际是虚置的、非人格化，这就意味着产权不清，这必然会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责任不明。目前现实情况是，政府作为所有者的代表，其权利大于责任，而企业作为经营者其权利小于责任，权责不对等，产权的非排他性必然导致滥用资源和效益低下。一直以来，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是由上级组织委派和任命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由市场选择的职业经理人，这些指派的经营者通常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即使是具有专业知识和市场意识的企业经营者，由于是经上级组织任命而进入企业成为经营者的，他们首先必须对任命、委派他们的上级机构负责。在这样的制度下，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常常与市场逻辑相冲突，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经营者没有做大做强的内在动力，为了保住高位，求稳的心理处于主导的位置，因此普遍缺乏盈利动机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资源面临枯竭，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由于长期采取粗放式经营，国有企业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不仅不能形成拳头，也浪费了资源，使得东北老工业基地部分重点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如煤矿、森林）已经完全枯竭或濒临枯竭，面临着必须全面转产的局面。部分地区国有企业矿产资源的开采成本也大幅度上升，失去了原有的经济优势（如油田）。以黑龙江省为例，省内几大自然资源优势正在迅速弱化乃至消失。如：年产量占全国石油产量一半的大庆油田的可采储量只剩下30%，仅有7.45亿吨，到2020年年产量只能维持到2000万吨左右，开采成本将在目前已经很高的基础上大大提高；省内四大煤炭生产基地即鹤岗、鸡西、双鸭山、七台河已经面临煤炭资源枯竭或大量关井的局面；我国最大的森林工业基地伊春，16个林业局当中已经有12个无木可采，可采的成熟林只剩下1.7%，可采木材不足500万立方米。再以辽宁省为例，目前辽宁煤炭产量已经下降到全国第9位，十年内现有35座国有重点矿井将报废11处，煤炭生产能力将由现在的3681万吨逐步减少到2676万吨。同时，由于国内新的资源区资源产量增加，以及国外进口石油、铁矿石等资源量加大，导致国内众多品种的资源性产品由过去的短缺转为过剩，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资源性产业地位的下降，并影响到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四.我对当前国企改革形势的分析和看法在我看来，东北的衰退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即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的很繁荣的计划经济式的生产模式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反应迟缓，建国初期建立的“老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后，或者是对新形势估计不足，或者是利益集团固化，总之是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时期。在中国对外开放市场之后，这种因为路径依赖错过而结构转型窗口的后果完全显现出来，东北就这样在市场经济竞争面前败下阵来。至于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作，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意味着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纵观过去几十年的改革之路，每一轮改革兴起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思路和新的尝试，国企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成长的。但是，要适应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国企改革的步伐必须加快，中央也需要有更大的决心打破利益集团的牵制，破除改革的阻力。改革之路任重而道远，不断改良，坚定向前才是长久之道，不可试险冒进，亦不可畏缩不前。【参考资料】《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知道意见》《国企改革实录：1998—2008》《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张村霖.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