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理学的角度谈谈我们对宗教认识的误区胡海飞(浙江省诸暨市浬浦中学,浙江诸暨311824)摘要:科学和宗教这两股文化势力一直对我们的生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文化和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国人或多或少对宗教还存在各种认知误区,本文从物理学角度运用大量实例去加以点明。关键词:科学;宗教;误区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转瞬之间,19号文件发布已经过去整整30年了,中国宗教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大多数国人眼里,宗教与封建迷信还是没什么两样,都是些封建残余与毒瘤。这也难怪,几十年来,我们的学校教育明确告诉我们:宗教是由于人们对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心中产生的畏惧,于是就产生了宗教。甚至使我们一直认为,就是因为人们对科学的无知,才有了形形色色的宗教。极端左派思想还教导我们,宗教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的一种思想统治工具。我们应该彻底抵制和摒弃!所以,每当我们提及科学与宗教这两个词汇时,很多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科学与宗教是敌对的两方。科学是客观的,宗教是迷信的,宗教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它们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不可能和谐地共存与发展。时至今日,由于我们对宗教的看法还存在着相当多的误区,完全有必要加以指出。误区一、绝大多数科学家都不信教。在我们普通人的眼里,凡是科学家应该都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铁杆的无神论者,是反对宗教事业的急先锋。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有自己的思考与想法,他们是绝对不会相信宗教所宣扬的那一套。比如,教科书上的东汉哲学家王充,他就是一个铁杆的无神论者,他的作品《论衡》为很多国人所熟知。但是,如果我们放眼全世界,就会发现许多科学家、发明家,包括数学家、音乐家、艺术家都是些虔诚的宗教信徒。美国的盖洛普公司曾对过去300年间的300位著名科学家的信仰进行了调查。发现除了其中38人无法查明其宗教信仰外,其余262位科学家,不信教者只有20人,占总数的8%,信教者则有242人,占总数的92%。特别是那些物理学家几乎都信教:如伽利略、笛卡儿、开普勒、牛顿、法拉第、伏特、欧姆、安培、麦克斯韦、爱迪生、伦琴、费米……,著名的科学家哥白尼,不仅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甚至是一位神父。自然科学创始人伽利略,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在望远镜的末端,我看见了上帝经过”。他虽然曾受到过异端裁判所的审判,可是他仍坚持自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所以,科学家都不信宗教,是我们对宗教认识的第一个误区。误区二、科学与宗教到目前为止还是完全对立的。在普通国人眼里,科学和宗教一个在宣扬的是唯物主义,一个在宣扬是唯心主义。它们对世界的看法选择了不同的出发点,走着不同的道路,所以它们是不可能和谐共存与发展的。宗教只会对科学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它们是水与火的对抗关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然而,我们不要忘了这个事实:为什么有那么多科学家信仰宗教?为什么近代科学诞生与发展在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国家?为什么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有80%人口有宗教信仰?在科学技术发展如日中天的今天,宗教为什么还是那样深入人心?当然,人们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的观念并不是空穴来风。除了我们认定的科学是无懈可击的事实,宗教是无法证实的信念以外,最有说服力的是那段惨痛历史。1600年,意大利学者布鲁诺因宣扬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伽利略的不幸遭遇,更加深了人们对此的看法。是的,当科学不被宗教接受时,宗教就遏止了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当有人以某种目来统治的宗教这个组织,来奴役别人思想时,宗教的确能阻碍科学的发展,甚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就像高中物理教材上所说的,教会对科学的干涉和对伽利略的迫害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严重后果是无法挽回的。以前一直是人才辈出的意大利,在伽利略之后,它的科学活动很快衰落下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再产生重要的科学家。不过,几百年的争斗也使得现在科学与宗教双方都开始更宽容地去重新审视对方。例如,对于伽得略事件,罗马教廷于1976年承认对伽利略的压制是错误的,并为他“恢复名誉”。这个结果尽管迟来了346年,但毕竟还是得到了我们科学界人士想得到的结果。同样,科学史家发现,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科学也曾隐迹于寺院,而在中世纪的神学辩论之中,也暗藏着理性精神的萌芽。科学家的献身精神也暗含着宗教启示——宗教与科学原来是人类智慧与精神的两面,就像是两个孪生兄弟。可见宗教与科学有着多样的互补作用。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9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断,成为对19号文件的最重要发展。一切都说明现代社会宗教不仅能和科学和谐共存与发展,甚至与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社会都是相适应的。所以,科学与宗教到目前为止还是完全对立的,是我们对宗教认识的第二个误区。误区三、宗教思想抑制科学思想的发展。众所周知,物理学是以实验为基础,运用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揭示外在世界的内在规律,并以实验为标准去检验认识。而宗教则把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放在全知全能的上帝手中,因为上帝是最高概念,是一切的主宰,上帝可以证明一切。造成了许多人的误解,一旦人心中占据了宗教的思想,那么其科学思想的发展就没有戏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所以他们承认自然界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可以被认识。同时,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断言上帝和宇宙是人的心灵所能把握的,甚至一部分是可以被理解的。就是在这个可以被认识的基础上,科学才得以发展。科学家们所持有的一些特定的科学观念常常受神学的影响,比如,哥白尼坚信宇宙与自然是美的,而美的东西一定是简单和和谐的。笛卡尔坚持认为自己是在发现“上帝放进自然之中的法则”。他们相信在宇宙中,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制定自然必须服从的法则。宗教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动机。当时研究自然的一个动因就是希望利用科学知识来确立上帝的存在。牛顿严正地表示;“证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必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作为。”他又说:“宇宙间一切有机无机的万象万物,都是从永生真神的智慧,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所以,牛顿在其所著《自然哲学的基本原理》的结论中说:“宇宙万物,必有一位全能的神在常管统治。”我们物理实验的研究对数据和结论所需的虔敬、坚忍和谦卑——这些都是基督教美德的标志,从而刺激了科学实验的发展。正如潘石屹先生所说的“宗教信仰是启示真理,科学是发现真理”。所以,宗教思想抑制科学思想的发展。是我们对宗教认识的第三个误区。误区四、西方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可能受有些小说或者电视电影影响,我们对西方传教士的来华目的和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一直处于一种负面影响中。比如教会里边,男女同做宗教礼仪,夸张成传教士的采阴、淫乱。教会里边举办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孤儿院,外边便谣传传教士挖眼剖心煮食儿童。也有许多国人认为基督教传进中国与后来的洋枪洋炮、血雨腥风、不平等条约有着必然关系。不过前种说法官方早有定论。晚清名臣曾国藩,在轰动全国的天津教案的调查过程当中,郑重地申明“传言教堂迷拐人口,豢养幼儿、挖眼剖心,实无其事”,并建议朝廷“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从前檄文揭帖所称教堂挖眼剖心、戕害民生之说,多属虚妄。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对于后面的说法,一来时间对不上,再则让我们看看康熙曾经做了些什么,估计也可搞清楚了。康熙对西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药学、医学等方面都进行了毕生的学习。康熙皇帝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天文学的直接原因,则是以杨光先为首的本土派和以汤若望为首的西洋派在历法制订上的争讼。在这场争讼中,本土派先赢后输。1677年,康熙令钦天监人员“学习新法”,即西洋历法。他本人也要求西方传教士向他系统地传授新的欧洲数学知识。传教士们用汉语或满语讲解主要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用法,讲解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化学、医学、解剖学、地理学、药理学、乃至拉丁文、西方乐理乐器、欧洲哲学、西洋绘画等。就物理学而言,康熙命人将一些精妙的天文仪器搬进他的内室,安放在御座两旁,他登高用望远镜观察地形经常用它们在御花园内观测太阳、月亮和不断变化的行星、星系。所以,在晚清就纯宗教而言,洋枪洋炮和不平等条约毫无半点关系,相反借宗教去迷惑广大群众的所谓拜“上帝会”,反而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灾难。西方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大量不平等条约。是我们对宗教认识的第四个误区。总结:如19号文件所说的:建国以来,我们党对宗教的工作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在“文革”的高潮时期,宗教的合法性被取消了,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及一般信教群众当做专政对象,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还把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视为宗教迷信,强行禁止,个别地方甚至镇压信教群众,破坏民族团结。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号文件旗帜鲜明地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主张调动宗教界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为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历史意义功不可没。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断,成为对19号文件的最重要发展。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国人会怀着更宽容更人文的态度去重新审视我们对宗教的看法。参考文献:1.冯爽.从物理学的角度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保山师专学报,2006(3).2.魏德东.30年,新起点.中国民族报,2012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