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散文专题教案

1先秦两汉散文专题教案第一章先秦散文发展历程教学目的：使学生从总体上对先秦文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形成轮廓。重点：文学的起源，先秦文学的形态；难点：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一、传说时期的文学：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远古时期产生的神话传说和歌谣，我们称为传说时期的文学。这些神话传说和歌谣由于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原始歌谣现在留存的主要有：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传说为尧舜时期的，但现在认为是后人伪托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尧戒》、《赓歌》、《南风歌》等；载于《吴越春秋》的《弹歌》；《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但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的保存下来。二、早期文字与书面文学的产生：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逐渐脱离了传说时期。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是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的出现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三、诗乐舞紧密结合：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举《吕氏春秋·古乐》中“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记载（新版教材22页）。《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也。”第二节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文史哲不分：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态势。先秦文学并非纯文学，某些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二、成熟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由宗教颂赞祷祝诗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颂赞祷祝诗如甲骨卜辞中的韵文、《易》卦爻辞、钟鼎铭文中的韵文等；政治叙事诗如大雅的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颂等；言志抒情诗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国风的全部。南方楚地文化孕育出了“楚辞”。产生于中原地区的《诗经》和南方楚地的“楚辞”是先秦成熟的文学作品。《诗经》和“楚辞”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三、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先秦有些文学作品，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它们或由集体创作，或经过后人加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难以确指。先秦文学的本来面目，使之存在许2多可争议之处，这也是先秦文学作品不同于后代作品之处。第三节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一、由巫到史：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夏朝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xí，“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策》）），他们也是文学的创造者。今存甲骨卜辞、《易》卦爻辞，就是因占卜行为而作。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在夏商或周初，处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应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职务也是宗教性的。一般史官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有关赐命、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史官从原始宗教中解脱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他们成为史家散文的最早创作者。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把史家散文推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二、贵族文学的兴起：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所垄断。他们掌握了知识文化，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西周也有许多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三、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贵族地位的下降和庶民地位的上升。在贵族和庶民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他们聚众讲学，影响渐大，成为统治阶级招徕的对象，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议论时政，阐述哲理，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第四节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先秦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一、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学：夏商文化以原始宗教为主，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夏商文学与原始宗教关系密切，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和夏孔甲的《破斧歌》可看出夏商时代已有完整的诗歌出现。商代诗歌《诗经·商颂》五篇颂咏祖先，歌舞娱神，都是用于祭祀。《周易》中的某些卦爻辞也与巫文化有关。巫史文化的昌盛，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所录《禹贡》和《甘誓》据说是夏代的遗文，《禹贡》列有九州岛，这种地理观念夏人是不可能有的，可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甘誓》亦是后人追记。3二、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殷商时期的浓厚的巫术色彩渐减，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社会人生。因此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的肩负起对现实的责任，所谓的史官文化也因此成熟。历史著作和说理散文因此取得了长足发展。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特征。三、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战国时期，礼乐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批评时政，互相辩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们立足现实、有自觉的创作精神。反映到为文学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貌。四、楚地文化与楚辞：楚国的屈原身遭贬谪，满腔愤懑，发为诗赋。屈赋吸取了楚文化的精华，以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子的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又一个诗歌高峰。第二章《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教学目的：本章是先秦史家之文的开端和重点。教学中要弄清：1、中国叙事散文的出现、发展和流变；2、《春秋》与《左传》的关系；3、《左传》长于记事、《国语》长于记言、《战国策》集大成的特点。重点：《左传》的精湛的叙事艺术。难点：语言艺术——辞令之美。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事记言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散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一、文本文献《周易》、《尚书》参考书：《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魏王弼注，唐孔颖达正义；《周易古经今注》高亨中华书局。《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孔安国伪传，孔颖达正义；《尚书今古文注疏》（见皇极经解）（汇集今古文，供研究用）清孙星衍。《左传》参考书：《春秋左传集解》（十三经注疏本）（晋杜预参考汉魏间贾逵、许淑、郑众、王肃等家今文观点，作集解三十卷，为现存最早最权威之古注，在全部十三经注疏中也是较好的旧注本）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及其子刘毓，孙刘寿，次孙贵（刘师培之父）三代四人陆续编撰，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先列旧注，次及本人疏证，博采众书，材料极富，为4深入研究左传之重要参考书。《春秋左传读本》王伯祥选注，选文较多，注释稳妥详细，多用旧注，为了解左传全貌之初读本.《左传选注》朱东润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选材体例以国别事件为主，侧重文学角度，每段后有评述性说明。《左传注译》杨伯峻有序文介绍左传，有并行的译文。《国语》三国吴韦昭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战国策》参考书：《战国策》东汉高诱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由于过去文学观念不同，魏晋隋唐没有整理战国策的记载，北宋时，战国策已缺11篇，高注20卷缺12卷，曾巩细心搜求民间藏本，编成33篇，即今本。）《战国策》宋鲍彪注，元昊师逆补注，通畅好读，但自作主张改动原文及次序不可取。《战国策选注》原北京师范学院牛洪恩、邱少华、孙悦春选注，天津古籍出版社，为较好之普及本。二、先秦散文兴盛的原因1、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社会制度的变迁，兼并战争的频繁，促进了散文的兴盛。2、“士”阶层的形成，文化学术散布到民间，“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成了散文的发展。3、诗歌篇章短小，不能反映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于是散文起而代之。4、竹简和书的发明，书写工具的进步，有利于散文的发展。第一节从甲骨卜辞到《春秋》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商周铜器铭文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就是甲骨卜辞，甲骨卜辞记事简单，不成系统。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趋繁的发展情况。铜器铭文有长有短，记事简单，形式一律。二、记事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1、《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大体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和政治论文的选编。《尚书》原称《书》，后被列入儒家所谓“六经”之一，故又称《书经》。一般认为，“尚”与“上”通，所谓《尚书》即“上古之书”。其所载不外乎政府的文告，君主的誓言、命令和贵族的诫词。《尚书》是汇编而成的典籍，至于由何人辑为定本，已难确考。孔子也许是“编次其事”者之一，但未必是最后的编定者。此书在先秦时以多种形式广为流传，非止一种，其文字也不尽一致。汉代以来，《尚书》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是秦始皇焚书之后由汉初经师故秦博士济南伏生所保存、传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有28篇。古文《尚书》则是汉武帝时陆续发现，用先秦“古文”书写，故名。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但后来亡逸了。今本《十三经注疏》中所载的58篇，乃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此书将伏生本28篇分为33篇，并入其中。其所增25篇，经学者们考辨，金属伪作。因此，现在研讨《尚书》，只限于今文28篇。今文《尚书》包括虞、夏书各2篇，商书5篇和周书19篇。一般认为，商书、周书虽也难免经过后人损益，但较为可靠；所谓虞、夏之书则颇可疑，恐系春秋战国时人所作。不过，那时去古未远，其记述必有所据，井非凭空杜撰，故也值得重视。《尚书》伪记事涉及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5会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时代跨度颇大，内容相当丰富。《尚书》的思想核心是商、周时代的神权政治观念。从《尚书》的记载中，不难看出这一政治观念由强调“天命神授”到主张“敬天保民”的演变过程。在殷商时代，主要强调天命神授。《商书·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商书·盘庚上》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商书·盘庚下》说：“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认为“天”和“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天子是代天行令的人，因而极端崇尚天帝神权，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周代，由于殷王朝的被推翻，现实的斗争给周初统治者以深刻教训，使之逐步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因而对传统的宗教神学作了修正。其重要标志是提出了“德”，重视并强调“敬德保民”。认为“德”即上天意志的体现，“敬德”也就是“敬天”。《周书·梓材》说：“肆王惟德用”；又说：“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周书·召诰》说：“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与此同时，周初统治者还提出了“罚”，作为“敬天保民”的补充。《周书·康诰》明确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原则，并强调“敬明乃罚”。从“天命神授”到“敬天保民”，体现了神权政治观的发展和演变。《尚书》的另一思想特点是重视总结和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在《周书》中反映最为突出。周代统治者从殷未周初的动乱中吸取了教训，增长了见识，并认真思考了前代盛衰兴亡的原因，自觉地借鉴其经验教训。《周书·酒诰》指出：“古人有言曰：‘人，无干水监（通“鉴”），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周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借鉴前代经验教训，使周代统治者不仅产生了“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新的政治观念，而且提出了用人、理政的原则、方法和勤勉治国、力戒安逸享乐的主张。这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并对后代有较大影响。《尚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兼有记叙和论说的散文集，体现了初步的艺术技巧，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它“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李耆卿《文章精义》）。其文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尚书》