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家作品整理

1代表作家作品整理——1504何红芳◎梁斌的《红旗谱》（1958）《红旗谱》与《青春之歌》代表的“成长小说”，是对以情节为中心的“革命通俗小说”的取代。后者中的人物性格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事件与人物的遭遇。“主人公性格静止不变，他们是抽象的理想人物”，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人物类型的共同特点。《红旗谱》和《青春之歌》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开始以主人公的“成长”作为小说的基本线索，以此反映出一种历史主体的生长过程。即“人在历史中成长”。※《红旗谱》标志着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表现在：1.从空间型到时间型；（人在历史中成长）2.从家族复仇到阶级斗争；（伦理→斗争）3.从田园诗到历史小说。（静态循环→进化论式上升）（一）小说主题描写“中国农民的成长史”的《红旗谱》，旨在揭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个人复仇到为阶级献身，由自发革命走向自觉革命的斗争历程。以史诗的彩笔，展现了一幅绚丽多姿、壮阔雄宏的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二）人物形象《红旗谱》中的三代农民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代：朱老巩——旧式农民的自发反抗；2朱老忠——成长中的农民群体：从个人反抗到自觉革命，从家族反抗到阶级斗争；旧农民仗义豪情+新农民中共领导。是旧时代农民自发反抗的结点，是中共领导农民反抗的开端。大贵、运涛等——觉醒的农民。在传统的家族纷争（朱、严两家与冯家）的框架内，正邪形成对立。朱老忠的“成长”依然源于子报父仇。个人复仇是他“成长”的动因。1.回乡一年多，他力图以“一文一武”和寻找“靠山”来复仇。此时还未形成真正的阶级意识。2.在贾湘农和运涛等的指引下，逐渐体味到“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抽象意义，完成了民族国家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启蒙。“反割头税斗争”。3.在“家族复仇”主题向“阶级斗争”主题的转换过程中，朱老忠将具体可感的个人仇恨置换为高度抽象的“阶级仇恨”，其形象象征着中国农民经历的艰难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国现代史”的背景上，“朱老忠一代”承先启后，由传统农民转换为现代农民。朱老忠的价值在于和传统农民英雄的区别。（三)艺术性:创造了富有民族气魄、民族精神的真正民族化的艺术，即北方方言和书面语的结合。◎杨沫的《青春之歌》:《青春之歌》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革命知识分子的精神自传。（时间型小说）美丽纯洁的女学生林道静，此后就成为她成长道路上很多男性的3欲望对象，在拒绝、逃避、犹疑和追求的艰难成长中，经过三次铭心刻骨的恋爱，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从而揭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献身于人民的事业，才有真正的生存和出路，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不自觉地自然反抗→自觉参加革命运动的历史道路和必然归宿（一）林道静的形象林道静是一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典型人物”。1.地主（父亲是大地主）与佃农（母亲是无产者）的女儿（双重身份：女性+知识分子阶级原罪）是林道静成长的依据和起点。背叛旧家庭、旧道德，孤身离家。2.成长的第一阶段：与余永泽相爱。北大学生余永泽用个人主义、爱情至上、自我价值实现等19世纪人道主义人生观念征服了林道静。五四时代的启蒙主义话语，唤醒了林道静身上的成长意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一阶段，林道静是追求个性解放、反叛旧式家庭、谋求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的“五四”新青年形象。3.成长的第二阶段：被卢嘉川吸引。卢嘉川使林道静感到了政治上的无知。在全新的革命话语面前，余永泽身上所体现的“五四”文化精神的部分内容正在贬值和消失。林的态度，表示对“五四”精神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者）44.成长的第三阶段：江华使英雄成熟。余永泽、卢嘉川、江华都是北大学生。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产生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北大为小说背景，具有象征性。三人分别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言情小说：从情爱角度来解读男性堂皇叙事：以冠冕堂皇的事情出发，却以占有为目的。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故事。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三人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性的欲求。卢嘉川具有传统小说中的“英雄”性质。（三）“政治”与“性”的结合。男性主人公以林道静为性对象，手法惊人地一致：从政治到性，“政治”是手段，“性”是最终目的。而同时，个体的林道静是整体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她经历了“成长”的三个阶段：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余永泽）、理论马克思主义（卢嘉川）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江华）。在中国现代史上，以上三种话语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冲突，斗争的结果是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江华得到了林道静。《青春之歌》在《我们夫妇之间》后，再一次以知识分子为题材，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在当时的革命历史叙事中，知识分子几乎成了边缘人。《青春之歌》很好地印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成长”道路，这是一条必须如此的“成长之路”。后来的《芳菲之歌》、《英华之歌》没有什么反响。5◎柳青的《创业史》（一）20世纪中国文学中农民形象的整体变化1.新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在落后、野蛮、封闭、沉闷的乡村文化背景下，表现农民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如鲁迅笔下先觉者（启蒙者）与整体社会、与庸众的对立。农民的精神心态被表现为病态。2.解放区作家视野中的农民：30—40年代，在李季、周立波、丁玲以及鲁艺艺术家的笔下，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变为快乐、开放、进取新农民。明朗、幸福的乡村景象在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里进一步展开。如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情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二）《创业史》的时代背景土地改革与农村合作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农村现代化变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次事件。1.土地改革剥夺地主的土地，以“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伦理的回归，也是对私有制的回归，由此获得了绝大多数农民的衷心爱戴和支持，幸福的翻身农民成为经典土改小说里的主人公。2.合作化运动及随后的人民公社是不同于土地改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几千年的私有制为对象的现代性革命。在此过程中，农民由土地改革中的主体变为革命对象。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改6造，也是中国农民的自我革命、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3.《创业史》要通过1953年前后西北终南山麓下堡乡第五村（蛤蟆滩）的社会主义改造，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一问题。社会主义被定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合理的方式，并被表述为穷人的梦想和宗教，使一种政治理想变为道德理想。梁三老汉这个人物，象征性地表达了处于“土地改革”与“农村集体化运动”之间的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三）旧农民形象1.走资本主义发家致富道路的代表：“三大能人”——阴险、贪婪、好色的富农姚士杰，狡猾、自私、精明的富裕中农郭世富、“最势利眼”、老谋深算、骄横强悍的新中农郭振山。道德败坏程度与财富的数量、政治成分的高低成正比。2.梁三老汉：旧的思想受到了现代公有制观念的号召。是传统意义上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他勤劳、淳朴，有着在几千年的私有制中形成的生活和伦理观念，希望通过在自己的土地辛勤劳动，过上幸福安康、老幼同堂的生活，充满对富裕的崇尚和敬慕。是合作化运动的真正阻力。因为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不是要消灭富农和中农，而是要彻底铲除私有制的土壤。3.高增福：是梁生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坚定支持者。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土改情结”，仇富心理重。（四）新农民形象：梁生宝71.具有天然的新农民本质。“无父”的孤儿，“养子”使梁三老汉对他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党是他新的父亲。无父→代父→寻父→认父，使农民英雄能彻底摆脱与传统农民的血缘关系。社会主义是与生俱来的信仰。这成为文革文学中的模式之一。2.对私有制有本能的仇恨。3.体现时代精神的农民英雄。继承了老一代农民忠诚厚道、勤劳简朴、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更有目光远大、朝气蓬勃、聪明能干、诚信自律、克己奉公、富于牺牲精神的时代品格。喻示着历尽艰辛的中国农民终于具有了自己的时代本质。如与徐改霞的感情，爱情服从于事业。最后发展成为“高大泉”式的人物。（五）《创业史》的理想化：1961—1964年，严家炎发表《关于梁生宝形象》等四篇论文，指出梁生宝的形象是概念化、理想化的，成功的形象是梁三老汉。1.柳青想通过梁生宝的形象，创造出中国农民新的本质，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形象。2.生活原型：特写《皇甫村的三年》中的王家斌，有着与梁生宝相似的经历。但作者注入了新的理想内容，屏弃了原型的弱点。社会主义理想成为遥远的记忆，梁生宝作为注定失败的悲剧英雄变为历史。1988年“重写文学史”活动中，梁生宝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虚假人物，梁三老汉被视为唯一真实的农民形象。《创业史》导致8了“人物服务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怪诞模式。（六）、思想价值：说明了在当时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矛盾上，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揭示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李准（注意：主要作品）李准50年代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一）第一阶段：1953年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揭示了农村土地改革后开始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表现出很强的现实敏感性，也初步显示出李准生活气息强、生活基础扎实的创作特点。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一举成名。（二）第二阶段：1956-1957年“双百方针”期间敏锐地抓住现实农村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评。《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帆蓬》《冬天的故事》（三）第三阶段：“大跃进”运动以后反“右”运动的政治打击，给李准的创作带来很大影响。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着力于歌颂生活中的光明面，歌颂新时代和新英雄人物，艺术笔调也由犀利的揭露和讽刺转为欢快和幽默。主要作品有《李双双小传》、《耕云记》、《两匹瘦马》等。这一阶段作品主要是迎合现实，粉饰太平，艺术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程式化缺陷。《李双双小传》，立足于对“大跃进”的歌颂，表现的生活事实上很肤浅。《耕云记》更具有鲜明的“大跃进”激进和浮夸的特点。9（四）“文革”后李准以建国前河南黄河决堤事件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在艺术上有新的突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茹志娟（一）作品可分为三类：1.第一类是以《如愿》（何大妈）、《静静的产院》（谭婶婶）、《春暖花开》为代表的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注重在对人物心理的探究中勾划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触及他们的精神历史。2.第二类是以《百合花》、《高高的白扬树》为代表的、抒情性较强的作品。《百合花》是作者的成名作，茅盾曾说：“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这类作品并不是空洞地煽情，而是通过细节的巧妙设置来抒发细腻的情感。3.第三类是以《关大妈》、《三走严家庄》为代表、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百花文学50年代、60年代，小说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趣味。1950年、1951年部分小说受批判。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到1957年6月反右开始，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作家的自我意识得以复苏，“五四”时期弘扬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出现了一批注重人性开掘和形式探索的短篇小说，被称作“百花文学”。两种类型：10一、干预生活，揭示“阴暗面”，塑造较为复杂人物形象（一）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其风格受到前苏联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响，青春的激情夹杂着淡淡的忧伤。王蒙在反对官僚主义这一主题下，也写出了一支青春之歌。（二）李国文的《改选》是一则有着“阴冷的结局”的黑色幽默：主人公老郝是一心为大家办实事、在工人中极有人缘的工会主席，后死在选举现场。使老郝走向毁灭的是那些干部们人性中恶的一面以及老郝过于宽厚的性格。老郝是一个老好人，可他始终缺少和那些官僚干部斗争的觉悟，他的一味忍让恰恰助长了恶的生长。他差点成为能代表群众利益、和官僚主义者对抗的英雄，他的死造成了英雄的“缺席”。老郝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个人的悲剧更凸现了主题的沉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