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看文革时期的爱情观

从电影看文革时期的爱情观十年文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个时期，传统的爱情必须被置于革命或者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之下，“恋爱”“结婚”，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化产物，“男女关系”是绝对要划清界限的个人守则。在那个时期，基本的人性被以高尚的名义一扫而空，一不小心就会身败名裂，甚至丢掉性命。那时候，人们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对方政治上是否要求上进，在工作上是不是模范；那年头，处对象的时候，“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争取工作上的进步”成为交流的主题和中心，并借此发展成为光荣的“革命家庭”。电影浅析：《山楂树之恋》、《霸王别姬》《山楂树之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故事。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响应毛主席“开门办学”的号召，全国各个学校都派出师生到农村去学习。静秋就在学校组织谱写教材的时候在西坪村遇见了老三，一个让她永远无法忘怀的男人。静秋是个漂亮的城里姑娘，因为父亲是右派，“文革”时受到打击，一直很自卑。静秋去西村坪接受再教育，认识了英俊又有才气的军队高官的儿子“老三”。文化大革命中，家庭成分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甚至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像静秋的家庭，只能忍气吞声安然接受别人的嘲笑或者侮辱。文化大革命中，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专门创造了一些新词，比如把找对象结婚叫解决个人问题，把两性关系出现异样叫作风问题。而个人问题的决定其实离不开组织，作风问题足以断送掉一个人的前程，甚至是身家性命。文革中的爱情是寸步难行的，特别是家庭成分不好的人，静秋就在这个时候遇上了老三，假如不是那个特殊时代的限制、压抑，他们相处的时光也许就会长久些。在文革那个时期，不知道有多少爱情在烧得正旺的时候被浇熄了，也不知道有多少生命之火也都灭了。在“革命”的号召下，男女情爱成为人人唾弃的东西，甚至是亲情，友情，也必须为政治让路；“大义灭亲”被很多人歌颂并“发扬光大”。电影《霸王别姬》，从一开始便带上了悲剧的色彩。程蝶衣、菊仙之于段小楼，本来就是相互揪扯、相牵相伴，当这三人遇上文革，他们之间感人的爱情也难逃命中劫数。在一片疯狂的红色里，段小楼被逼着说“程蝶衣，是个戏痴，戏迷，戏疯子。他给日本人唱戏，他当了汉奸”。程蝶衣眼里最后的一线光，灭了。他说：“你们都骗我，都骗我。”声音里再无半点生气。陈蝶衣说：“我也揭发，揭发姹紫嫣红，揭发断壁残垣，段小楼，你丧尽天良，狼心狗肺，空剩一张人皮了。我早就不是东西了，你这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京戏，它能不亡吗？”陈蝶衣缓缓的抬头，看着菊仙说：“臭婊子，淫妇，她是花满楼的头牌妓女潘金莲，斗她，去斗她呀，斗死她”其实，亡的又何止京戏，人性呢？人心呢？爱情呢？什么没有了，都已经灰飞烟灭了。段小楼扯着嗓子喊着：“我和她划清界限了，从此划清界限了”，那声音因为喊得太用力都嘶哑了，怕别人听不到似得，怕自己喊小声了就和她还有牵染似得。此时的霸王已不是霸王。他不仅出卖了自己深爱着的妻子菊仙，连和他一起长大，同台唱了无数场《霸王别姬》，同样深深爱着他的虞姬也出卖掉，以此来让自己的生命继续苟延残喘。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人性扭曲，人人疯魔，谁不疯魔，谁就活不下去。无论是装疯魔，还是真疯魔，只要你表现的不正常，生命就可以延续。更别说爱情了，那是谁也无法得到的奢侈。世界上有两种东西的力量是我们无法阻挡的，那就是思想和爱情。爱情对于人类，是根植于内心永恒不变的诉求。那时候,人们所谓的“爱情”的观念无非是像做其他事一样听从“最高指示”；所有的一切包括爱情和婚姻都被“国家化”；所有人对恋人的评判标准都是他是否符合国家提出的标准；所有女生都喜欢“王进喜”那样的英雄人物。其实那些英雄并不能直接地得到女生的芳心，而是得到了领导的表扬和社会舆论的宣传。在文革那个时代，这种精神和道德的楷模被反反复复地宣传，以至于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完人的投影。在那个思想高度集中的年代，只有集体，只有国家，没有个体，也就更没有个体的意识和个体的想法了。在“文革”的字典里，更没有爱情这个词，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要坚决反对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阶级的“热爱”。当时流行一句话，叫“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目的是要求人们清除自己的私心，使人们对于自己的私利在心中连想一想的念头都没有。人，只是国家的一个小分子，人不用有想法也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人们干活可以不分你我，索取也可以不分你我，因为在这种社会里本来就没有你我的区分。所以，人们对爱情的要求当然都是一样的，都是国家希望他们做的那样。甚至，爱情在这种社会里是没有意义的。而当人们的社会中已经没有了“我”和“你”的概念，那么剩下的“爱”又有什么意义呢？从传播学理论研究文革时期的爱情文化一．文化霸权为政治统治护航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理论，所谓的文化霸权，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他的霸权的基本主张是：一个政治阶级的霸权是指那个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其他阶层接受它自己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标准。文化大革命正是强调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在文革之前的1963-1964年。毛泽东就不断批判文化机构，说文化部是死人部，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1963年，毛发表讲话之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变化，但是作为为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还没有变化，还是死人统治，因此应当继续调查研究。毛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可以从他的各种论述中找到历史逻辑。譬如在《井冈山斗争》这篇文章里，毛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像葛兰西一样，毛意识到了“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葛兰西在讨论文化霸权的时候，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将知识分子至少从事脑力劳动的都叫知识分子，人们在工作之余还从事只是活动，具有一定世界观的人。知识分子往往利用自己独立的只是分子集团，教育文化水平低下的大众。因此，文革时期重点打击的对象，便是这群拥有独立文化的知识分子。文革中，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不胜枚举。老舍，原名舒庆春，中国小说家、剧作家。，“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老舍不堪凌辱，为抗议一场民族灾难的到来，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杀。傅雷，字怒安，号怒庵。现代翻译家、学者。“文革”初受到迫害，1966年9月3日晨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二．文革“迷文化”——弥散的狂欢追星族、粉丝，传播学界称为“迷”(fans)。美国传播学者珍妮史特格指出，每个人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曾经是某种程度上的“迷”。“迷文化”已成为媒介化社会的绚丽景观之一。西方媒介文化研究领域对两种迷素来有两种分歧性的阐释取向：一种持负面评价，认为迷是病态的、非理性的：另一种持正面态度，认为迷是富于创造力与辨识力的受众。文化大革命显然是六七十年代最狂热的一场“追星活动”，迷文化弥散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追星”，这宗追星族无伤大雅，那是青春期的虚荣和精力旺盛的表现。但是在政治领域不能追星，虽然现在的政治人物都在制造和追求明星效应。中国近代的第一批政治明星追星族，最狂热的就是红卫兵，那不是年轻的罪过，而是神话政治人物的灾难！个人崇拜和神话就是在制造铁杆的政治明星追星族，与现在港台明星的追星族不同那是经济效应的需要，而文革时期的政治明星追星族却是反人类和实施群体灭绝罪行的需要。文革的“迷文化”是病态和非理性的。人民群众变成“着迷的孤独者”，进入与“明星”强烈的幻想关系中，过度沉浸于媒体构建的虚拟世界而扭曲了时间概念，甚至于丧失了自我意识，政治决定了一切，甚至婚姻和爱情。人民变成“歇斯底里的群众”，批斗，抄家，达到了疯狂。对迷负面的，当作“社会心理紊乱的心理症候”大量出现在西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迷与迷文化的新闻报道和学术著作中，迷被定性为被大众传媒制造并操控着的危险的他者。三文革时的符号学在一定时期之内，新闻媒介通过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提供娱乐来影响甚至控制受众的思想、价值观等，在文革时期，城市里、农村路口的大喇叭还有各种文革歌曲，在宣传毛主席阶级口号时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全国“阶级兄弟姐妹”思想空前的统一，当然这种控制是相当可怕的。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符号或文本。作为传播的基本元素，符号从创造出来就是要传达某种意义——表征。“符号学”的思想是在20世纪初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F.）首先提出的。“现代符号学始祖索绪尔和皮尔斯，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对符号本身研究。符号化为两部分：能指和所指。能指表现为声音或形象，是符号的物质形式，文化大革命时期，道路旁的播音，各类赞扬毛泽东的歌曲以及文革题材的电影都是能指；所指是能指代表的意义，是由这种声音或形象在人心理所引发的概念，是符号的内容，文革时这些能指在人民群众的心理潜移默化，加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拥护文化大革命。总结法国社会学家穆勒在分析了婚姻基础的基本内涵后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婚姻有三大动机：即经济、子女与爱情。在上古时期，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时期，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到了现代，变为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这种划分大体上反映了人类婚姻中择偶标准的变化。我们的情况或许还有些特殊，因为政治曾经在这个国家近乎疯狂地起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免是政治问题，包括择偶与婚嫁。在文革思想的冲击下，爱情这一人类最美丽和永恒的主题被生硬地套上了革命的外衣，原来的色彩被一片红色完全包裹，失去了潜在的内涵。人的本性以及追逐爱的自由的权利被彻底扼杀，不仅仅思想和灵魂要变成革命的，同时身体也是革命的，只能在革命的语境中与另一个带有革命色彩的身体结合，才是这一时期所提倡的正确的爱情观。文革十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尚且是一段不愿掀开的伤痛；而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正处于青春年华的人来说，更为残酷。那是一个悲情的年代，许多青年受到了双重迫害。那些叫知青的人，不仅在身体上突然间要承受繁重的劳力；同时，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还需要面对沉闷、落后的环境而失去了爱的能力。“或许有很多人从此再也不能体会到爱情的纯真与激情。”对于那个年代的伤害，作家胡发云以“惨痛的代价”作评价。历史已然过去，我们唯一还能身有所感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便是通过反应那个红色年代的爱情电影，体会他们的无奈与辛酸。以上便是我们小组对文革时期爱情电影的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