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层次性要素的层面浅析中国语言的历时差异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语言是殷商时期由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记录下来的。经过长达三千多年的发展,中国语言从作为语言本质的符号系统到语言总体系统性的面貌,与人们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所呈现的面貌,其差异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本文将根据语言的各个层次从物质性的符号变化和语音的转变到具体的词素、词汇以及语法的变化和语言的整体性呈现的转变逐条阐述从语言各层面上中国语言的变化。当然,这里阐释的语言应当是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可阅读可书写的标准语言。一、语音符号、书写符号、标点符号(1)语音符号——汉语拼音语音符号是语言的辅助符号,它的主要作用是人在学龄阶段识字辨音用以教学和个人在遇到生僻字用以正音。现代汉语的拼音系统是吸收了拉丁文字母的语音符号系统。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学习研究特别是语言学习研究的重要工具——字典,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拼音符号。目前通用的现代汉语拼音系统肇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通过的拉丁字母式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是目前中国大陆通行的现代汉语拼音符号系统。它由21个声母和39个韵母组成。在此之前,我国还使用过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局发布的汉语注音符号,共39个字母(目前仍使用37个,声母21个,韵母16个)。这种语音符号目前中国台湾的主要拼写工具之一。而在中国大陆,我们仍然会在字典中看到它,但它只是作为汉语拼音的一种名称描述符号,而不是作为主要拼写工具来使用了。此外,汉字注音系统里还曾有一种系统叫威妥玛氏音标源。它是1867年开始的,由英国威妥玛与人合编的注音规则,现在叫“威氏拼音”。它应用于中国清末至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是当时中国和国际上流行的中文拼音方案。威妥玛式拼音,虽然保持了接近英文拼法的一些特点,但是并不完全迁就英文的拼写习惯。现在中国大陆除了少数需要保持文化传统的场合外,基本不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苏州大学等学校还使用威氏音标法的英文校名,而大多数地名、人名已使用汉语拼音。(如青岛Tsingdao、清华Tsinghua)当然,提及语音拼读也不得不提中国古代的反切法。反切法是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注音方法。有时单称反或切。(如“东”,都隆切)据历史学家研究,这种方法开始于东汉末年,当时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字理的启示,创反切法来注字音。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一般认孙炎为反切的创始人。(2)书写符号——汉字根据上古神话,仓颉受皇帝命,创造了最古老的文字,是时日则下雨如粟,夜则鬼哭魂嚎,足见其行之惊天动地。而现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从甲骨文到现今通用的现代汉语简化字,汉字的发展是中国语言发展中最显著的因素。汉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几个阶段:1.甲骨文。使用于殷商时期,当时人们人们祭祀占卜时将所占之事和结果刻在龟甲上,因而得以保存至今。目前仅有专门的学习研究人员认识和使用。2.金文。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应用时期上至商代早期,下至秦灭六国时。3.篆书。分为大篆和小篆。大篆代表为今存的石鼓文,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起于西周晚年,行于秦国。小篆,也称“秦篆”,由秦宰相李斯在大篆基础上简化,统一了之前六国文字的书写形式。小篆直到西汉末年才被隶书替代,但以后各朝都有小篆的书法家,小篆也一直应用于历代的官方印章中。4.隶书。是在小篆的基础上简化的一种庄重的字体,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书写上具有横画长而直画宽的特点。隶书盛行于汉朝,同时派生出了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书体。5.楷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始于东汉。现今仍然沿用于各类标准化书本、文件、铭牌等打印或手写文稿中。草书。是一种为便捷书写而产生的书体。行书。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行书和草书现今更多的应用于个人签名和书法艺术中,不存在字体上的显著差异,只是笔画减省的书写差异罢了。6.简化字和繁体字。简化字是我国规定的现代汉语的法定标准写法,是相对于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等所使用的繁体字而言的。简化字以1986年颁布的《简化字总表》为标准。目前,简体字主要在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华人社区中使用。简繁体字差异除了简繁汉字本身的分别外,也有很大部份源于不同的异体字选择和字形的分别,所以“简体中文”的笔划不一定较少;有的笔划还比前者多。(3)标点符号标点符号,书面上用于标明句读和语气的符号。标点符号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的性质和作用。在中国古代文书中,一般不加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标点符号是满清末年由西方引入的。之后在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倡导下形成了统一的标点符号体系。现今通行的标点符号标准是1995年我国颁布《标点符号用法》后确立的。二、语音伴随着语言的发展,语音也势必与该语言各个历史阶段的语音有所区别。我们使用的汉语是人类古代语言中唯一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语言系统,它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发展,那么其语音与其之前的各个时期存在差异也是可想而知。语音包括声母、韵母和语调。语音的变化也体现在这三个方面。这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叶韵的出现。叶韵是指有些韵字如读本音,便与同诗其他韵脚不和,须改读某音,以协调声韵,故称。南北朝有些学者按当时语音读《诗经》,感到好多诗句韵不和谐,便将作品中某些字临时改读某音。明陈第始用语音演变的原理,认为所谓叶韵的音是古代本音,读古音就能谐韵,不应随意改读。如李煜的这首《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chan),春意阑珊(shan)。罗衾不耐五更寒(han)。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huan)。独自莫凭栏(lan),无限江山(shan),别时容易见时难(nan)。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jian)。”这首词中的几个韵字除“欢”、“间”外皆押“an”韵,其原因就在于“欢”和“间”的古音与今音不同。我们知道,不同于今天的普通话,粤语中保留了大量古音,而在粤语中“欢”(fan)和“间”(gan)则是押韵的。但是,中国语言的发展是否存在规律性的变化呢?这个问题就有赖于专业的研究者们去研究了。不过我们从古代历史的发展找到一些语音变化的原因的。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现代汉语,其语音标准源自标准的北京话。北京在过去的历史发展中因为与北方游牧民族接触频繁,因而其语音明显收到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带有“胡音”。相对的,南方地区的人们则较少的收到外来影响,因而其语音可能更符合古音。但是这也只是一个思想的解释,而中国语言语音的变化的原因除了受外来民族语言的影响外,来自系统内部的方言之间的相互交流必然也会造成语音的变化。三、语义和词汇在中国语言的发展中,语义和词汇的变化也是其显性变化因素之一。中国古代文本(这里使用的是一个很宽泛的时间概念,在本节中主要讨论的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差异,因此今人仿古人所写的文本也应包含在内)是以文言文的体式来书写的。而现代汉语是由白话文发展起来的。白话文学滥觞于战国时期的“下里巴人”。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最初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是在元代的戏剧和明清的小说中。之后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推到前台,经过五四时期的运用和规范逐渐形成体系并最终确立。文言文异于白话文的地方在于词汇的不同。文言文的词汇讲究简省,一般一字为词,一字一义。而现代汉语则更多的应用的是二字词和多字词。而其根本原因在与语义的变化。古代汉语中一字一义的情况很多。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司马迁《史记·报任安书》)一句中“拘”“演”“厄”“作”都是一字一词、一词一义,它们转为现代汉语就成了“拘禁”“推演”“困厄”“写作”这类二字词了。在过去的中国语言发展上,词汇的变化是由一字词向二字词及多字词的转变。这一趋势也说明了古代汉语中语义的物质载体的变化。就语义而言,除了词汇本身的丰富,还有词义的引申、转借,以及外来词的引入等。尤其是外来词的引入,既丰富了词汇量,也增加了语义载体和语义概念。四、句法、语法在句法和语法上,中国语言发展的历时差异同样可以从古今两种不同文体的差异来证明。白话文相较文言文,在句法结构上更加灵活,不讲究工整押韵,而句式则多复句。白话文没有没有白话文中的倒装结构,行文讲究逻辑性,因此句意是逐步展现的,少重叠。而文言文则存在逆位的句意结构,有的文言文会在句意上重叠。其次,文言文虽然也有现在意义上的疑问句、反问句等,但是句式还是没有白话文那样丰富的。在语法结构上,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修辞手法上。古代诗歌有“赋”“比”“兴”,也存在现在的“比喻”“对比”“拟人”等,但是同样的,也没有现代白话文那般能够灵活应用这些手法。五、语言的系统性和语言背后的文化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语言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的思维和文化。作为系统性的语言,各个时期都带有当时时代的特色。比如,盛行佛教文化的唐朝自然会引入和生成大量关于佛教的词汇和偈语。同样的,战火纷飞的战国时期,势必也会形成关于战争和国家称霸的文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那么一个时代也就有一个时代的语言热点。每个时代的语言系统的个性就在于它最耀眼的个性。语言系统性的发展也紧跟时代热点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