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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HCL、HCH和HY三人涉嫌合同诈骗的报案材料报案人：LHY，男，汉族，×年×月×日生，住××××××身份证号××××××犯罪嫌疑人：HCH，男，汉族，×年×月×日生，住××××××身份证号××××××犯罪嫌疑人：HY，女，汉族，×年×月×日生，住××××××身份证号××××××犯罪嫌疑人：HCL，女，汉族，×年×月×日生，住××××××身份证号××××××案由：合同诈骗一、主要涉案事实：2010年11月下旬，犯罪嫌疑人HCH和HY找到我，以高额利息（月息6分）为诱饵，骗我借钱给××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和HCL，帮助“周转”还贷（还贷后再续贷）。两人又编造种种理由说还贷时间比较紧，HCL是A公司法人，在外地，要我先打款到A公司账号，事后再由HCL在借据上补签字。我当时并未与HCL直接认识，便有些犹豫。为了制作充分的假象，HY利用自己担任××信用社主任的身份当场拿出了一份所谓A公司贷款凭证的材料，又说借款时间只要一个月，H、H二人又分别以“经办借款人”和“担保见证人”名义向我出具两张“借据”（一张200万元，一张250万元），约定了打款账号、利息、借款期限、还款人等内容。我当时信以为真，便按照“借据”的约定在2010年11月24日和26日分两次给A公司账户汇款合计450万元。事后，我多次催促H、H二人完善HCL的补签字手续，但二人总以各种理由推诿，2010年12月下旬借款期限届满时HCL也没签字更没还款。2011年1月23日晚HCL突然打电话约我在××大酒店405室见面，我以为是她要还钱。不料我到那里时HCL、HCH和HY三人已经摆起了“鸿门宴”，先是HCL否认曾指示H、H二人向我借钱，接着H、H二人支支吾吾不认账！我当时告诉他们考虑法律后果后愤然离席。此后，我多次联系三人，但HCL和HY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要我找HCH。当我转而联系HCH时，虽然想尽各种办法，但始终找不到HCH踪影，事实上HCH已经逃匿！！另据了解，H、H二人所谓的A公司“周转”还贷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而我汇款的A公司账号已经在2010年12月清零!！至此，事实已经很清楚，三人根本不是“借”钱，而是通过签假合同（“借据”）和“弹双簧”的方式诈骗他人财物，现在又通过“踢皮球”、玩失踪来掩人耳目，是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二、本案补充事实：另外，我还有以下事实向公安部门汇报：1、HCH已经畏罪潜逃。HCH在骗走钱后便频繁改变手机号，先后使用的有××××、××××、××××、××××等，但现在这些手机号或者关机或者占线或者无法接通。为了找到HCH，我三番五次到HCH的老家（××××）、办公地（××××）、出租房（××××）、其“女友”（情妇）××的老家（××××）、其好友××在××××的住处等地查找，又三番五次联系或走访了HCH妻子×××、侄女×××和×××、其兄弟姊妹、好友等十数人，均不能找到他的下落。2、赃款已经被转移。我汇款的A公司账号为××××，开户行为农商银行××××分理处。该账号已在2010年12月清零，赃款已经被转移。HCL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HCL实际将赃款占有并转移。3、借钱的理由纯属诈骗。根本不存在H、H二人所谓A公司需要“周转”还贷的问题。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也并非如二人所说的是HCL，但是“×××”与HCL系母女关系。HCL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4、H、H、H二人是合谋诈骗。HCH与HCL既有商业合作更是“情人”关系。在经济方面，H、H、H二人也关系密切。HCL曾将其控制的××××的一宗地块的31%的份额以800万的价格转让给HCH。因为HCH没有资金实力，三人便合谋“借款”诈骗，HY以信用社主任身份出面协助，事后收取数十万元的佣金。5、H、H二人有长期勾结违法的事实。自2007年起HY及其丈夫××曾数次以私人名义向HCH提供高息贷款，每次数额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这些款项来历不明，鉴于HY××××信用社主任的特殊身份，其贷款极可能挪用自信用社的公款。三、H、H、H三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H、H、H三人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第224条的规定，涉嫌合同诈骗罪，且属团伙作案，涉案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由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并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理由如下：1、HCH和HY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H、H二人找我借钱时，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虚构周转还贷和HCL是A公司法人的事实，又出具约明利息、借款期限的“借据”进一步制作签订合同的假象，赃款到手后H、H二人互踢皮球，HCH畏罪潜逃，合同诈骗的事实和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案发至今已4月有余，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2、HCL事前参与谋划，事后转移赃款，也是重要犯罪嫌疑人。HCH与HCL既有商业合作更是“情人”关系。是HCL提出HCH到外面以其名义骗钱，二人又拉身为信用社主任的HY入伙，事成后钱款打在HCL所控制的公司账户，HCL再将账号清零，转移赃款。可见，具体操作是H、H二人出面，而H参与谋划，在幕后操纵并提供帐户转款，事成后清空账户，转移赃款。3、HCL、HCH和HY三人是有预谋的团伙作案，涉嫌的诈骗数额高达450万，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法部分条款数额执行标准和情节认定标准的意见》的规定，三人诈骗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属于重大经济犯罪，依法应由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并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综上，H、H、H三人事前通谋，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签假合同（“借据”）和“弹双簧”的方式诈骗他人财物，其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为维护诚信守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请公安部门对此案予以立案侦查，追究HCL、HCH和HY三人的刑事责任。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经济与法作者简介：叶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一、问题的提出案例一：陈某合同诈骗案'被告人陈某和他人共同成立某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陈某系实际出资人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09年9月30日,被告人陈某用本人2007年已经出卖的房子和四十万元的空头支票作抵押,通过中间人,与被害人牟某某签订借款协议,骗取牟某某人民币三十万元,还款日期为2010年3月30日.陈某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公司的公章.牟某某将三十万元于当天汇入陈某公司的账户,陈某当天就通过网银方式支出299969.14元,其中十万元用于个人支出,其他去向无法查明.后陈某不予还款,下落不明,直至2010年7月6日被中间人发现后扭送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陈某构成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决陈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决理由是：被告人陈某在诈骗牟某某钱财过程中,虽然与牟某某签订了借款合同,但该合同并未体现市场交易行为,亦非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不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被告人陈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诈骗案被告人周某某用伪造的房产证做抵押与被害人张某签订借款协议书.骗取张某人民币18万元.后张某到朝阳区房管局核实房屋产权时被告知房产证系伪造的,发觉被骗遂报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获归案.检察机关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诈骗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上述两个案例的基本事实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实践中困扰司法实务部门的一个问题: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二、分歧观点实践中,对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定诈骗罪.理由是借款合同虽有合同形式,但是与普通民间借贷中借条的性质一样,公民个人之间进行类似借款协议,不能体现市场交易性质,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当认定为个人之间的诈骗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理由是通过借款合同形式进行的诈骗,是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行为,同时伴有抵押,质押等特殊的担保形式,此类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间借贷中的借条,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交易特征,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是自然人实施的行为,应当定诈骗.理由基本同第一种意见;如果是单位实施的行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因为单位的参与使得整个借款合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就具有了市场交易的性质,体现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诈骗罪没有单位犯罪.三、评析意见我们在实践中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不应当以犯罪主体是否单位或个人来判断合同诈骗或者诈骗.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单位的,就能够体现市场交易性质.如陈某合同诈骗案中,法院在审查时就认为,如果陈某是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并将借款直接用于单位经营,那么其借款的行为就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性质,就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事实上陈某并未将借款用于单位经营,而是用于个人支配使用,故无法认定为单位犯罪,也就无法体现市场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并未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须是单位,这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通过对合同的主体进行界定,即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来,同一个行为,如果单位实施是合同诈骗罪.而自然人实施就变成了诈骗罪,显然违背了立法原意,不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其次,不应当以合同内容是否系原《经济合同法》(已作废)规定的经济合同来判断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理由如下:虽然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似乎仅指原《经济合同法》规定的经济合同,因为1997年的《刑法》颁布前,有关的司法解释曾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应当注意到,修订后的《刑法》第224条在规定合同诈骗罪的罪状时,并没有继续沿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说法,而只用了合同一词.而原有的《经济合同法》已经废止,现行的《合同法》已经不再出现经济合同一词,而是使用民事合同.《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能是身份合同,因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其侵犯的客体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对利用身份合同实施诈骗犯罪的.只能以诈骗罪处理.通过对合同的内容进行界定即将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界定为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学.因为按照《合同法》的有关立法解释,社会经济指的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由此一来,对合同诈骗罪作出的司法解释如要将《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为市场交易与非市场交易两种类型,恐怕不但实践中难以操作,而且也有违背立法原意之嫌.显然,司法实践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法院系统的指导意见和实务操作指导书中,也有如下表述.关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结合本罪的侵犯客体和立法目的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再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罪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予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以诈骗罪处理.但是.由于这一掌握标准确实仍有难以把握的地方,因此实践中难免出现分歧.陈某案中,法院认为,此类民间借款合同的性质与借条一样,虽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场交易行为,不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