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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社会的角度看中俄同“道”不同“路”本文讨论的是发生在20世纪首尾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众所周知，20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世纪，而20世纪首尾的往事，决定了过去的一个世纪乃至本世纪的社会主义格局。思考过去，不仅仅是有历史的兴味，更是可以追本溯源，从理论上回答我们当下的处境，并认清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上课对俄国的介绍引发了本人的好奇，通过过去的知识积累、若干本书籍的阅读和室友间的讨论，本人对中俄同“道”不同“路”有了几点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更多基于文化历史而非许多书籍中所强调的治国政策。本人了解的知识有限，这里将知道的几点事实、想到的几点看法做一做谈论，整理整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兴衰的思考。一、问题的提出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听闻或者中学为应付考试而背过书的同学都知道这样一句话：“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对经济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的论断。可以说观念的、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革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便说明了这一论断：当地理大发现和工厂手工业发展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实力大大加强，英国等国的封建经济基础基本瓦解。但是保护封建经济的封建统治阶级却不愿退出历史的舞台，于是在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更加自由的发展。但是，当把这一论断应用于20世纪发生的变革时，出现了令人困惑的结果：在经济基础发达的欧洲各地社会主义革命政权未曾长期建立。相反，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如中国和俄国，却走向相同的发展之“道”，（“道”指的是国家的形态、发展的目标，不涉及具体的制度细节和路径细节，“路”指的是国家发展的具体路径）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走向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即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了先进的上层建筑？这是否是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多年以来，西方国家将中国与苏联看作一体，认为中国的命运、苏联的命运与共产主义的命运是等价的。苏联解体后，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窃喜地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便是社会的最高形态。但是学者的推理毕竟替代不了历史的真实。当年的人，恐怕很难想到今天的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成功地度过了经济危机，并开始法治化民主化的进程。这些无疑给当年叫嚣中国将重蹈苏联覆辙的政客们、学者们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么，凭借什么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却走向了分崩离析的结局呢？是领导人的决策问题，是政策的制定问题，还是有着深入历史发展脉络和文化精髓里的深刻原因？这些都是本文希望可以展开讨论的。综合以上所论，本文的重点是中国和俄国在社会和文化上哪些相似性使它们走向相同的“道”，哪些不同点使它们逐渐走向不同的“路”，最后在历史的道路上走向叉路。这对于认识当下中国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二、历史上中俄的相似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分野首先，让我们先考察一下中俄在20世纪之初的相似的特征：1、长期封建社会，人民思想愚昧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一点，是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为经济基础。地主阶级通过掌握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对使用土地的农民通过榨取地租、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其他阶级。而农民受到极少的教育，生而以种田为生，大量的中俄农民长期处于文化素质低下的阶段，生存问题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2、家长制盛行，高度集权专制中国的专制制度不在此赘述，相比读者多少有一定了解。这里主要提一下俄国的专制制度。最初，俄国受到东西交融的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接受类似“君权神授”的观念。俄罗斯国家立国之后的两个多世纪后，就遭到了鞑靼蒙古铁骑的侵略和统治。对于发展不久的一个国家或者文明，外来文化的入侵是最易影响其民族性格的。在蒙古长期的奴役和统治下，在蒙古野蛮的专制下，俄罗斯文明被打上深深的烙印，这种影响是深入广大人民内心的。别林斯基在《小俄罗斯史》中提到，一些较少受鞑靼蒙古影响的民族，比俄罗斯人更加开朗豁达，更少一些宗法家长制的传统。在蒙古人结束统治后，俄罗斯的王权上升高于教权，百姓必须服从沙皇，连过去较为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沙皇的奴仆。俄国的这些变化很大程度来自蒙古的统治，而蒙古的统治制度正是生搬中华的典章制度得到的。蒙古从13-15世纪对俄罗斯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使俄罗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隔绝，给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性格打上深深的东方制度与东方文化的烙印。这些烙印是之后俄罗斯向西欧学习科学文化、政治制度也难以抹去的。纵使俄罗斯民族在沙皇改革之后文坛上出现了普希金、高尔基等文学巨匠，在科学方面出现了诸如“俄国科学之父”的罗蒙诺索夫，难道就可以掩盖其东方集权专制的事实吗？难道就可以无视大多数民众的愚昧隐忍的性格吗？3、国家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中国汉族的农业和手工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依赖密集的劳动力。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是全国各地产业的共同特点；商品经济不发达，以自产自销为主。由于闭馆锁国的政策，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得到快速的发展。虽然在1840年之后国门打开，洋务运动开始，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竞争，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压迫、发展缓慢，这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外来的力量面前显得软弱妥协，难以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俄国由于在地理上和国际往来上接近欧洲于是更早受到欧洲影响。1861年改革之后，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诸如钢铁、机械动力、纺织等领域与主要先进国家达到同一水平。但是，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下的专制制度却得到强化，工业化的负担常常压在农民身上：改革后高额的赎金和税收致使大量农民破产，流入城镇成为无产阶级；在工厂中，无产阶级的劳动时间不断延长，使俄国成为当时欧洲工人工资最低而工时最长的国家之一。可以说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薄弱的一环。此外应当指出，在沙皇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一定程度上代表封建贵族的利益，二者的利益相互联系，甚至部分资产阶级是由贵族转变来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需要依附沙皇统治才可以生存，缺乏革命性和彻底性。以上三点，封建统治、宗法集权制、生产力落后，成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俄相似的国情，那么这些国情是如何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呢？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面对统治阶级的压迫，无产阶级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建立进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一条是进行改良，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以社会主义政党的形式参政议政。以俄国为例，当时的俄国分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党，分别代表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种观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看到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处境：俄国的专制势力强大，警察、宪兵和暗探四处密布，工人阶级很难达到社会主义运动合法化的目的。列宁看到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不中用：俄国资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是专制制度扶植起来的，是俄国沙皇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在面对强大的专制王朝时总是倾向于妥协而非斗争。再看民众，工人们对社会改变的强烈愿望长期遭到压制，底层与上层的矛盾激烈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民众对生活提高的要求愈发迫切，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矛盾，这种急切尖锐的矛盾用婆婆妈妈的民主社会主义改良，是实现不了也无法满足人们迫切的愿望。基于此，列宁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严格的革命领导，代替资产阶级，“越俎代庖”地完成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从封建专制跨越式地走向社会主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奇妙的理论，它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家超前的社会主义自觉和充满革命潜能的俄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得到大量人民的支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反对列宁的建党思想，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列入党纲，在讨论党章时，反对建立有严格纪律和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可是，在大会选举党中央机关成员时，他们只获少数选票，被称为孟什维克；而列宁却获得了多数票，成为布尔什维克。由于其建党理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确性，1917年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就最终像换防一样较为轻松的完成了，这里不再赘述。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有着相似的特点：无法完成彻底的革命任务；对帝国主义有较强的依附性；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人民，对共产党人进行迫害……这些特点也成为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失败，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重要原因。与之对应，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由于资本家的让步和社会改良主义的盛行，许多高素质工人的反抗情绪被疏导：19世纪最后的30年中，西方主要国家的实际工资提高30~50%；西欧各国食物和衣服的价格都有较大下；在1870到1879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从1870-1879年的74小时减到1900-1909年的61小时。连恩格斯也说：“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缺陷在于缺少革命力量和革命激情，资本主义正向更加成熟平和的方向发展。一位目睹日内瓦“五一”节工人游行的俄国人曾这样描述：“……游行队伍安静而又规矩地行进。换上了整齐的服装，阵容也确实稍有加强的警察和宪兵对着红旗举手行礼，而阳台上和窗户旁站着的满脑肥肠的资产者，他们看着工人的游行示威，时而洋洋得意地、悠闲地露出一丝微笑……”总而言之，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向着温和的方向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以上现象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呢？应当指出的是，根据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有自身的内核和外层。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社会主义最终必将替代资本主义这一论断便可以属于它的内核；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想法，社会主义应当首先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成功，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可是当时的西欧的生产力虽然先进，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困难阶段，但是这种发达并没有达到进入社会主义的发达程度；当时资本主义的困难也不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即将衰亡而是反映了其制度不够成熟。所以，人们对欧洲发达程度的判断并非那么准确，导致了西欧应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推论。但是，这并没有否定，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幼年阶段时对其病根的洞察，这并未否认马克思主义预言的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仍然是正确的。综上所述，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浪潮的展开，西欧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由于自身的社会变化，已经难以直接实现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却成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统治、官僚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武装下的革命家领导着受极端压迫的人民，将妥协的、不堪一用的资产阶级取而代之，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变化，是由于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差异和世界整体化浪潮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似乎为了证明马克思的学说，经济基础薄弱的这两个东方大国在此后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经历了严重的挫折，最终苏联解体，俄罗斯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带着或多或少的东方的风俗文化；而中国在经历十年文革的重创后，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在不断的摸索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那么导致中国和苏联走向不同之“路”的原因是什么呢？三、中俄不同之“道”的历史社会探源1、俄罗斯文明的特质，与中华文化的对比俄罗斯建国后开始的几个世纪，受到东方的影响往往多于西方，无论是最初接受到东西交融的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还是长期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接受东方文化的浸染，俄罗斯文化都被打上了深深的东方的烙印。可以说，俄罗斯既不属于东方文明，也不属于西方文明，而是两者兼有。虽然自彼得一世时代开始，俄罗斯开始走向西方，俄国知识分子受到大量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是俄罗斯人身上东方式的思想传统和风俗习惯，是精英和平民都难以揭去的。俄罗斯文明与中华文明很大的一点不同在于，俄罗斯文明是带有侵略倾向的文明。从蒙古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后。俄罗斯的统治者长期实行对外扩张、对内专制的政策。对外方面，俄罗斯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保存了深重的民族危机意识，这种意识往往是统治者发动战争的推动力。即使在夺得波罗的海等地的出海口后，俄罗斯也未曾从侵略的惯性中停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受到拜占庭文化“君权神授”的影响，以及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