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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抗战为视点透视与反思近现代中日国家大战略对抗姜赞东（徐州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部副教授）引言，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过去，中华民族历经血泪和磨难，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并由此走上世界舞台，在我们庆祝70周年胜利之时，我们更需要的是清醒、冷静地反省抗日战争中双方战略得失、成败之所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为今后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和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奠定科学、理性的国家大战略的基础。一、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前奏与预备：日本大战略的“四位一体”与中国的“大战略缺位”抗日战争实际上是继第一次中日战争暨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二次中日战争，两次中日战争前后密切关联。第一次中日战争肇始于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形成的“大陆政策”，它打着保障日本本土安全的幌子、以武力侵略的扩张主义，南下吞并琉球、台湾，北上侵略朝鲜、控制满蒙进而入主大陆，以此实现独霸东亚的帝国野心，并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竞争。为此，日本以“赌国运”的方式，先后在1894年甲午战争与1904年日俄战争中取胜，不仅变朝鲜为自己的殖民地，还进而满铁经济和移民等方式渗透和基本控制了中国满洲地区，并按《辛丑条约》规定在京津地区驻军、为其进一步实施侵略埋下伏笔。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震动了西方世界，面对一个将由日本独霸亚太地区并排斥西方的战略前景，西方国家联手干预，出现了俄、德、法强迫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的“三国还辽”事件。同样的情形还表现在日俄战争的议和上，日俄战争结束后由美国主持下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为了制衡日本，虽使日本获得了世界大国地位并承认其在满洲地区的主导性权益和对朝鲜的完全控制，但并未使其获得对俄国更多的战略收益，俄国在满洲地区的部分权益依然受到承认，门户放开原则依然再次被强调，日本企图通过击败俄国独霸满蒙的战略规划并未完全实现。这两次事件虽然使日本举国激愤，但明治维新精英领导的日本政府极其理性，在日本国力不足以与西方强国抗衡的情况下，日本一方面对外实行“协调外交”，同时“韬光养晦”，并处心积虑地等待“良机”击败其战略对手。“协调外交”战略、“韬光养晦”战略、“伺机”战略，连同“分而治之”战略构成“四位一体”并以“协调外交”战略为基础，成为日本自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30年代前的国家大战略主脉。其隐忍和循序渐进的特征十分明显，就是在不与最强西方国家冲突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大国间的冲突逐步达到完全控制满蒙、限制或驱除俄国在朝鲜、满蒙的势力存在，将朝鲜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并以长城为界将满蒙从中国独立出去，进而染指华北、入主中原。其中，“分而治之”战略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定的对华战略，它通过由日本政府支持清政府、北洋等合法政府，由日本浪人、社团与知识分子等民间力量暗中支持中国的反政府组织的方式，鼓励和推动中国政府和反政府力量之间内斗，或是各派系之间、各社会力量之间内斗，以期引发中国长期陷入全面内乱之中，一方面使之无法崛起而彻底免除对日本的战略“威胁”，另一方面又能通过“两面下注”而趁乱牟取战略暴利以及为进一步侵略、肢解中国提供战略支点和条件。这一战略在国民政府1927年第二次北伐之前的运用，主要有两种方式或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以导致内乱的“分裂型”的“分而治之”，一是消化既得战略成果的“裂土型”的“分而治之”。在军阀混战尚未形成之前由合法政府治理的情况下，日本大力支持康梁进行实质性的反政府的激进改革，搅乱清朝社会秩序，在其激进改革失败后对康梁进行政治庇护，以扶持激进力量的继续存在。继而，对于推翻清政府的孙中山革命派，更是不遗余力地通过黑龙会等民间社团和政界、经界人士进行扶持，将日本作为其进行革命的大本营输出“革命”，其手段之高妙与毒辣无出其右，不仅终使中国陷入长期混乱之中无法自拔，而且还培育了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为代表的一大批同盟会和国民党“亲日派”，其长期遗毒与恶果不仅在孙中山支持由黑龙会参与设计而成的“二十一条”、以及为日本的帝国主义行径进行不余遗力的辩解中直接体现出来，而且更在抗战中汪伪政府投敌叛国中直接体现出来。也正是日本政府借助随时将鼓动南方革命派进行造反的威胁，迫使袁世凯不得不签订“二十一条”。有学者将清末以降的中国近代史定义为日本的操纵史（参《日本改变中国》，王海涛著），并非空穴来风。在通过孙中山推翻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的历次“革命”后，中国终于陷入全国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之中，日本的战略意图基本实现。接着就是通过灵活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扶持段祺瑞、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来实现对中国的渗透和强化对满蒙的控制，进一步实施裂土型的“分而治之”。通过“分而治之”导致中国长期内乱的状态，自然最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只是其唯一的麻烦在于，这面临着与英美俄等列强的竞争局面，如何攫取对华的最大战略利益和“保护”既得的战略成果，日本对列强实施了“协调外交”战略、“韬光养晦”战略与“伺机”战略。日本对“韬光养晦”战略的使用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前，面对清政府拥有当时在亚洲地区最强大的北洋舰队这一事实，为了战胜清政府，日本必须建成强大的海军夺取制海权，才能谈得上进一步占领朝鲜、染指满洲、入主大陆的可能。为此，日本官员和百姓在天皇的“以身示范”下，均削减薪水、节衣缩食，捐钱建设海军，并对清政府示好。经过几年的努力，到了甲午海战之时，日本已经拥有了甚至比北洋水师略占优的强大海军，为取得甲午海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样地，在遭遇到俄法德“三国还辽”后，面对着俄国与日本在朝鲜、满蒙的不可调和的战略冲突的局面，日本又进行了新一轮的“韬光养晦”，日本人将此称之为“卧薪尝胆”，掀起了新一轮的军备建设，同时又利用英俄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冲突，使用“同盟战略”与最强者英国结盟，终于在1905年1月攻占俄国海军在中国的基地旅顺港，在同年5月对马海战中歼灭俄罗斯第二太平洋舰队，从而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实现了战略“复仇”。大体来看，日本的“韬光养晦”战略有两个特征，其一，并不是不问世事的一味子埋头苦干，而是与积极的外交举措结合起来，寻找同盟，不贸然挑战，而是等待时机，对何处可以有所为、何处有所不为或不可有为把握的十分精确。其二，其国内建设是通过经济、军备、文化、教育等建设改革全方位展开的，这被称之为“涵养国力”，表明日本明治维新精英很早就领悟到了近现代战略对抗和战争是一种“总体战”，不仅需要以经济与军备的发展为核心，而且还需要举国一致的精神动员与建设，以天皇制为核心凝聚人心，树立效忠天皇和国家的价值取向。显然，日本明治维新精英深谙以“凝聚”攻“涣散”之必胜的战略之道。就“协调外交”战略而言，伊藤博文等日本明治维新精英非常清楚日本的国力有限，不能随意直接挑战西方列强，只能利用列强之间的冲突，使用“同盟”战略，与最强者为伍，向次强者适时下手，其不与最强者为敌的战略观念深合现代国际政治学与战略学的基本原理，十分理性与机敏。正是凭借这种“择选”的“同盟”战略，日本在一战之前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先后战胜了清政府与俄国。因此，日本长期重视所谓的“协调外交”，绝不轻易冲撞最强国如英国、美国的利益，在出现利益纷争情况下尽量与其进行“协调”乃至“妥协”而保持一致，坚决排除任何非理性的盲目冲动。而对与其出现利益冲突的俄国、德国、法国等次强国家，也不轻易通过冲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尽量寻求共同利益，共同从弱小者如中国身上谋取利益。然而，一旦在对东亚地区势力范围划分问题上出现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时，便会等待时机断然下手，以进行“总决算”击垮对手，独占最大的战略利益，日俄战争便是如此。这种审时度势的“协调外交”战略有着极为清晰的对象层次和力量大小的界定，专“捡弱者打”，它是日本长期以来获得战略成功的诀窍与主要的战略手段。对于日本来说，一旦确定了自己的战略敌手，何时下手就是一个等待最佳时机的问题了。尽管这一战略可以应用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以次级列强如德俄等国为目标的，但从根本上其矛头是对准中国的，是为其达到瓜分和侵略中国的战略工具。为此，日本最大限度的利用世界局势的变化，在四方无暇干预的情况下“出手”，成为其惯例。实际上，这一战略早在甲午战争未发生之前的1887年，就为日本谷干城子爵所设计成型：“修武备以策国家的安全——鼓励和保护国内的人民，然后等待欧洲变乱的发生，而欧洲的变乱事实上是迟早所不免的。其事虽与我国无直接干系，但是如此一桩大事一定会同样震动东方各国，我们必须了解清楚，因此，虽就欧洲而论我国不会卷入其中，然而可一跃而成为东方的霸主。”正是对“伺机”战略的娴熟把握，“一战”的爆发便被极为敏锐的日本明治时代元老们称之为“大正时代的天佑”，日本几乎零成本地夺取了战败者德国在太平洋的海外殖民地与在中国山东的殖民地位、进一步巩固对满洲的控制和渗透、肢解、侵略中国。日本迅速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出兵山东”与“二十一条”的出台都是在这个背景下策划的。由于日本以上战略尤其是“分而治之”战略的巨大成功，使中国陷入了四分五裂的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中，因而被西方社会视之为彻底“失败”的国家。此时的中国作为整体已经无法自保，国家力量丧失殆尽，出现了任人宰割的局面。于是，各种以“自保”为名的地方自治主义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更是进一步加重了国家的分裂。对此，各派军阀除了依附各帝国主义列强外，毫无出路。因而，除了袁世凯尚能十分有限的实施“以夷制夷”的弱势战略、利用美俄制衡日本外，此时的中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国家大战略之类的东西，这在近代史上首次出现了国家大战略的缺位。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一旦出现了国家大战略的缺位，那么离国家灭亡就为时不远了。反之，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继续存在，实属是自己无法掌控和影响的客观局势风云际会之外力作用的偶然。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美国为打开中国的大门，奉行“门户开放”的原则，不支持肢解中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尤其是一战后的1919年“巴黎和会”，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民族自决”、“不以武力与战争解决国家间冲突”等新国际关系准则。随后，为限制日本独霸亚太地区的图谋，1921年11月由美国主持召开了“华盛顿会议”，通过了“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九国公约》，并建立了限制日本军备和军事扩张的远东国际新秩序的“华盛顿体系”，这恰恰是当时中国能够不被肢解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美国无暇顾及和一旦实行对日“绥靖”政策的情况下，日本肢解和侵略中国便有可能成为现实。二、中国全面抗战之“持久战”战略对日本大东亚战争之“长期战”战略一个国家或组织如果使用某种战略及战略组合，一再获得成功之后，往往会在以后的战略应对中出现由先前的战略胜利转而走向战略失败这一令人困惑的情形，其根本原因在于，由于战略惯性与思维定势，在类似的情况下人们便会按照过去成功的战略经验进行复制，而忽视和无视任何战略的成功都有其特定的战略情景和历史条件，尤其会忽视战略的时效性，不知道此一时彼一时，过去成功的经验未必能于今通用，以不变应万变是最需要被谨慎的使用乃至需要完全弃用。此外，长期的战略成功说明对手在战略上的低劣，更容易激起对对手的轻蔑和骄狂心理的滋长，昧于对手之变，由此引发战略上的轻狂和冒进而至“骄兵必败”，这就是战略的辩证法。自然，这种现象在日本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废除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与进一步肢解和侵略中国过程中，获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不仅更加看不起中国，加重了其骄狂的战略心理，而且，无视国民政府时期已经与家天下的清朝有某种本质区别，进而无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爱国热情持续高涨这一历史新形势，以为还可以如侵略清朝那样轻易地进一步侵占和肢解中国，由此构成了其战略认知的最大误区。正是基于此，日本放弃了上世纪30年代以前以“巧取”的手段来逐步肢解、渗透中国的战略传统，在此后则是以“豪夺”的方式，直接侵略中国，加快了入主中原的步伐，出现了“蛇吞象”的战略景象。在北洋政府执政时期，日本就两面下注，一方面支持和鼓动孙中山搞“革命”，一方面施压袁世凯、力图控制北洋政府，孙中山“讨袁”的“二次革命”获胜后，由于无力控制局势，直接导致了中国出现了最为悲惨的军阀混战的无政府主义局面。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