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看待革命英国道路与法国道路

以自由看待革命：英国道路与法国道路（南方周末，2013,1,24，F31“大参考”）陈斌起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法国、欧洲甚至世界历史有着既深且广的影响。对这场革命的理解与评价，历来呈现出极化的态势，有“大革命是后来一系列更进步革命的先驱”之说，有“大革命使平等压倒自由”之说，有歌颂“大革命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痛斥“大革命放纵卑劣、暴虐及人性中的所有恶”……对大革命歧异的评价，显然起于对大革命成因的不同理解。1806年生于贵族家庭的托克维尔，对大革命有亲身感受，父母曾在大革命时期被抓了起来，差点儿上了断头台。他本人有过从政经历，当过众议院，还当过几个月的外交部长。在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建立后，他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及长期的观察与思考，写下了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作品《旧制度与大革命》。由于恣意汪洋的写作风格及其思想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托克维尔在书中的洞见，此起彼伏，但看起来不连贯，因此只有在通览全书后，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他的洞见。在书中，托克维尔不时将法国与英国对比，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是一个线索：以英国为对照组，以法国为实验组，一些参数相同，一些变量不一样，最后是法国而不是英国爆发了大革命，那么理解了英法两国的不变与变，我们就可以理解大革命的成因。一英法相同的初始条件：中世纪制度由于革命是政治事件，许多人关心革命前后政治制度的嬗变，这种囿于政治制度的思维会局限我们对大革命成因的理解。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经济制度（核心为产权制度）是最为根本的制度，是第一位的；政治制度反而是派生的，是第二位的。在漫长的中世纪，英、法、德等国的制度是一样的，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中世纪制度”或“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按等级（身份）界定权利的产权制度，土地归诸多的领主（贵族）保有，不能自由买卖；农民人身自由依附领主，世世代代被束缚于土地上，没有权利拥有土地，亦不能自由迁徙（甚至领主对农民的新婚妻子拥有初夜权），要定期不定期向领主缴纳租税。这种以实物、劳务或货币形式缴纳的租税，有两重性：一是地租，农民耕种土地的租金；二是赋税，因领主也向农民提供人身保护、自由裁决和救济等，在这个意义上，领主就成了本地政府。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中世纪里，法、德等国“农民的处境没有什么不同，土地按同样的方式为人们所拥有，所占据，所耕种，耕者承担同样的义务。从波兰边界到爱尔兰海，领主庄园、领主法庭、采邑、征收年贡土地、服徭役、封建义务、行会等，一切都彼此相似，有时连名称都一样”（第一编第四章）。领主或贵族除了拥有上述经济特权和本地政治权力外，亦与国王一起分享全国性政治权力。而所谓国王，一开始不过是最大的领主而已。即使国王是最大的领主，但其他领主联合起来足以跟国王抗衡，鉴于这样的实力格局，尊重彼此包括经济特权在内的所有特权，共同统治，就是一种暂时的均衡状态。另外，国王如要从事战争，就必须募集资金解决战争财政问题，就必须向贵族和平民征税，在贵族阶层实力强大之时，没有贵族的统一是不行的，这意味着更有与贵族分享统治权的必要了。一言以蔽之，封建制度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产权制度），在此基础上，亦有政治制度方面的安排。领主（贵族）拥有两种封建权力：经济特特权和政治权力。那么，英国和法国道路的基本特征是贵族放弃了经济特权，保留了政治权力；法国道路则反过来，贵族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却继续保有（甚至扩大）了经济特权，这就导致了英、法两国贵族乃至两国的命运大不一样。2英国道路：贵族放弃经济特权？封建制度作为一种产权制度，当然是落后的，它是自由经济的对立面。市场经济以价格作为竞争准则。根据科斯定律，对权利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本质前提，这意味着财产权的私有和生产要素及商品的自由流通。在封建制度下，农民不能自由脱离对领主的依附自由择业；土地亦不能自由转让。缺乏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的封建制度，就成了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最主要、最基本的障碍。对欧洲国家来说，谁能尽早地将封建制度变更为私有产权制度，谁就能在实力上压倒别的国家。15世纪末16世纪初，发生了两起世界性事件：欧洲直通印度的新航线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这对被海洋环绕的到过英国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广大外部市场的迅速扩大，刺激了英国羊毛及羊毛制品的出口，这就带来了英国畜牧业和毛纺业的大发展。领欧洲风气之先的圈地运动就应运而生。所谓圈地，就是把土地界定为私有产权的行为。在封建制度下，在贵族的直领地和农民的份地外，有所谓的公地，贵族纷纷把这部分土地圈占起来，使用与收益有如自己的直领地。由于养羊的利润很高，远远高于从农民手里收取的租赋，贵族纷纷与农民解除了世代之约，取消了农民的永佃权；农民如不统一解约，那就被直接驱赶出去。收回了的公地和份地，贵族用来养羊或租给企业家养羊，大发其财，这样一大部分贵族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先前农民欲取消人参依附关系而不得，现在贵族主动给取消了，这些拥有自有择业权的失地农民，可谓当时英国的“农民工”，是货真价实的产业工人。封建制度作为一种产权制度，就这样慢慢解体了，被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所取代。英国贵族非常痛快地、主动地逐步放弃了封建经济特权，乃是因为他们发现放弃这些特权比继续保有更赚钱。这反映了反过来读的科斯定律：价格准则不仅仅能使得资源能够得到最优的配置，而且为了实现这种最优配置，会倒逼资源权利的清晰界定；而当资源权利得到清晰界定，就对极大地促进最优配置和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能够部分解释17世纪工业革命为什么肇始于英国。正如托克维尔对英国的评价：“如果忘掉那些名称，抛开那些旧形式，人们便会发现，自17世纪以来，封建制度已基本废除，各个阶级互相渗透，贵族阶级已经消失，贵族政治已经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所有这些新原则在中世纪社会中都不存在。然而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巧妙地渗入这古老的躯体，使之复苏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时，灌输新鲜活力。17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在它内部仅仅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迹，犹如供奉品。”（第一编第四章）3英国道路：贵族保有政治权力有趣的是，英国贵族在主动放弃封建经济特权时，却能长久保持政治权力，这两点缺一不可地塑造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我们不可天真地一味，因为英国的君主懂得妥协或人性仁慈，所以“与贵族共治天下”。事实上，想要扩张甚至独享权力，几乎是君主的天性。不过，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历代国王中央集权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13世纪初，约翰王君临英国，这是一位好战的君主。为了解决战争财政问题，约翰王不断对平民与贵族加税和加征新税，例如，把贵族的继承税上涨了100倍。高赋税导致物价飞涨。1215年，愤怒的贵族们以“国王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却要求比惯例规定更多的权力”为由武装起来，讨伐国王。胜利的贵族和约翰王举行谈判，最后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让国王没法任意处置贵族的土地、城堡等财产，限制了国王对贵族的征税权，恢复了就的贵族继承税税额，要求国王“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自愿遵守者外，不认命任何人为法国、巡察吏、执行吏或管家吏”，伦敦城和其他城市“俱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这是首次以明确成文法律的形式限制了王权，保卫了贵族和社会。再后来，有了常设的议会，又逐步形成了贵族院和平民院。君主做出重大决策，不征询议会的意见，后果很严重。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一个多世纪，英国也爆发了革命。由于议会不同意随意征税，查理一世多次解散议会。为了筹募战争经费，在1640年重开议会，议会有大量面向国外市场而生产并因此而富起来的贵族与平民，要求国王尊重财产权和限制王权，结果国王和议会打了起来。这场战争让一个国王上了断头台，但掌握了最高权力的议会派克伦威尔亦成为独裁者。在近50年的混乱后，以光荣革命解决了王权扩张问题，通过《权利法案》的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废除法律，亦不得征税。英国因而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简单说，在应该，国王与贵族斗争的结果，是国王企图扩张王权，建立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没有得逞；贵族有力地捍卫了政治权力，并以《大宪章》和《权利法案》等文件和议会等机构有效地保卫和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权力。这就给社会自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这是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的强大保障。在政府与个人之见，有各种界限模糊的阶层和形形色色的共同体，避免社会一盘散沙、公民沦为原子化的个体直接暴露在国家权力之前。工业革命肇始于英国不是偶然的。值得一提的是，王权对英国现正亦有相当贡献。连《大宪章》都不得不规定关于强占土地、收回遗产及最后控诉等案件，由国王巡回法庭审理。这反映了普通法取代封建法的趋势。在司法竞争的情势下，国王的法庭比领主的法庭审判更公正，更尊重基于传统习俗上的权利。这说明，国王和贵族互相制衡的结果，是促使好的制度沉淀下来，成为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英国道路可以总结为：贵族主动放弃了封建经济特权，拥抱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但与此同时却牢牢地保住了政治权力，阻止了王权对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和社会自治的侵蚀，宪政就是这两点的必然结果。用等式表达的话，英国道路就是：贵族放弃经济特权+保留政治权力=宪政之路。4法国道路：贵族丧失政治权力？现在我们说法国有中央集权的传统，其实这个传统也不过四百年而已。在加强中央集权、建立绝对君主制的事业上，英国国王在法国国王面前简直弱爆了，在查理一世及其后的极为英国国王与国会争夺政治权力时，法国正是“一代英主”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于1643年至1715年在位。在英国最终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同时，法国确立了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许多人不理解过去欧洲的国王为什么动辄就发起战争，其实秘密就在于战争是君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武器。在战时体制下，君主可以低成本地抓权，贵族不出钱出力、平民不纳税支持战争，那就是“不爱国”啊；胜利了还有额外的花红，提高国王在国内的威望。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和绝对君主制同时兴起，绝不是偶然的。路易十四就是一位利用战争抓权的高手，几乎在位一半的实践都在与别国交战。法国在欧洲的国际地位和国王在国内的权力均急剧上升。御前会议就是大革命前国王君临法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御前会议起源很早，但是它的大部分职能却是晚近才有的。它集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作为政府的委员会，它根据国王意志还拥有立法权，讨论并提出大部分法律，制定和分派捐税。作为最高行政委员会，它确定对政府官员具有指导作用的总规章。它自己决定一切重大事务，监督下属政权。一切事务最终都由它处理，整个国家就从这里开始转动。”“它既是最高法院，因为它有权撤销所有普通法院的判决，又是高级行政法庭，一切特别管辖权归根结蒂皆出于此。”（第二编第二章）法国贵族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完全败下阵。他们丧失在中央政权的话事权和参政权。拥有最高权力的御前会议，其成员可不是大领主，而是“平凡或出身低下的人物”，所有成员均可撤换。不仅如此，贵族在自己领地的治理权也丧失了，属下的农民受法国君主政府的直接统治包括征税。“领主被排除在政府的所有细务之外；他甚至不再进行监督，不加以协助；过去他过问这些事以维持自己的力量；随着他的力量进一步削弱，它已不屑于这样做。”（第二编第六章）5法国道路：贵族保有经济特权应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国的封建制度也在逐步解体，农民可以购买并保有土地。不过，法国是落后的农业国，法国贵族没有像英国贵族那样有外贸和工业上的激励废除经济特权。法国贵族的封建经济特权继续保有，而且在农民反对土地的强大需求下，经济特权的租金反而在增加。18世纪的法国农民，“酷爱土地，用全部积蓄购买土地，而且不惜任何代价”。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税（经济特权的租金），不过不是付给政府，而是付给所辖的领主，“这些人和他一样与政府毫不相干，差不多和他一样无权无势”。托克维尔这样描述法国农民的遭遇：“他终于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在这广阔的天地里，这一小块地是属于他本人的，对此他心中充满自豪与独立感。可是那同一帮人跳了出来，把他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他武昌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想保卫他的种子不受他们的猎物的糟蹋，可是那帮人阻止他这样做。他们售后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必须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