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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散文研究熊宪光2目录第一章散体文的产生、发展与体式特征第一节散体文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第二节散体文的体式特征第二章先秦史家之文第一节平实畅达、风格不一的《国语》第二节典美博奥、委婉含蓄的《左传》第三节亦史亦文的杰作《战国策》第三章先秦诸子之文第一节儒、墨开山之作一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论语》二讲究逻辑、质而不文的《墨子》第二节道家经典《老》《庄》一《老子》：韵散结合，“五千精妙”二《庄子》：“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第三节儒学重镇《孟》《荀》一至精至密、气盛辞壮的《孟子》二博大精深、严谨淳厚的《荀子》第四节法家、杂家代表作一《韩非子》：集大成的法家著作二《吕氏春秋》：“瑰玮宏博”的杂家之书3第一章散体文的产生、发展与体式特征中国古代散文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而言，其文体范围不仅包括记言、记事、抒情、写景、论说、杂感以及经传史书之类的散体文，而且包括赋体文和骈体文，本书即取其广义。而从狭义说来，散文即指散体文，又称“古文”。散体文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千锤百炼中，形成了自身鲜明的体式特征。第一节散体文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散体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从现有材料看来，殷商时期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即为最早的散文。自1899年起陆续发现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的殷墟甲骨卜辞，证明至迟在殷商中期（约前14世纪），就有了初步定形的文字和历史文献记载。甲骨卜辞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占卜记录，间或也有少量其他记事文字。卜辞作者即殷商时期身兼神、史之职的巫觋。殷人迷信鬼神，凡事必卜。占卜涉及狩猎、农业、祭祀和战争等。卜辞可说是我国最早的散文。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三七五）戊戌卜贞，今日旦，王疾目，不丧明？其丧明？（《殷墟文字乙编》六四）所记清楚、明确，事关雨水、农事、王目之疾，有疑问，有推测，有担忧。形式较为整齐，语句含有感情。这类作品，还有《易经》中的卦、爻辞。其共同特点是内容简单，形式朴拙，文辞省略，不成篇章。此外，在传世的数千件商、周有铭彝器中，也可见到早期散文的萌芽。铸器勒铭原为颂扬祖先功德，昭示子孙，永保政权代代相传。“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礼记·祭统》）这些铭文保留了较早的史家记事文字，可说是史家之文的源头。如《小臣邑斝》和《丁巳尊》：癸巳，王易（赐）小臣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惟王六祀，彡日，在三月。（《续殷文存》下）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彝方，惟王十祀有五，彡日。（《殷文存》上）其文辞虽仍简略，却能紧扣制作彝器这一中心，明确记述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内容涉及赏赐、祭祀或征讨，形式也大体一律。铭文特点大多如此。商代彝器传世者不多，今存者多周铭。西周铸器勒铭为一时风尚，彝器之丰远过于商。内容既富，文字也大增，如《毛公鼎》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余字，形式亦颇讲究。有的还杂以韵语，如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的《虢季子白盘》，铭文111字，记述虢季子白奉周王命伐猃狁于洛之阳，立战功受赏于周庙，作宝盘以记之。主旨与商彝相似而叙事更详，不仅记事，而且记言，除首句外还一韵到底，体现了初期散文韵散相杂的特点。总之，殷商甲骨卜辞，《易经》卦、爻辞和商、周彝器铭文，都是散文萌芽时期的代表作。中国古代第一部兼记叙和论述的散文集是《尚书》。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文字古奥艰涩，佶屈聱牙，体现了早期散文的风貌。春秋战国是古代散文第一次蓬勃发展的时期。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无私人之学，亦无4私家著述。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王官之学散入民间。于是私人之学兴起，私家著述亦相继出现，散文因此得到了飞跃发展。这时散文的代表著作有孔子依鲁史修订而成的《春秋》，孔门弟子所纂辑的语录《论语》，以及史家之文《国语》和《左传》。由春秋到战国，社会发生了更大的变革，实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战国时代，“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处士横议，诸子争鸣。各家出其所学，自由论辩，于是著书立说，一时蔚为风尚。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其中以儒、墨、道、法、纵横诸家最为活跃。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利益，放言争辩，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跃、精神解放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散文作为记事、论辩和著述的有效工具，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活动的需要，发生了质的飞跃。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指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章氏之言，虽未免夸大，但从散文发展的历史来看，战国确实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不仅文章的变化空前，而且成就也远远超过前代。继《国语》、《左传》之后，出现了亦史亦文的杰作《战国策》；继《论语》之后，涌现出《墨子》、《老子》、《孙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一大批诸子之文，好似群星璀璨，相映生辉。其中最为杰出者，当推《战国策》和孟、庄、荀、韩之文。总之，散体文自殷商时期产生以来，随着历史前进的足迹而发展。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散体文由片段的文辞到详赡的记事，由语录体、对话体，到较为系统完整的长篇大论，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到了战国，散体文由幼稚渐趋成熟，出现了散文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秦始皇一统天下，实行中央集权，文化专制，“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故“秦世不文”（《文心雕龙·诠赋》）。秦之文章，今存者唯诏令奏议及歌功颂德的刻石之文。集权与专制扼杀了人们的文化创造精神，也阻碍了散文的发展。汉魏六朝时期，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汉初之文，继承先秦遗风，尚能畅论直言，无所拘忌。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西汉鸿文”，和以枚乘、邹阳为代表的纵横之文，皆任气逞说，颇有战国文风。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章有了新的变化，产生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尊儒之文。成书于武帝之世的司马迁的《史记》，代表着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无愧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以降，历代散文大家，如韩、柳、欧、苏、归、方、姚等，无不崇奉、效法《史记》；后世“古文运动”，也无不高扬《史记》之旗。其影响之深远，罕有可比。到两汉之际，成、哀之时，以刘向、刘歆父子和扬雄为代表的作家，倡导经学复古、文章复古，所写文章不同寻常。到了东汉，散体文之可称者主要有班固的《汉书》和王充的《论衡》。《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散文成就也很可观。《论衡》颇有“离经叛道”的倾向。其文反迷信，反复古，反传统；针砭时弊，指斥世风，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一直贯穿在东汉之末仲长统等人的文章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但文化思想却异常活跃，散体文也出现了新的气象。曹操开一代新风。他的文章无论内容和形式，都突破了旧的传统，因而被鲁迅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曹操同时的孔融，以及曹丕、曹植5和其他建安诸子的文章，皆“雅好慷慨”，无不具有新的时代特点。魏晋之际的嵇康、阮籍之文，继承了汉末魏初为文“通脱”的特点，持论锋锐而论说随便。文章“师心独见，锋颖精密”，颇多愤世嫉俗之辞，体现了集权专制黑暗时代文章的特点。西晋散文较有成就者，当数潘岳和陆机。潘岳善为哀诔之文，陆机时有“文章冠世”之誉。东晋最杰出的散文作者是王羲之和陶渊明。王文清新流畅，挥洒自如，有别于当时那些“溺于玄风”之作。陶文高标卓立，风格特异，具有自然和谐之美。南朝时期，历经宋、齐、梁、陈几代，朝代更易频繁，士人的思想及文风变化很大。其间涌现了一些很有特色的散文作者，如鲍照、陶弘景、刘峻、吴均等，都有名篇传世。北朝之文，可称者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文章皆重气质，风格刚健清新。此外还有颜之推，是由南入北的作者。他们的文章融合了南北文化的某些传统，既有刚健之气，又有雅丽之美，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魏晋六朝时期，文章趋于骈偶，骈体文蓬勃而兴。但散体文仍在变化中发展，成就可观。这一时期可说是散体文异彩纷呈的多变期。到了隋唐五代，文章又由骈趋散。文风复古，渐成趋势。特别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日益腐败。一些有识之士，目击时艰，志在变革。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文人学者，把为文与救世结合起来，主张文道合一，“文以明道”。他们借助儒学复古运动的旗帜，带领了一批作者致力于古文（即散体文），文学史上称之为“古文运动”。他们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写作实绩，于是确立了散体文的基本体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写作规范，开启了散体文的新局面、新气象。然而至晚唐五代，散体文的发展进入低潮。古文中衰，骈文继起。但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继承了先秦两汉和韩、柳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创作了不少富于战斗性的小品文，闪现着光彩和锋芒。宋初骈文盛行，文风浮华颓靡。柳开、王禹偁倡导古文，为宋初古文运动之前驱。继而真正开创宋代散文新局面的是欧阳修。他当时名冠天下，实为文坛领袖。在其门下，聚集了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著名文士，上下呼应，彼此推动，形成了一支远比中唐壮大的古文创作队伍。其影响之大，使得“天下翕然师尊之”（《宋史·欧阳修传》）。北宋古文运动终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大获成功，恢复了散体文的正宗地位。后世所称“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除韩、柳而外，宋代占六位（欧、曾、王、三苏）。以他们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散文作家，创作了奏议、策论、书信、序跋、笔记、随感、杂文、小品等大量传世名篇，丰富多彩，蔚为大观，开拓了中国古代散体文发展的新路。南宋理学流行，文章不免有“腐语”之弊。但国家偏安一隅，危若累卵，文人系心国事，救亡图存，亦多慷慨激昂之文。金、元两代之文，上承唐宋文统和宋儒道统，正如元代王恽挽刘祁诗所说：“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从元好问到姚燧、虞集，大都如此。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四海鼎沸，满目疮痍。产生于元明之际的刘基的《郁离子》和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多为寓言、杂说。针砭时弊，颇见锋芒，继承发扬了中唐韩、柳等的“杂说”及晚唐皮、陆、罗讽刺小品的传统。但入明以后，号称“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为文则多润色鸿业之作，歌功颂德，雍容有度，乃明初文风之代表。他的“馆阁之文”，实开此后“台阁体”之先河。至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之文，大兴复古之风。“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标榜“文必秦汉”；“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亦主张为文“视古修辞”，摹秦仿汉。同时又有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宣扬为文宗法唐宋，世称唐宋派;其实亦主张复古，且往往以八股文的眼光看待唐宋古文。其中成就突出者是归有光，6他的文章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情真意挚，委婉动人，真正发扬了唐宋古文的优良传统。至嘉靖、万历之际，先有“异端”李贽，倡“童心”之说，反“伊洛”道统；后有公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为文标举“性灵”，反对“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氏兄弟以宏道为代表，世称“公安派”。他们的文章，可谓新体小品，无论内容、形式，均新颖可观，为散体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公安派”之后，又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此派不仅反对拟古，主张为文“独抒性灵”，而且提倡幽深孤峭，偏向“单情别绪”。散体文经“公安”、“竟陵”二派的革新，加上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人的创作，涌现出大量内容清新、形式活泼、潇洒自适、情采俱胜的短篇佳制，后世称之为“晚明小品”。这在散体文的发展史上，可谓标新立异，别开生面。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学者，为文主张经世致用，且能放言无忌。但到了康、乾之世，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迭兴文字狱，以残酷镇压的手段，迫害文人，钳制思想。散体文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这时产生了以安徽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他们以古文正宗自命，提倡通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