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者：卢名辉张丁榕转贴自：本站原创点击数：18文章收编：梁薇］一、从发展观的历史演进看“增长”与“发展”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发展＝经济增长”的“第一代发展观，形成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经济上都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因此战后各国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经济。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学者将发展理解为物质福利持续而长期的改善，即物品和劳务（产出）流量的增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实际上等同于经济增长，虽然前一词通常主要用于贫穷国家，而后一词用于富裕国家。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是“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第二代发展观，形成时期。在“第一代发展观”的影响下，各国不惜代价一味追求人均产出增长最终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个方面发生颇为突出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这不得不使人们对发展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提出的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统一，发展的关键是实现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形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成为当时的主流发展观。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是“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结构转变＋可持续”的“第三代发展观”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从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资源、环境、人口和社会等多个领域。《新大英百科全书》（1980）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列为两个辞条，明确区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钱纳里明确指出经济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即从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向另一个结构的多维过渡。1987年联合国通过的《东京宣言》更是将持续性、平等、社会公正、安全等列为经济指标。显然，这一时期对发展内涵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是当代最前沿发展观形成时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提出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符合人类本性的发展，认为自由（包括政治自由、公民权利、经济设施、社会机会、社会透明度和安全性等内容）不仅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更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些可谓是当代最为前沿的发展观。由此可见，从“增长”到“发展”是一个认识上的渐进过程。经济增长更多考量的是经济方面，如数量增长、规模扩张等，经济发展则要求更多兼顾非经济（社会）方面，如收入分配、生态环境、人均福利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手段，而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和归宿。因此，我们决不能把完成经济增长指标简单地等同于实现经济发展，对经济工作的考衡更要把视野从增长扩大到发展，要防止出现“有增长无发展”、“正增长负发展”、“高增长低发展”现象，努力形成经济既持续增长又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这或许是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因所在。二、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理念的创新历程我国国民经济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在经济建设上，当时我国基本上全盘照搬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党的八大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之后又发起了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的“大跃进，，运动，提出了“赶英超美”、“以钢为纲”等口号，这显然是只求速度不求效益型增长。当时虽有学者提出要注重经济效益的建议，但在全国高涨的建设热情中没起任何作用。60年代我国引入了苏联学者根据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提出的“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概念，对我国经济建设发挥了一定指导作用。可是，接踵而来的十年“文革”，使稍有起色的国民经济再次陷入了低谷。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排斥了市场机制作用，加上期间一些非经济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粗放型增长特征明显。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使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工作的中心。伴随国民经济的飞速增长，经济建设中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问题愈显突出，逐渐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又明确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2年1O月，党的十四大再次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具有全局意义，至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命题正式提出；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新世纪以来，我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指明了方向；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发展要求；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次年五中全会又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又快又好”发展改为“又好又快”发展；2007年6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首次提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至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命题正式提出。同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由此可见，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新表述是我们党在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实践，科学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基础上提出的，是对经济发展规律进一步深化认识的一个重要标志。三、科学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理念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手段和途径。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进程和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环境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显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内涵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任务更为艰巨。（一）立足优质化。实现经济优质化增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跃升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30年年均增长率接近10%。然为此我国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从能源产消情况来看，2007年增长率（比上年）超过10%的有发电量、粗钢、钢材、十种有色金属、电解铝、氧化铝、纯碱、烧碱、乙烯等，分别增长14.4%、16.8%、21.3%、22.7%、32.6%、46.7%、13.6%、16.4%、11.4%。不仅增速惊人，绝对量更是惊人!2003年我国GDP约占世界总量的4%，但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的消费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40%。由此可见，尽管我国较早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传统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我国经济增长至今仍较多地表现为粗放型特征。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还是应立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使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前提和基础。（二）强调内源化。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数据显示，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猛增至2007年的21738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从1978年的9.7%提高到了2007年的66.8%，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足1%上升到了2007年的约8%。然事实上，这种对外依赖型经济增长存在内在缺陷，它受外部条件（金融危机、政治变动、商业变故等）影响极为明显，同时高度的对外依赖将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这显然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由“外向拉动”向“内源推动”转变，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不仅十分必要，而且甚为迫切。（三）突出人本化。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显著提升。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其10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的改善”。2000年-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83.8%、119.5%，农村、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从49.1%、39.4%下降到43.1%、36.3%。2007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低收人人口分别为1479万人、2841万人，比上年年末分别减少669万人、709万人。但也要看到，同期我国经济总量从89404亿元猛升到了246619亿元，增长了175.8%，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是不同步的、严重脱节的。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将更加突出人本化，要从“单纯发展经济”向“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同步”转变。（四）注重协调化。“木桶定律”显示，任何不协调的发展最终都只能停留在低水平状态。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我国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2.4%急速增加到2006年的41.3%，同期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65.1%下降到39.2%（远远低于62%的世界平均水平和58%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007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37239亿元，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的1.53倍，投资消费比例严重失调；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为11.7:49.2:39.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轻工业增长16.3%，重工业增长19.6%，三次产业结构（尤其是内部结构）不甚合理；此外，区域及城乡发展不平衡、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逐渐加深。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将更加注重经济协调化发展，要从“顾此失彼型”向“统筹兼顾型”发展转变。（五）追求持续化。我国“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改革开放，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生态环境恶化问题首当其冲。2007年全国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为1383.3万吨、2468.1万吨，分别约超过水和大气环境容量的60%和80%；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国家三级、劣于三级标准的分别占36.1%、3.4%；监测的500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占56.2%；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197条河流407个断面中有26.5%和23.6%处于污染和重污染，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近岸海域海水四类、劣四类占25.4%。这不仅威胁到“后代人”未来的发展，更直接威胁到“当代人”今天的发展。传统观念认为后发地区经济起步阶段环境污染问题不可避免，但事实上，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及环境问题的改善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联系，如注重环境的可持续性有助于形成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更加追求发展的可持续性，要加快从“传统发展观”向“现代发展观”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四、小结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调整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逻辑演进，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和创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是立足优质化、强调内源化、突出人本化、注重协调化、追求持续化，关键是坚持“两手并举”，即不仅要激活“无形之手”发展经济，更要用活“有形之手”建设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