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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祝福》中，鲁迅先生为了塑造祥林嫂这一封建社会里受压迫、被剥削的下层劳动妇女的形象，曾三次对祥林嫂的肖像进行集中描写，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描写都对其衣着有所交待。这些交待看似简单，却耐人寻味。祥林嫂第一次到鲁镇时，是有一年的初冬，鲁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就带她进来了，她“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头上扎着白头绳”，这是因为丈夫新死，所以鲁四叔颇讨厌她是个寡妇，但鲁四婶看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管鲁四叔的皱眉，将她留下了。试工期内，她整天地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钱五百文。这是这个悲剧人物第一次在鲁镇的出场，穿的是“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祥林嫂到鲁镇并没有得到婆婆的允许，她是逃出来的，所以过了不久即被婆婆带的人抢了回去，逼她改嫁给了山里的贺老六。她的第二次婚姻到底怎样，“我”也不清楚，只有通过卫老婆子的口约略知道点，但那是真实的吗？她说祥林嫂“交了好运”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约是得到祥林嫂好运的消息之后的又过了两个新年，祥林嫂竟又站在鲁四叔家的堂前。桌上放着一个荸荠式的圆篮，檐下一个小铺盖。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头上的白头绳已然不是先前的白头绳，但那身衣服却仍然是那身衣服，——“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这三四年的“幸福生活”对祥林嫂来说似乎像一场梦一样，当初是如何离开鲁镇的，现在怎么又回来了。变化的仅仅是她脸上那仅有的一点血色没有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三四年后穿的还是三四年前的那身衣服呢？鲁迅先生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在卫老婆子畅谈祥林嫂的“幸福生活”时，不动声色地作了“看客”，现在他又不动声色地作了回答，——就是这样的“幸福生活”！这个细节描写在小说中似乎微不足道，但我们在教学中却不能忽视。教师可以从这个细节入手，积极引导、启发学生去思考、讨论。难道祥林嫂一年四季都穿这身衣服？难道她就没有其他衣服了？我试图把这些感受和疑问交给学生。有学生说：“我认为这和白头绳一样，是属于‘守孝’的衣着，是她恪守妇道的一个表现，从侧面可以看出她的善良、质朴。因为她前夫去世时她来鲁镇也是穿这身衣服的。”他觉得祥林嫂有其他衣服。“当然了。她不可能只有这一套衣服的，卫老婆子说的不是完全没有可信的地方，所以贺老六不会一件衣服不给她买的。”有学生反驳说：“可我注意到，鲁迅先生在描写到祥林嫂再次来到鲁四叔家时，说：‘桌上放着一个荸荠式的圆篮，檐下一个小铺盖。’也就是说她并没有带其他包裹，怎么还谈得上有其他衣服呢？”有些学生就提出了一种可能：“她有其他的衣服，但和房子一起被大伯占有了，因为她在失夫丧子后是被大伯赶出来的。而她自己那身衣服是当初她自己带去的，东西是她自己的，仅此而已。”我就问她，你认为这可能反映了什么问题？她说：“这是封建族权使她无法获得最后的一丝安慰，剥夺了她在夫家的生存权。总之，这一切加重了祥林嫂的悲剧性，深化了主题。”我觉得她说得真好。还有学生说：“我还是认为衣着未变，是没有经济条件改变，是贫困的生活不允许她去改变。她结婚后不久就有了阿毛，生活的负担很重。鲁迅先生是想突出她生活的贫困才故意这样处理的。”我这时补充了一些看法：记得1956年拍的电影《祝福》里，——这是夏衍先生编剧的，加入了一些细节，值得我们参考。贺老六当初为了娶祥林嫂，向七老爷借了四十吊高利钱，分三年还清，实际上这是无法还清的；而在贺老六重病不能劳动时，他吃的米饭还是祥林嫂又借的一吊钱买的，就是说，旧债未还，新债又至。可想而知，在这个所谓“交好运”的新家里，生存时刻都面临着危机，他们似乎很难去考虑穿着问题。有学生马上提出疑问：其他什么衣物都没有似乎难以置信啊!有学生很善良地说出自己的解释：“衣服少，能不能说她生活节俭呢？我想三四年中她不会没给自己做一件粗布衣服吧！她会把仅有的一点钱留给自己的儿子和丈夫，或者拿去还债。这还是透露出她本性的善良。”还有的学生回答说是以不变衬她的变，衬托眼睛的变化……其实这个问题到此并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们也不必强求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正是因为这个问题鲁迅当初没有加以说明，教参也没有谈及，正好留给我们想象的空间；学生们不无道理的回答，无疑填补了作品的意义空白。这反而加深了他们对小说内涵的认识，对他们认识小说主题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小说写作中，恰当地运用细节肖像描写可将人物性格表现得更充分，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使作品主题更加鲜明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